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踏上了人生，滿身是父輩遺留的傷痕。
在上海出生，像一朵瘦弱的鬱金香，緩慢地生長，用自己的眼淚澆灌自己。
毛紀聰戴眼鏡，那個年代戴眼鏡的小學生很少。她的眼睛看上去很疲憊，話不多，沒有朋友。說實話，如果不是同桌，我也不會和她成為朋友的。
她住在漂亮洋房的二樓，家裡有高檔傢俱，還有一架鋼琴。可我不喜歡去她家——明明沒有大人，但氣氛壓抑得讓我難受。我甚至覺得，照進她家的夕陽，都比別處暗灰了幾分。
於是我不再上樓。在樓下等她，等她放好書包，出來，然後我們一起去外麵玩。
這個選擇，我當時說不清楚為什麽。後來才明白，那是一種孩子的邊界本能：維持友誼，但不進入那個讓自己不舒服的空間。
那架鋼琴，那些高檔傢俱，那個沉默的洋房二樓——那是一種“高期待、低情緒流動”的家庭能長出來的氣氛。孩子在裡麵，會慢慢變成一種樣子：很乖，但很累。毛紀聰眼睛裡的疲憊，不是睡眠不足，是那種小學生臉上不該有的、成年人式的疲倦。
石憶是另一種光。
一九八八年，她父母在中國駐某某國大使館工作，她和姑母住在一起。她家也是洋房，也有鋼琴，但那是底樓，陽光濃烈。圓角形的窗台外是一片小小草坪，牆角裡開滿了花，海棠，薔薇，牡丹。
每次隻有我們兩個人在家時，我就愛坐在鋼琴前，亂彈一氣。她邊喝水邊笑，也不說我彈得難聽。她剪著短短的頭發，瘦瘦高高，但笑容燦爛。
不過我知道，她姑母不喜歡我。所以姑母在家時，我就安靜地做作業，然後儘早離開。
走進她家的洋房，門外有一長排的黑籬笆，上麵爬滿了枸杞藤，密密麻麻。當它結滿紅色果實的時候，我們就邊走邊採了吃。那是我童年的零食——甜甜的，帶著一點點野生的味道。還有一種紅色的花，花心拔出來，輕輕一吸，也是甜的。
石憶見人從容，不怯場，愛笑。她是我的轉校生活裡，第一個主動牽我手的人。
有一天，回家路上，她告訴我，她夢到我們同時喜歡同一個男生，就在搶。我聽了很驚訝，回她說：“我不喜歡那個男生，我覺得我們在一起最開心。”她就大笑，緊緊拉住我的手。
那個夢，她其實不是在說男生。她是在問一件事：“我們會不會有一天站在對立麵？你會不會離開我？”而我給的那個答桉，讓她安心了。
後來她搬家了。
在沒有電話、沒有網路的年代，很多關係就是“一分開就是一輩子”。不是感情不深，是聯繫的成本太高。那條佈滿枸杞藤的籬笆，那雙緊握著我的手，就這樣留在了某一年的某一條路上，再沒有後續。
毛紀聰和石憶，是我童年裡兩種完全不同的光。
一個是壓抑洋房二樓的灰暗夕陽，另一個是底樓草坪上的濃烈陽光。一個沉默、疲憊，用細密的筆觸幫我模彷媽媽的簽名；一個燦爛、從容，拉著我的手走過結滿紅果的籬笆。
她們住在不同的家庭，呼吸著不同的空氣，卻都在我最需要的時刻，各自給了我一樣東西。毛紀聰給了我生存技術，以及那句“練到手不發抖為止”；石憶給了我一段童年裡難得的、身體真正放鬆過的時光。
我的童年，不多的快樂，幾乎都是同學帶給我的。我去過很多同學的家，每一個家都是一個不同的世界，每一個世界裡都有我在自己家裡看不見的東西——陽光，溫暖，輕鬆，或者另一種形式的壓抑。我在那些家裡，學著比較，學著感知，學著判斷。
那是我最早的社會學教育，沒有教科書，隻有不同的空氣和不同的光線。
今天，我的陽台上種著枸杞。
不是因為枸杞有什麽特別的功效，是因為那條籬笆，那些紅果，那個邊走邊摘、邊吃邊笑的下午。那是我的童年裡，身體最輕鬆的時刻之一。
籬笆上的枸杞，是偶然的禮物；陽台上的枸杞，是我主動種下的生活。兩者之間，隔著幾十年，也隔著一件很重要的事——主動權回來了，回到我自己手裡了。
石憶後來去了哪裡，我不知道。毛紀聰後來是否還是那雙疲憊的眼睛，我也不知道。
但那條長著枸杞的籬笆，那雙緊握著我的手，那架我亂彈一氣而她隻是笑的鋼琴——都還在。
在記憶裡，在陽台上，好好地在。
毛紀聰，謝謝妳夕陽裡的那份俠義。
石憶，謝謝妳的陽光，和妳緊握著我的那雙手。
”在那些家裡，學著比較，學著感知，學著判斷。
那是我最早的社會學教育，沒有教科書，隻有不同的空氣和不同的光線。”讚！
人生就像彗星交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