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挽歌的歌者
張曙光
米沃什（ Czesiaw Miiosz 1911— ）的全部詩作可以看成是一首挽歌，一首關於時間的挽歌。當麵對時間和時間帶來的一切：變化，破壞，屠殺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傷，甚 至無能為力。但他沒有忘記、也不曾放棄他詩人的職責。他試圖真實地記錄下這一切，同時也在他的詩中包含了對人性、曆史和真理深刻的思考和認知。
即使初讀米沃什，人們也會注意到，對往事的追憶和對時間的思索構成了他詩歌的特色。在他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展現出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即時間和拯救。 這就使他的詩中具有了一種曆史的滄桑感。時間的主題在很多作家那裏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但很少有人像米沃什展示得那樣充分，深入，那樣複雜多變而充滿矛盾。 這多少與他的個人氣質有關，更多取決於他的人生經曆。在早期的抒情詩中，他似乎就注意到了時間和由此帶來的變化：
黎明時我們駕著馬車穿過冰封的原野。
一隻紅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
突然一隻野兔從道路上跑過。
我們中的一個用手指點著它。
已經很久了。今天他們已不在人世，
那隻野兔，那個做手式的人。
哦，我的愛人，它們在哪裏，它們將去那裏
那揮動的手，一連串動作，砂石的沙沙聲。
我詢問，不是由於悲傷，而是感到惶惑。 ⑴
這首題為《偶遇》的詩寫於他出生的城市。詩中有著一個長長的時間跨越。那隻 “ 紅色的翅膀 ” 是在隱喻著黎明還是 “ 我們 ” 的馬車？但翅膀無疑與飛馳和時間 密切相關。田野、野兔和手的指點不過是最為普通的生活細節，哪怕被稱為 “ 偶遇 ” ，卻無形中被賦予了寓意。它們構成了過去的一切。在這裏，時間由一連串的動 作和事件構成。這些微不足道的動作和事件一旦被具有了時間的意義，它們的出現和消失就不再是孤立的了，而由此引發出一連串情緒和思索也就變得合乎情理。米 沃什感到惶惑，是因為時間永恒，無始無終，而它帶來的事物卻不能長久地延續下去。源於這種時間帶來變化的 “ 惶惑 ” ，其震撼力遠遠超出了悲傷，因為它展示了 一種未來的不確定性。在另一首詩中，他寫到了在亞述人、埃及人和羅馬人的月亮下麵季節和生活的變化。 ⑵ 一切都生生滅滅，轉瞬即逝，似乎什麽也抓不住。而人 類社會的暴力又人為地加劇了這種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世事滄桑在詩人內心造成了巨大的衝撞，使他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
咖啡館桌子前麵的那些人中 ――
它在窗玻璃閃著霜的冬日正午的庭院 ――
隻有我一個人幸存。 ⑶
甚至他熟悉的城市也在戰火中毀滅、消失了：
在多年沉默後。維羅納已不複存在。
我用手指捏著它的磚屑。這是
故鄉城市偉大愛的殘餘。 ⑷
失去家園的感覺對於米沃什來說是雙重的：地理上和時間上的。他曾經目睹了一係列觸目驚心的變化，並為之深深觸動。早年的信念破滅了，許多熟悉的人和城 市消失了，德國法西斯的覆亡沒有使和平真正到來，代之的卻是新的集權和冷戰。但幸好這種時間的變化並沒有把他引入一種虛無主義，而是使他具有了見證人的身 份。而到了晚年，他更是常常被往事纏繞，那些死者會出現在他的麵前，有時還和他對話（出於想象還是幻覺？）： “ 回憶降臨在黑暗的水麵。／那些人，似乎在一 片玻璃後麵，凝視，沉默 ” 。 ⑸ 時間的悲劇地持續上演，永不停息，並且像遙遠的回聲，時時在他的耳邊震響，使他時刻保持著警醒。
切斯瓦夫．米沃什 1911 年 6 月 30 日出生於立陶宛維爾諾附近的謝泰伊涅。當時立陶宛仍然屬於波蘭的版圖（直到 1940 年歸屬於蘇聯）。當地語言混 雜，但米沃什的家庭從十六世紀起就講波蘭語，因此，盡管此後一生漂泊不定，並精通好幾種語言，米沃什仍然把波蘭視為他的祖國，把波蘭語當作自己的母語，並 堅持用波蘭語寫作（ “ 我是一個波蘭詩人，不是立陶宛詩人 ” ）。 ⑹
