器官捐贈

一個朋友看到了我駕照上的那個小小的橘色膠貼，說：“哇，原來你這麽高尚呢，還會捐贈器官。”記得當時我隻是淺淺地笑笑，對他的用詞頗不以為然。在我看來，捐贈器官是死後的事情，把自己再也用不著的東西給別人用用，本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也就談不到什麽高尚不高尚了。

 

我自己倒更願意說這是一件浪漫的事。管道升寫個《我儂詞》，“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震撼了上千年，打動了無數人，這不就是個現實版的我儂詞嘛。當我的生命結束後，還能有一些東西在其他的生命體中延續，延續著自身，也延續著他人。當我的靈魂離開時，我的心依然搏動，我的角膜依然分辨著光明和色彩，肝、肺、腎、胰腺，都能在不同的人體中繼續生機，他們不再是一掊土中逐漸發臭發爛的有機物，也不會是燃盡後剩下的一小撮灰，而是健康，是生命，是希望。

 

給駕照上貼膠貼的時候，有一條是列出希望捐贈的器官，邊寫邊樂嗬嗬地數：心一個人，肺兩個人，肝一個人，腎兩個人，胰腺一個人，這就是七條性命，再加上角膜可以帶給兩個人光明，真不少呢。知道有朝一日，如果自己去了，器官還可以繼續工作，也是一件很安慰的事吧，好像沒全死的感覺。因此於那時的我，器官捐獻是一個自然而輕鬆的話題。

 

直到一天，我碰到三個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人，這個話題才變得感傷沉重起來。他們三位都是加州器官捐贈組織的誌願者，在自己的絕症得以救治後，多方奔走、呼籲，為更多的病患能夠得到可移植的器官而努力著。聽了他們的講述，我才第一次正視器官捐獻對於病患們的意義有多大，相較於我“死去原知萬事空”的“大方”無所謂的心態，病患們是在一天天步入死亡中等待著生的希望。

 

死亡對他們來說如此之近，近到已經觸手。三位中的兩位都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進行的器官移植。除了最後咽氣的瞬間，他們已經體驗到了幾乎所有死亡的經曆。劇痛、虛弱、身體變形、呼吸困難… 看著悲痛的親人，他們甚至無力握住親人的手。

 

他們中的楊柏鬆相信灣區許多人都不陌生。他20年前做的換肝手術，灣區的多家報紙都報道過他的經曆。他帶著感恩的心情健康地渡過那之後的每一天。他先給我看的是兩張照片，生病前和康複後。印在報紙上的黑白照片，並不十分清楚，但健康後的熠熠神采清晰感人。整個談話過程中有兩次最令我感動，其中一次就是他跟我說：“我的文筆並不好，但是我還是把我肝移植前後的情形記錄下來，從病到快死，到手術後複健，再到康複以後。”我看了他的文章，用詞的確平鋪直敘，但在這種驚心動魄的事情上，多麽華麗的詞藻都是多餘的。我跟隨著他樸素平和的陳述進行了一次從走向死亡到告別死亡之旅，看著他苦苦地掙紮在死亡線上時，心隨之而糾痛。

 

另外兩位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同樣的遺傳病，如果沒有合適的肺移植，她們都會殞落在花季的年齡。盡管她們都有一段發病等待的日子，有一位甚至已報病危，所幸她們都在最後的時刻來臨前，得到了合適的器官移植，用健康的肺打跑了已經到來的死神。死亡的陰影籠罩在她們身上是雙重的，一個是自己，一個是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孿生姐妹，看到妹妹病危的時候，我想姐姐也同時看到了若幹日子後的自己，那種恍惚的絕望的心情是很容易讓人體會的。

 

第二次的感動是當談話快要結束時，姐姐指著眼角的皺紋對我說：“當我看到我出現皺紋了，不知道有多高興，從沒想到可以活到自己長皺紋的那天。”姐妹倆的年齡和我差不多，當我痛恨地看著這些慢慢爬到臉上的歲月的痕跡，日思夜想，用盡方法地試圖消除它們時，姐妹倆望著自己的皺紋滿心歡喜。“慢慢變老”這個普通人根本不想提起的話題，於他們而言是幸福的恩賜。

 

姐妹倆都是近年換的肺，幸運的是，她們捐獻者的家屬願意與她們架起聯絡的橋梁。她們與捐獻者的親屬們分享著她們生命的喜悅，從隻能坐在輪椅上，稍一走動就呼吸困難的病人，變成可以旅遊、爬山，參加遊泳比賽的選手，奇跡就是這樣自然而然地出現了。這好像也很符合我本來的“浪漫”想法：如果我發生了意外，我的親人可以看到我的器官所賦予的其他的鮮活的生命，不是一件蠻令人欣慰的事嗎？

 

據調查，每天平均有18個人因為捐獻器官的短缺而失去生命。麵對著每日在死亡邊緣徘徊的這一特殊群體，看著手術成功後積極感恩地渡過每一天的人們，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是我們每一個健康人力所能及，有可能改變他人和許多家庭命運的事。

 

一般人們對於器官捐獻有兩個顧慮。一是怕自己在假死狀態下被誤診為死亡，而摘除器官，真的喪失生命。在美國，在摘除器官之前，必需由兩位無關於器官捐贈的醫生同時判定腦死亡，否則不能放棄搶救，因此這一可能性微乎其微到幾乎不會發生。

 

顧慮二出於宗教和習俗方麵的考量。事實上，幾大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認同器官捐贈精神，梵蒂岡教廷也是接受器官捐贈的。但是各類民間習俗，尤其是亞洲的習俗，尊重死亡，尊重死者，尊重遺體。人們都不希望自己在死後被打擾，或遺體被破壞。其實，我也有這種想法，這就是我隻肯捐贈器官而不捐贈遺體的原因。如果一點小小的打擾可以挽救七個人的生命，帶給他們看到皺紋和白發的機會，我想還是值得的。

 

捐贈的合法有效途徑：登錄政府網站 www.organdonor.gov

 

小知識： 

 

1966年美國提出腦死亡是臨床死亡的標誌，並於1968年在第22屆世界醫學大會上，由美國哈佛醫學院腦死亡定義審查特別委員會提出了將“腦功能不可逆性喪失”作為新的死亡標準，並製定了世界上第一個腦死亡診斷標準，即“哈佛標準”。1970年，美國堪薩斯州率先在美國各州製定了有關於腦死亡的法規《死亡和死亡定義法》。1978年，美國製定了的《統一腦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並正式在法律上將腦死亡定義為“全腦功能包括腦幹功能的不可逆終止”。在美國，腦死亡立法與器官移植立法是分開進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於腦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國提出“哈佛腦死亡標準”的當年，1968年，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組織就倡議通過了《統一組織捐獻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簡稱UAGA），至1973年，該法案已經在全國50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統一實施。1984年，美國又通過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這樣一來，在美國，一般的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規範，而腦死亡的判定則受腦死亡法的規範；如果在器官移植過程中涉及到了腦死亡的判定與實施等問題，則要受到器官移植法與腦死亡法的雙重約束。（摘自劉長秋《試論腦死亡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