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中生眼中的64

六四那年，我十七歲。象我們這些未經過任何滄桑和政治動蕩的一代，十七歲是一個不會思考的年紀。

 

先說遊行，在六四之前，是一件很普通的有組織的群眾行為。單位和學校都經常組織遊行活動，以對大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有全套的設施方便遊行。比如說長安街人行道上有許多下水道蓋子，有活動的時候把它們圍上，蓋子打開，就是廁所。雖然我沒見識過文革中瘋狂而壯觀的大遊行，但在電視中看到過國慶節的遊行，熱鬧而歡騰。晚上可以不用睡覺，許多人湊在一起跳集體舞，還有吃有喝。六年級的時候，我也參加過少先隊的遊行，一隻肩膀背水壺，一隻肩膀背“軍挎”（軍用小書包，能擁有一隻在當時是很值得得意的），幾百人穿著白上衣，藍褲子，打著紅領巾，走過“十裏長街”，最後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聽訓話，然後解散，大家三三兩兩地坐在天安門廣場上吃東西，享受著如織遊人投來的或好奇或豔羨的目光，最深刻的印象是走得腳後跟很疼。總而言之，對於我們來說，“遊行”這個詞代表的是快樂、輕鬆，和灌鉛的雙腿。一直到六四。

 

六四的導火索大概可以上溯到胡耀邦逝世。那天的電視播出了胡耀邦靈車走過長安街的情景，雖不能媲美當年的周總理，但也有幾百上千人路邊哭泣，送行。當時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他有那麽偉大嗎？他幹嘛了？

 

記得六四的遊行最初開始是一個星期天，我和媽媽去逛街，回來的路上看到一隊大學生，打著標語，舉著校旗，浩浩蕩蕩地走在長安街上。當時第一個感覺是他們去種樹，但馬上就否定了，植樹節早過了。標語的內容已經忘記了，也許當時就沒記住，連媽媽都沒有把它當作一個重大事件的前奏，更別提“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我了，根本就沒往心裏去。隻記得媽媽好象笑著說了一句，“這些熱血青年”。

 

之後的兩個星期事態好象更好玩了，大學生們開始在天安門集結，先是北京的，然後是外地的，烏泱泱地堆在廣場上。一天晚飯後，我們全家跑到天安門去看熱鬧。學生們按學校露宿，有人聊天，有人彈著破吉它。五月的北京是美麗而熱情的，不會太冷，讓人無法在天當被地當床的狀態下入睡；又不會太熱，讓蚊子、蒼蠅一類的小生物嗡嗡擾人。看到他們，第一個反應是當大學生真幸福，可以不用上學了。當時的我上高二，已經在為高考衝刺做準備了，一見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從繁複的學習中解脫出來，湊在一起“玩兒”，還能得到大家的讚賞，別提多羨慕了。不過，當時的情景還不足以誘惑我到加入進去的地步，整個廣場臭臭的，尿臊味、汗臭味夾雜在一起。“熱血青年”的目光並不炯炯，而是看上去有些百無聊賴。激動的遊行過去了，駐紮下來後，我想他們也並不是很清楚接下來要幹什麽。爸媽問我，如果我是大學生，會不會參加進來，我很沒有救亡意識地回答他們，“不會，與其在這坐著聞臭，不如溜回家坐著看電視。”父母對我的回答是相當滿意的，認為理智。

 

我不認為自己和家人的這種思想是冷漠，或不愛國。我家的血液裏曆代流淌著離經叛道。但十七歲的我已經充分理解“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道理，不願意用我的血肉去造就旁人的輝煌。當時雖然還沒意識到後來的事態真的發展到要用血肉去鋪墊，但如果我當年是個大學生，不當嘍羅的心態一定會讓我逃過一劫的。我眼中的政治是醜惡的，不管是多麽偉大的人，客觀上造成了多麽好的影響，其腦海深處，最不可告人的主觀目的依然是個人的權利爭鬥。我無意於以各種表麵冠冕堂皇而私下卻肮髒醜陋的手段加入到這種爭鬥，就更加不願意犧牲自己去幫助別人達到目的。也就是說，我從來都沒有做別人墊腳石的“高尚情操”，既然也不願意拿別人來墊腳，唯一的選擇也就是置身事外了。

 

接下來的日子裏，每晚的新聞聯播和散步成了我家最好的消遣。個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都開始打著大旗子，在長安街上遊行，到天安門聲援。電視新聞的鏡頭天天是紅旗飄揚，人頭攢動。每個人都在充分表達著自己的一份熱忱。新聞完了之後，我們就出去散步，電線杆和路燈上帖滿了各種“小字報”，有的是作業紙，有的是卷子紙，每天都有新內容，有些是關於海外的中國報道的，有些是揭露貪汙腐敗現象的，隻可惜看過就忘了，看來當時的民主宣傳並沒有切中要害，深入我心，而揭露的現象也不是罪大惡極的讓人無法釋懷。

 