切斯瓦夫的父親亞曆山大 · 米沃什，是一位土木工程師，由於工作的關係，他帶領全家走過俄國的許多地方。在一篇洋溢著詩意的散文中（《西伯利來大鐵 路》），切斯瓦夫追憶了他的父親並重新體驗他幼時旅行的的經驗（ “ 亞曆山大 · 米沃什，一位年輕的土木工程師，裏加工學院的畢業生，在薩彥嶺的泰加森林裏打 獵 ” ）。 ⑺ 中學時代米沃什在首都維爾諾度過，那時他對當時強行推行的天主教教育非常反感，曾自嘲地稱自己為一個 “ 叛徒 ” ， ⑻ 因為他從小就是在天主教的文化 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而後來對他一生產生過影響的本家詩人奧斯卡．米沃什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們應該看到，米沃什反感的是把天主教強行製度化，而並不 是天主教本身。也許今天我們應該更多地把這視為年輕人的一次反叛，而不應由此否定天主教思想對他產生的影響（積極的和負麵的）。在高中時，他翻譯過維吉 爾、奧維德和賀拉斯，這可能是他最早接受的古典主義詩歌的影響。中學畢業後，米沃什進入維爾諾大學，但攻讀的是法律，而不是文學，並取得了碩士學位（據說 他後來是伯克利大學任教的唯一的碩士，直到他們授予他名譽博士的稱號）。
在《世界作家》一書中，米沃什生談到了他最初的寫作經曆：
“ 在大學時我開始發表詩作和評論。 1931 年我和朋友們創辦了一份名為《火炬》的文學刊物，和一個同名的文學團體 “ 火炬社 ” ，號稱波蘭文壇的 “ 災難主 義詩派 ” 。我們一群人當時是左傾分子，自成一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預言全世界即將麵臨一場空前的浩劫。 1934 到 1935 年間，我拿到獎學金到巴黎讀 書，常常見到我那位 ‘ 法國 ’ 親人奧斯卡，他對我文學觀的形成有很深的影響 ” 。 ⑼
當時現代主義詩風在歐洲盛行，年輕的米沃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 1933 年，米沃什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冰封的日子》。在他早期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 到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某些影響。但他並沒有像許多現代派詩人一樣，沉溺於自我，而是對現實保持著關注，對世界的未來充滿了憂慮。至於接受馬克思主義並 成為左翼人士，也多少使我們想到了當時的奧頓。盡管奧頓的詩觀一直被視為與米沃迥然相異，但在三十年代他也同樣用詩歌預言了二十世紀的災難，並以 “ 紅色 ” 著稱。米沃什提到的奧斯卡，在他的《青年人與神秘事物》一文中有著更為詳盡的描述。奧斯卡．米沃什是一位詩人，天主教徒，也是神秘主義的倡導者。當切斯瓦 夫在巴黎見到這位文學前輩時，他已經不再寫詩，而致力於《聖經》的注釋。他對米沃什的影響並不限於詩歌， “ 奧斯卡按照衰落與懲罰（用以結束一個輪環的懲 罰）的範疇來理解人類的曆史 ” ，並把神秘主義思想灌輸給米沃什，這使米沃什的思想改變了方向。四十多年後，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米沃什列舉了兩個 對他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一個是西蒙娜．韋伊，一位熱愛上帝但拒絕進入教會的思想者，另一個就是奧斯卡 · 米沃什， “ 一位巴黎的隱士和幻想家 ” ： （ 10 ）
“ 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東西。他使我對新舊約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認識，諄諄教導我在一切心靈事物中，包括屬於藝術的一切事物，要有一個嚴格的、苦行主義的 等級製度，他認為在這些事物中，如果把二等品等同於一等品，就是一種極大的罪過。雖然如此，我首先卻把他當作一個先知來傾聽，這位先知如他所說，是 ‘ 以為 憐憫、孤獨和憤怒所耗盡的古老的愛 ’ 來愛人民的，並由於那個原故，試圖向一個衝向災難的瘋狂世界發出了警告。我聽他說，那場災難迫在眉睫，還聽他說，他所 預言的大火災不過是終究會演出的大戲的一部分。
他看出十八世紀的科學所采用的錯誤方向、一個引起塌方效果的方向，是更為深刻的原因。正如同他前麵的威廉．布萊克，他宣布了一個新世紀．．．．．． ” （ 11 ）
布萊克是更加廣為人知的先知式的詩人。他同樣對米沃什產生過影響。在二戰期間，米沃什自學了英語，讀到了布萊克的幾首詩，他感到，是布萊克 “ 恢複了我早年的狂喜，也許恢複了我真正的稟性，情人的稟性 ” 。（ 12 ）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米沃什留在了華沙，親眼目睹了納粹的種種暴行。這些噩夢般的日子日後經常出現在他的詩中，直接或戴著麵具。但他沒有選擇逃離， 而是參加了抵抗運動。在這段日子，他秘密出版了一些作品，還編輯出版了一本反法西斯詩集《無敵之歌》。 戰後米沃什被新成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任命為外交官，先後在波蘭駐華盛頓和巴黎的大使館工作。 1951 年，他申請政治避難並留在了法國。由於不能適應在巴黎 的波蘭民族主義流亡者們圈子，他最終於 1960 年去了美國，並在加裏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語言文學係任教。在伯克利，他終於安定下來，度過了一生 中最為平靜的日子。 1980 年，詩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離開故國三十年後，米沃什曾於 1981 年回到波蘭，受到了隆重的禮遇，並會見了團結工會的領導 人瓦文薩。幾年前米沃什從伯克利分校退休，居住和往來在伯克利和克拉克夫兩地。
米沃什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流亡詩人。流亡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的，無形和有形的，或者按照米沃什本人的界定，分為內在和外在的。（ 13 ）文學史的眾多事 例向我們證明了並且仍在證明，就其本質而言，一位真正的思想者或作家永遠處於一種精神上的或內在的流亡狀態，因為他蔑視和反抗著權勢和秩序，他無法使自己 的思想和心靈被局限於某個規定的領域內，永遠渴望著曆險和超越 ―― 不是荷馬筆下的尤利西斯，而更像是但丁筆下的尤利西斯。（ 14 ）在精神上沒有也不應該具 有國度。因此，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主義者，他們更加注重的是心靈和創作上的自由 ―― 自由同時意味著曆險和孤獨。正如同樣改寫了尤利西斯故事的喬伊斯所 說： “ 流亡是我的美學 ” 。但說到實際的流亡，對於米沃什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而危險的選擇。即使在納粹的占領下，每天都有被捕的危險，每天都麵對死亡，他 也沒有想到離開波蘭，因為他還能夠寫作。現在要他放棄祖國和母語 ―― 後者對一位寫作者尤其是詩人來說更是至關重要 ―― 這就意味著他將被懸置在空中，像神話 中的安泰一樣，難以從大地汲取營養。但他所做的一切更像一個悖論，放棄寫作的先決條件，隻是為了保持一顆自由的心靈，以便更好地寫作。在米沃什的一生中， 經曆了兩次重大的事件：一是戰爭，這是曆史強加給他的。兩次大戰幾乎摧毀了歐洲的文明和一代人的理想，當然也同時帶給人們深刻的反思。另一個事件就是此刻 選擇的流亡。在戰後，很多知識分子靠近左翼陣營，這其中包括了一些我們熟悉的著名的藝術家。這自然是出自對和平的渴望和強烈的反戰心理，但米沃什卻正是在 人們熱情未消的時刻選擇了流亡。這場流亡並非政治性的：他並不是一位政治人物，也不是貪戀西方的生活方式，而隻是一種寫作上的必然選擇。作為一位以真實為 生命的詩人，他必須擺脫思想上和寫作上的禁錮，必須更為自由、客觀地審視和記錄曆史和現實。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前一種流亡，他不得不選擇了後一種流亡。