終於有一天我們學校也上街聲援了。全校總動員，高三的不參加，因為要高考。初三的也沒參加，因為要中考。這也從側麵反應了當時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並不十分嚴重，起碼沒有大到要影響考大學和好高中。我們從學校出發，以班級為單位，排成方陣再接成長龍，預計走到天安門。學生會的做了幾個長幅，此時就看出了有些未來搞政治者的小“謀略”。他們假裝不經意的專門給我們這一排一個條幅，讓朱朱打著，隻因為她是大帥的外孫女。我一向對這種“小聰明”嗤之以鼻，故意破壞，就讓朱朱去幫我取東西，自己結過棒子，成功地看到他們綠了的臉。當然我也不會有力氣抗著一個大長竿子走四個小時，就以男生力氣大為理由，轉手甩給我們班的一個男孩了。當時大家的心情是愉悅的，遊行對我們來說是一件美差，尤其是這次不用聽千篇一律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們自己在用行動譜寫愛國主義新篇章，正教育別人呢，就不用被教育了。有幾個老師負責維持秩序，我的班主任背著大喇叭一路宣傳，說明大學生們的不易及我們的熱情，一直到我半路偷溜去約會，她都沒停過嘴。當然偷溜的不止我一個，四個多小時用走的，實在有點誇張。何況在堅決禁止早戀的中國，這種大白天的陽光下的約會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機會。並非我們態度冷漠或玩世不恭，我想說明的是，當時並沒有一種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是借學生運動起家的，很多老一輩國家領導人就是組織學生運動的行家裏手。在我們所接受的曆史和政治教育中，學生運動永遠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活動，青年知識分子永遠都是新思想的代表，是推動國家民主曆程的先驅。新聞報道和社會輿論一邊倒，全力支持學生對我國的民主發展進行衝擊。每個單位，每個人都去聲援，除了有一個公開的機會表達自己的愛國熱忱外，也給平淡的生活帶來一些高尚的調劑。

 

在大家都至少聲援過一次之後，人們的生活開始恢複平靜，該上班，該上學的也都不能總耽誤自己的本職工作。我們都認為學生要回去了，可不知為什麽，學生開始絕食了。這裏我所說的“不知為什麽”是絕對意義上的“不知為什麽”。黨和國家聽到了他們的心聲，社會和輿論表示了充分的支持，接下來他們也沒有什麽具體策略，而國家不可能也沒必要一朝改變而達到理想的民主社會。

 

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搞懂他們絕食的目的是什麽。如果是為了表達新一代知識分子對民主發展的強烈願望，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那他們在絕食之前就已經達到了。所有的人都在支持他們。值得一提的是，六四的前後，北京的治安空前的好，不僅僅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所有的衝突，小到踩了腳，大到撞了車，全都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看在學生的份上。”如果是為了高層領導人的更迭，如有一個條幅寫著“鄧媽媽，快把鵬鵬領回家”。那就更不能以絕食的方式來要脅以達到目的。（當然，李鵬厚著臉皮不提出辭職也著實無恥）。

 

絕食之後，電視新聞轉調子了，不再向天安門的學生提供熱情的讚美，而是每日沉痛地勸大家不要再去聲援，以免學生們背負太多的支持而下不了台。總之，讓這些祖國未來的棟梁們先吃飯才是第一位的。記得學生要求見趙紫陽，也見到了，還是沒吃飯。到他們絕食的第三、四天的時候，開始聽說調派大批軍隊到北京了。但是我們從沒想過軍隊會開槍，隻是以為要把這些學生都抓起來了。共產黨，那個由當年的愛國學生組建的黨，居然要對付今日的愛國學生，真是有些天方夜譚。

 

在六四的前夕，應該是六月三號吧，或者就是六四當晚，新聞中開始用嚴厲的語氣警告學生，讓他們不要再在天安門廣場停留。民間的傳說繪聲繪色，說許多居民開始準備設置路障，不讓軍隊進城。然後就又有人說軍隊已經準備好乘地鐵直搗天安門雲雲。

 

六四的下午，我和媽媽去買菜，回來的路上刮起一陣怪風，旋轉著，倏忽而來，又驟然不見。我難得半仙地向媽媽預測，“這是妖風，部隊進城了。”媽媽聽了很不高興，說：“為什麽解放軍進城刮妖風？”忘了媽媽也是一名“人民子弟兵”。

 