在流亡兩年後出版的《禁錮的心靈》（ 15 ）表明了米沃什的立場，也對他的選擇做出了說明。他一方麵對當局推行的 “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 創作方法表示出強 烈的不滿，另一方麵也對知識分子表現出的軟弱和麻木感到失望和痛惜。 “ 我站在那些囁嚅咕噥著想表達他們孤寂無助的人群中， ” 米沃什寫道， “ 怎能在為特權階 級預留的區域中，腳下踩著地毯、欣賞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們不願我用一隻淌著熱血的手執筆，卻要我以一隻絕佳的人造手代替 ―― 辯證法的。我知道有人性的光 輝，卻永遠不敢去追尋；因為我相信人性的光輝與政治意識不同，它是在愚人、僧侶、不喜社會責任的男孩和富人的心中。我知道人有罪，卻永遠無法指出來：因為 我和我的朋友必須相信罪是曆史而非人類的產物。．．．．．但是人必須學習寬恕。我關心目前正在進行、而且將繼續進行的罪行。以輝煌新人種的名義而犯的罪； 由交響樂、合唱團歌聲、擴音機和樂觀詩歌朗誦所表達的罪行 ” 。（ 16 ）在書的第一章，他提到了 1932 年威科維茲出版的一本小說，小說中有一種 “ 墨提賓 ” 藥丸，這種藥丸包含了一位虛構的蒙古哲學家墨提賓的人生觀，一旦服下，就會對任何形而上學的思想觀念毫無興趣，認為精神追求和麵向內心的寫作是愚蠢的。當 歐洲吃了這種藥丸的人愈來愈多，他們的失敗就指日可待了。（ 17 ）盡管米沃什不是社會政治學家，但他的這部社會政治學著作還是引起了西方讀者的廣泛關注。 如果我們抽象地看待這部書，那麽，知識分子在政治高壓下的沉默正是書中所譴責的。然而，這種譴責在米沃什後來的詩作中並沒有得以充分的展現，而正好相反， 米沃什以另外一種方式表明了他的態度。他要通過他的寫作，樹立起一個正麵的積極的形象，即勇敢地麵對曆史和現實，體現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勇氣和良知：
在恐懼和戰栗中，我想我要實現我的生命
就必須讓自己做一次公開的坦白，
暴露我和我的時代的虛偽 …… （ 18 ）
盡管米沃什熟悉幾種語言，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又是在國外度過，但他並沒有放棄用波蘭語寫作。這一方麵是他意識到詩歌必須要用母語才能寫好：
“ 我自認為主要是個詩人。由於詩一定要用童年的母語寫作才能成為好詩，我便一直以波蘭文寫作 ” 。（ 19 ）
另一方麵，堅持用母語寫作，是他與自己的過去保持聯係的最好方式（也可能是唯一的），或者按另一位流亡詩人布羅茨基的說法，曾經作為劍的母語，此刻在他的手中變成了盾牌。
“ 當我決定留在西方時，我必須做出一種選擇：要麽當一個 ‘ 西方 ’ 作家，要麽堅持不渝地用波蘭語寫作，堅持我所繼承的遺產 ” 。（ 20 ）
“ 遺產 ” 既是指他的不肯放棄的母語，也同時是指他個人的經曆、歐洲的曆史和文化。在流亡的歲月中，米沃什對歐洲（不僅僅是波蘭）的曆史和文化做了進一 步的反思。當然，這種反思早在戰後寫作《歐洲的孩子》前後就開始了，但現在則變成一種使命。他也在考慮詩歌的功用和詩人的角色。如何看待二十世紀，如何看 待在理想和種族旗幟下的暴行和屠殺？詩人應該如何麵對這一切？詩歌和時代的關係以及如何在詩中表達他的時代？在 1956 年完成並於翌年出版的長詩《詩論》 中，米沃什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他對 1900 年至 1945 年波蘭的曆史文化和詩歌創作進行了回顧，這可以看作是他在流亡西方後的對自己思想的一次清理。這 部長詩受到米沃什研究者的重視，因為這不僅是流亡後他在西方寫下的第一部詩歌作品，也充分體現了他的詩歌觀。詩中他對兩次大戰前後幾所城市的描寫充滿了深 情，如 1900 年的克拉克夫：
出租車夫在聖馬利亞城堡旁打瞌睡。
克拉克夫小得像隻彩蛋
剛剛從東方的染罐中取出。
戴黑帽子的詩人們在街上閑逛。
現在沒人記得他們的名字。
可他們的手一度是真實的。
還有他們在桌上閃亮的袖扣。
侍者取來架子上的報紙和咖啡，
然後像他們一樣沒有名字地消失。
繆斯，拉結，披著拖曳的披肩，
將潤濕嘴唇，當別著她們的織物，
用一隻和她們女兒的灰燼放在一起，
或在陳列窗中的別針，下麵是沒有聲音的貝殼
和一枝玻璃百合花。新藝術的天使
在他們父母黑暗的廁所中
沉思著性和靈魂間的環節，
為他們的偏頭疼和憂鬱去維也納
（弗洛伊德大夫，我聽說，也是來自加裏西來），
安 · 希拉格正長出長長的頭發。
輕騎兵短上衣在胸前被裝飾著。
關於皇帝的消息傳到了山村：
有人在山穀看見他的馬車。（ 21 ）
對同時代的波蘭詩人也做出了評價。在指出他們缺點的同時，米沃什肯定了他們 “ 把十九世紀浪漫派的波蘭民族主義文學拉進現代世界的努力 ” ：
這裏從未有過這樣一團昴星！
雖然他們的話中有些缺陷，
一種和諧的缺陷，就像在他們的大師那裏。
變化的合唱隊並不十分類似
普通事物的混亂的合唱隊。（ 22 ）
也有對二戰時納粹罪行的揭露：
在城鎮，一顆子彈造成一個嚴酷的痕跡
在自產煙袋附近的人行道上。
整個夜晚，在城市的郊區，
一個猶太老人，拋在粘土坑裏，奄奄一息。
他的呻吟在太陽升起時才停歇。
維斯瓦河是灰的，它衝刷著柳樹
並形成淺灘沙扇形的沙礫．．．
那兒風帶來了火葬場的氣味
和一陣村莊祈禱的鍾聲 …… （ 23 ）
由於距離，過去的一切反而變得更加明晰了。這種被海倫．文德勒稱為 “ 全景鏡頭 ” 式的描述顯示了米沃什詩歌的進一步成熟。（ 24 ）詩中保持並發揚了米沃 什固有的特色：對往事的追憶，和由此帶來的困惑和憂傷。但現在這種往事不再是孤立的，而與曆史文化緊密聯係在一起。詩中沉思的調子和自省成分也得到了加 強。而這些，正是挽歌的必要因素。當然這首挽歌並不是寫給某個人，也不是寫給二戰時的死難者，而是為了二十世紀衰落的文明，為了時間和曆史，確切說，是出 於一種救贖的目的。
在一首寫於 1945 年的詩中，米沃什就曾提到了 “ 拯救 ” ：
不能拯救國家和人民的
詩歌是什麽？
一種對官方謊言的默許，
一支醉漢的歌，他的喉嚨將在瞬間被割斷，
二年級女生的讀物。
我需要好詩卻不了解它，
我最近發現了它有益的目的，
在這裏，隻是在這裏，我找到了拯救。（ 25 ）
米沃什抨擊了當時波蘭詩壇上無關痛癢、含意不清和淺顯幼稚的詩作。他相信詩歌的力量，認為好詩應該具有一種拯救的作用。但這種 “ 拯救 ” 在這時還更多停 留在一種現實的層麵上。我們似乎應該把這種 “ 拯救 ” 同他後來提出的 “ 拯救 ” 慎謹地區分開來。而在《詩論》中，米沃什對拯救有了更深的思考，在反複追問如何 才能實現拯救的同時，表示出他的疑慮：
靠什麽詞到達未來，
靠什麽詞保衛人類的幸福 ――
有著剛剛出爐的麵包的味道 ――
如果詩人們的語言不能找到
有對下代有用的旗幟？
我們至今未被傳授。我們一無所知
如何聯結自由和必需。
在 “ 自由 ” 和 “ 必需 ” 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並非易事。米沃什深知自由對一個人的重要，但他並不忽視自己對曆史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在他看來，最可怕的莫過 於遺忘。消逝了的過去並不是真正消逝，如果它們還留存在我們的記憶中。但消逝的過去一旦被遺忘，那就意味著它真的消逝了，我們也就斷絕了與過去一切的聯 係。在二戰期間，米沃什就曾想到了羅馬的鮮花廣場，想到了曾在那裏被燒死的布魯諾，一個當年被視為異端又在幾個世紀後視為真理的捍衛者和聖徒的人：
在火焰熄滅之前，
小酒館重新擠滿了人，
一筐筐橄欖和檸檬
重現在賣主的肩上。
．．．．．．
當羅馬和華沙的人們
經過殉難者的火葬堆時，
講價，大笑，求愛。
還會有人讀到
人性的消失，
讀到遺忘產生在
火堆熄滅以前。（ 26 ）
米沃什的痛苦是雙重的。他的痛苦並不在於布魯諾的被處死，而在於當時旁觀者的無動於衷和此時在這場戰爭中人們的冷漠和麻木。戰爭和不幸造成了時間的斷 裂，人們迫切需要忘記那些痛苦的經曆，以使開始新的生活。這就使時間的通道被切斷，過去和現在無法聯結，也無法通向未來。米沃什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 複過去和現在的聯係。時間具有雙重性。我們生存在時間中，隻有當死亡的到來，我們的時間才會終止，因此，時間和我們的生命密切相聯；另一方麵，時間的流逝 無情而殘酷，它帶走一切美好和有價值的東西，包括我們的生命。而戰爭和戰力帶來的暴力、破壞，又在加速著時間的這種進程。和原始的人類一樣，在米沃什看 來，語言具有一種咒語的力量，它通過複述可以使逝去的一切重現，並得到永存。這就使我們充分理解了為什麽時間成為米沃什的一貫主題，理解了為什麽在他的詩 中有著那麽多的對往事和死者的追懷。挽歌的意義不僅在於悲慟已逝的，更在於使逝去的一切通過詞語得到再生，以戰勝遺忘，使時間得到拯救（ “ 我們該怎樣守護 它？靠叫出事物的名字 ” 。《一個請求》）。（ 27 ）