晚上，坐在家裏看電視，家裏的窗戶朝南，也就是朝向長安街那邊。突然南麵的天象放焰火一樣紅了一大片，好象晚霞。事後想起來，也許是發射了信號彈。大概又過了十幾分鍾，響起一串劈劈啪啪的聲音，我很奇怪，不年不節的，哪放鞭炮。當兵的媽媽說，不對，這是打槍。槍聲很遠，我家離長安街有三站地呢。我們就出門去看究竟。院裏的人基本上全出來了，部隊醫院的人，個個對槍聲都是敏感的。媽媽的職業道德很好，帶著我和妹妹就往門診大樓走去，準備搶救傷員。我們院的救護車也都開出去了，往打槍的地方走。一時半會還沒有什麽人送來，大家就你一堆我一堆湊在一起轉述傳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阿姨，好象“江姐”臨就義時的表情，聲情並茂地給我們表演幾個人手拉手以肉體擋坦克的樣子，一排倒下去，又一排拉起來，好象她就是他們其中之一，其實她一直在院裏轉，哪也沒去過，什麽也沒看見。事實上，如果有人過於描述當日所見，絕對都摻加了相當的演繹成分，見到的，恐怕已經說不出來了，沒在現場的，也根本沒機會靠近。我們院的救護車，如果不是掛著軍隊的牌子，根本上不了長安街，就這樣，到五棵鬆也給轟回來了。

 

有一輛救護車回來了，後麵還跟著一輛大客車，上麵都拉著傷員。很多人上去幫著往下抬，我聽到大客車上一個女的在喊，“抬這個，別管那個，那個已經死了。”生命的無奈在那一瞬間讓我體會到了頂點，她的措詞是不帶絲毫感情色彩的，她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修飾自己的語言，隻能最直接地表達最清楚的意思。在生命、選擇與放棄中，人類發展了幾千年的修辭是多麽的蒼白！

 

就在這時，院裏開進來一輛軍車，是進城後被打散的一輛。他們看到了黑夜中部隊醫院的霓紅燈，好象看到了神跡一樣，衝了進來。開車的小兵是明智的，這從後來那些被燒毀的軍車和點了天燈的士兵上可以證實。他們沿途被丟了不少石頭，受傷了，也嚇壞了。據說那天入城的部隊都是從外地調來的，有的還是從越南前線上拉下來的，不管傳聞是否屬實，他們不了解北京城內到底發生了什麽是真的。軍車一闖進來，我們院警衛連就趕緊把他們帶到了一個地下室。院裏的兩個姑娘拿著救護車上的血衣，哭泣著朝地下室跑去，想讓他們看看所做的“好事”，但她們對上的，是同樣驚恐的眼睛。這些士兵和那些大學生都是差不多的年紀，有的還小些。他們以為是除暴安良來了，也不知為什麽，忽然成了大家的敵人。一直他們以“人民子弟兵”為傲，還是不知為什麽，“人民”現在要除他們以後快。他們一直躲了十幾天，才悄悄地從地下室出來，由我們院的車送回部隊。

 

出去拉了幾趟之後，我們院的救護車也不讓往天安門方向靠近了。其實要拉傷員也不用跑那麽遠。據說從木樨地到公主墳，地上的傷員很多，“隨便揀了就可以往回拉。”大家還都在院子裏不想回家。傷員身上的傷口開始不同，最早是橡皮子彈，後來是真子彈了。更誇張的是，有兩次轟鳴，大地震動，這無疑是在打炮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用得著這樣重型武器嗎？所以我更相信另一種傳聞，在權利鬥爭白熱化的時候，不同派係的軍隊再打仗，就是說，中國兵和中國兵在打。學生隻不過是借口和炮灰。

 

六月五號的清晨是蕭殺肅靜的。前一天大家都睡得很晚，第二天也就起得晚。白天媽媽去上班了，我很自覺地沒有去上課。據說那天還有人去上課，老師親自把他們送回家去。在自己國家的首都，沒有外族侵略，居然把自己的人民嚇成這樣。我到科裏去找媽媽玩，看到幾個醫生正在勸一個老頭。老頭推著一輛平板三輪，上麵躺著他受傷的兒子。老頭其貌不揚，小個子，白頭發，沒風度，很典型的普通老百姓。他的眼神憂鬱、無奈但執著，一定要把他的兒子拉回家去，盡管他兒子的傷還需要住院治療。他說“我不是信不過你們，可這是部隊醫院呀。”醫生們無言地目送老頭費力地蹬著三輪車緩緩離開。

 

之後的長安街被迅速地，神奇地修繕一新了，找不到一個彈孔。北京人與北京人之間從不談論六四，大家心照不宣。外地的朋友來北京，就會打發小孩去睡覺，然後關上房門，很神秘地談起那一夜。

 

再以後，就是我們這些經曆了六四，但當時懵懂的更新一點的知識分子對六四意義的反思，主要是對美國社會、政治的再評價。六四之前，美國在我們的眼中是天堂。我們看Growing Pain長大。美國家庭的溫暖，父母的民主和通情達理，美國朋友和同事間永久的情誼，美國的富足和機會，都是我們所向往的。但將美麗的麵紗撕開，後麵的確實醜惡。我上大學的時候流行過幾本流美青年知識分子對美國社會反思的書。我看過的有《第三隻眼睛看美國》和《妖魔化中國》。到美國後，發現書中的描述並不錯。美國對中國的宣傳是片麵的，負麵的。美國人不了解 中國，甚至不了解一些顯而易見的東西。比如我西雅圖的同屋就問我北京有沒有紅綠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