在《閱讀》（ 28 ）一詩中，米沃什對曆史進行了反思。盡管他再一次肯定了文字的力量（ “ 比刻在石頭上的銘文更耐久 ” ）並能從中發現 “ 真理高貴的言 說 ” ，但通過和古老希臘文字的比較，米沃什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 那個新的紀元（指耶穌降生）／並不比昨天遙遠 ” 。一切都沒有多大的不同：恐懼，渴望，橄欖 油，葡萄酒，麵包，甚至習俗。曆史不斷重複，今天的一切無非是昨天的重演， “ 二十個世紀就像二十個日子 ” 。
“ 人類的真正敵人是概括。／人類的真正敵人是所謂的曆史 ” 。在《詩的六首演講辭》（ 29 ）中米沃什這樣宣稱。他在詩中提到了一位被人遺忘的圖書管理員 雅德維加小姐，二戰時她被困在炸塌了的房屋的掩體中，但沒有人能夠救她，她敲擊牆壁的聲音一直持續了好多天，直到無聲息地死去。生命是具體的，不能被簡化 為幹幹巴巴的數字，或曆史學家簡約而冰冷的敘述。這裏米沃什並不是要否定曆史這一學科，而要說明隻能通過藝術才能更好地還原真實的曆史。
麵對二十世紀數不清的災難，陷入深深的痛苦中米沃什也同時陷入深深的疑惑，甚至對上帝表示出懷疑和責難：
上帝真的要我們失去靈魂
隻有那樣他才能得到完美的禮物？
《大師》（ 30 ）
上帝不會為善良人增加羊群和駱駝
也不會因為謀殺和偽證帶走什麽。
他長久隱匿著，．．．
《忠告》（ 31 ）
在不幸中讚美上帝是痛苦的，
想著他不會行動，盡管他能。
《在聖像前》（ 32 ）
甚至天使，也 “ 被奪走了一切：白衣服，／翅膀，甚至存在得。（《關於天使》（ 33 ）） ” 。而：
下麵，一切都在瓦解：城堡的大廳，
大教堂後麵的小徑、妓院、店鋪。
沒有一個靈魂。那麽信使會從哪來？（ 34 ）
米沃什對待上帝的態度多少使我們想到了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 · 伯格曼。後者出身於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庭，但在他幾乎全部的作品中都反複展現了人類的痛苦和 絕望，並由此探詢人和上帝的關係。在對待上帝的問題上，米沃什有伯格曼看上去非常相似。也許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存有對上帝的某種信仰，他們的懷疑可以看作 是出自藝術家的良知，而前提正是具有或曾經具有這方麵的信仰。如果從根本上否認上帝的存在，那麽事情就變得簡單了，也就沒有必要在他們的作品反複追問（和 上帝的關係問題一直成為困惑著人類的難題）。事實上，天主教思想和歐洲的人文傳統（包括唯物論）對米沃什的思想都有深入的影響。在台灣學者鄭樹森 1980 年對米沃什的訪問時，米沃什就談到他正試圖把《舊約》譯成帶中古聖經味道的波蘭文，米沃什的朋友王紅公也談到米沃什 “ 近年來信奉天主教，很虔誠 ” （ 35 ）。在 1987 年的一次訪談中，米沃什引用了一位波蘭詩人的話： “ 上帝同意我做無神論者 ” （ 36 ）。這無疑是一個具有自嘲意味的悖論，其中的一個必 不可少的前提就是上帝存在。
當然，能否成為優秀詩人並不取決於一個人的信仰，而取決於他是否能夠忠實於自己的內心感受和真實地抒寫他的時代，即使這與他的個人信仰發生矛盾。在米沃什的詩中，上帝或許隻是事物存在的一個依據，他寧願讚美理性，因為這是人類自救的一個更為適用的武器：
人類的理性美麗而不可戰勝。
沒有柵欄，沒有鐵絲網，沒有化成紙漿的書，
和流放的判決能壓倒它。
它用語言創立了全人類的觀念，
引導我們的手，我們用大寫字母寫下
真理和正義，謊言和壓迫用小寫字母。
它把應該放在上麵的事物放在上麵，
是絕望的敵人和希望的朋友。
它不分猶太人和希臘人，或奴隸和主人，
把世界的產業交給我們去管理。
它從痛苦辭語的粗俗噪音中
解救出樸素而明晰的語句。
它說太陽下麵都是新的事物，
張開過去凍結的拳頭。
美麗而又年輕的是菲羅－索菲亞
和詩歌，她的服務於善的助手。
昨天自然才遲遲祝賀她們的誕生，
這消息被獨角獸和一個回聲帶到群山。
她們的友誼美好，她們的時間沒有終結。
她們的敵人把自己交給了毀滅。（ 37 ）
真理和正義被用大寫字母寫下，因為它們代表著人類的理性和良知。正如他所說： “ 詩歌最重要的特質是給人生經驗一種肯定的評價。我們這個世紀的詩，包括 我自己的作品，有著過多的否定和虛無。想到這點，我就覺得很悲哀，每當我們人類的曆史經驗和個人生存充滿著恐怖和苦難時，詩人們眼中的世界使成為黑暗的一 團，刻結著各種冷漠殘暴的力量。然而，在我個人的生活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險的時刻發揮了激濁揚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達出我對人類 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認我寫的詩還有點價值 ” 。（ “ 在接受《舊金山紀事報》記者摩納．亨寶森訪問時的回答 ” ）。我們也許已經注意到，作為一位目睹了 二十世紀人類災難的詩人，在米沃什後期的詩歌中，很少出現對法西斯主義和專製暴行的痛斥和鞭撻，他隻是平靜地展示和分析。這種客觀和冷靜反而使他的詩歌具 有了一種更為明晰的理性的力量。他談到他喜歡人們把他的詩稱為 “ 哲理詩 ” ，因為 “ 它表明了對於世界即十分真實的世界的某種態度 ” 。他的著眼點不僅僅是揭露 罪行，而是探討二十世紀的曆史和人性中善與惡，這就是他的詩中有著那麽多的追問，並不斷對自己進行反思、自責甚至懺悔的原因：
…… 當多年之後我回來，
我用外衣蒙住臉，雖然能夠記得
我沒有償還債務的那些人都已不在 …… （ 38 ）
正是在這種自省中，我們看到了隱藏在平靜語調後麵的痛苦和困惑，也正是通過自責，痛苦的情緒才能找到通向外界的出口。
米沃什的反思源於他內心的矛盾和痛苦，然而，他還不能算是十足的悲觀主義者，至少他的部分詩歌並非那麽沉重。他也寫過一些清新優美的抒情詩，我們可以把這視為他全部作品中的華彩樂段，也可以看作他要極力使自己從痛苦中掙脫出來的努力：
在月亮升起時女人們穿著花衣服閑逛，
我震驚於她們的眼睛、睫毛，以及世界的整個安排。
在我看來，從這樣強烈的相互吸引中
最終會引發終極的真理。
《在月亮》（ 39 ）
多麽快樂的一天。
霧早就散了，我在花園中幹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的上麵。
塵世中沒有什麽我想占有。
我知道沒有人值得我去妒忌。
無論遭受了怎樣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我曾是同的人並不使我窘迫。
我的身體裏沒有疼痛。
直起腰，我看見藍色的海和白帆。
《禮物》
噢，多好的黎明在窗子裏！鳴炮致敬。
摩西的竹筏漂下綠色的尼羅河。
凝然站立在空氣中，我們飛過鮮花：
可愛的康乃馨和鬱金香擺在長桌上。
也會聽到狩獵號角的吹奏。
無窮無盡的地球財富：
百裏香的芬芳，樅樹的色彩，白霜，鶴舞。
每種事物同時存在。或永恒。
沒被看見，沒被聽到，但它仍存在過。
沒被琴弦和舌頭表達，但它仍將存在。
草莓冰激淋，我們在天空中融化。
《驚異》（ 40 ）
當女人們穿著花衣服在月亮底下漫步，詩人在被她們強烈的吸引中，領悟到了一種終極的真理，即愛情；而從在花園裏幹活這樣一種普通的生活方式中，詩人也 感到了生命的充實；《驚異》則進一步肯定了人世的財富，即自然的美，它們並不依存於藝術和人類的語言。唯物論思想在這裏似乎得到了體現。雖然曆經劫難，但 米沃什仍然相信愛（ “ 世界應有一點點友愛 ” 。（ 41 ）），喜愛短暫的事物，因為：
有太多的死亡，這正是為什麽鍾情於
那些辮子，在風中鮮豔的裙子，
和不比我們更耐久的船 …… （ 42 ）
詩人主張並鼓勵人們去感知並享受塵世的快樂，即使這快樂是短暫的。我們不妨把這看作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 ―― 這當然很好，但真實的情況可能是，正是經曆 過一連串的不幸，正是對時間的本質有著深切的感知，詩人才轉向了普通人的生活： “ 隨著漸漸消失的時代／人們學到了重視智慧和純樸的善 ” （《契裏科咖啡 館》），或者毋寧說，他是在遮掩或說服自己忘掉內心的痛苦。因為過去的一切不斷地襲擾他，包括那些死者： “ 那些名字被抹去或踩在地上的人／不斷探訪我們 （《契裏科咖啡館》） ” 。盡管他可能真的認為生活即是幸福（ “ 讚美生活，即幸福 ” ），但人活著所要學會的不光是死亡，也是活著本身（這更像是一種無可奈何 的抗爭後的妥協）：
我曾想：這一切隻是準備
學會，最終如何去死。
……
但在我街上的一個截癱者
被他們推著他的輪椅
從樹蔭到陽光下，從陽光下到樹蔭，
看著貓，葉子，汽車的鉻鋼，
喃喃自語， “ 美好的時光，美好的時光。 ”
這是真的。我們有美好的時光
隻要時光仍然是時光。
《一個錯誤》
米沃什的風格樸素而強烈。他並不過分追求形式和外在的詩意，但他的詩具有很強的感染力。這也許是理性和道義的力量在詩歌中得以體現的緣故。他常常使用 散文化的句子，沒有更多的修飾，顯得自然流暢，有時甚至顯得直率。從表麵上看，他多少有些像惠特曼，但卻與惠特曼有著很大的不同。惠特曼的思想更多來自愛 默生，充滿美洲大陸的樂觀的情緒，相比之下甚至顯得有些自大，但米沃什卻更加明晰，沉鬱，甚至憂傷。就精神氣質講，米沃什屬於古典主義，代表著歐洲文化的 傳統。隻要你仔細凝聽，就會聽到時間腳步的回聲。
米沃什稱得上是多產，自 1933 年出版第一部詩集《冰封的日子》後，他共出版了十餘部詩集，還有幾部論文集和兩部小說。 1991 年，他以八十高齡出版 了詩集《外省》，裏麵收集了他 1987――1991 年創作的詩歌， 1995 年又出版了詩集《麵對河流》。裏麵的作品雖然明顯鬆弛下來，但詩人仍然熱情不 減。對曆史和社會現實的深沉思考更多讓位於對早年生活的追憶：
一支長笛的悲訴，一麵小鼓。
一小隊婚禮的隊伍伴著一對夫婦
走過村莊街道上的土屋。
穿著多白的緞子的新娘禮服。
要用多少攢下的錢縫它，攢了一輩子。
長笛向著幹躁的鹿一樣的顏色的山訴說。
母雞在幹肥堆上刨著。
我沒有看到它，我召喚它聽著音樂。
樂器們為自己演奏，在自己的永恒中。
嘴唇發熱，靈巧的手指彈著，那麽短的一刻。
很快這慶典沉入大地。
但聲音持續著，自發，得意，
為著曾經逗留，每一次返回，
臉頰的接觸，房屋的內部，
以及編年史沒有提到的
人類生活的細節。
《在音樂中》
這是河畔的草地，蔥鬱，在幹草收割前，
一個六月陽光裏的美好日子。
我搜尋著它，找到了它，認出了它。
青草和花朵生長在我童年就熟悉的地方。
眼皮半閉著，我承受著光。
氣味貯藏著我，所有的認識停止。
突然我感到我在消失並快樂地哭泣。
《草地》（ 43 ）
在前一首詩中，故鄉早年婚禮儀式的場麵得到了再現；後一首則是作者在多年之後在家鄉尋找童年草地的經曆。這並不能單單看作是一種懷舊，他寫下這段 “ 編 年史沒有提到的人類生活的細節 ” ，也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 曆史性會這樣展現它自身，以建築的細節，風景的地貌，甚至像使我回想起異教祖先的在我出生地附 近的那些橡樹。然而，隻有意識到我們所熱愛的一切正麵臨著被踐踏的危險，我們才意識到了時代．．．．．． ” （ 44 ）
詩人也在總結他的創作：
嗬，至高的主，你決意讓我成為詩人，現在是我
呈上報告的時候了。
我心裏充滿著感激，開始明白了
那職業的不幸。
實踐著它，我們了解了太多人類
奇異的品性 …… （ 45 ）
詩人把他一生的寫作稱為 “ 一次探險，不是為了搜尋完美形式的金羊毛，／而是尋求像必需品一樣的愛。 ” 他了解人類 “ 奇異 ” 的品性，了解他們的弱點，錯誤，甚至罪行，但他沒有放棄對人類的愛，似乎也沒有放棄希望：
在每次日出時我放棄了對夜晚的疑慮，迎接著
一個最珍貴的幻想的新的白晝。
米沃什代表了人類的良知、勇氣和道德力量。他可能是這個時代為數不多的相信真理和正義的作家。在看到這一點的同時，我們似乎也應該注意到他內心深處的 巨大的難以排解的矛盾。在米沃什的詩中，他以深刻的洞察力為我們描繪了二十世紀，他挽歌式的寫作使我們從中目睹了戰爭和專製製度帶來的混亂以及人類的傷 口，使我們意識到了時間的殘酷性， 也喚起了我們深深的思索 ―― 乃至疑慮：
但對於我們最貴的終結在哪裏？
同樣毀滅和拯救我們的時間在哪裏？（ 46 ）
我知道我會用被征服的語言說話，
比起古老的風俗，家規，聖誕節的金箔，
還有每年一次的歡樂頌歌，它並不持久。（ 47 ）
米沃什詩選》，張曙光譯，河北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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