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橘子洲頭快十七年了,鳥兒經常跟我講聽來的事情。湘江水漲了又落,落了又漲。遊客一年比一年多,舉著手機拍我的臉,比著剪刀手,上傳到朋友圈。導遊的小喇叭從早響到晚:“各位遊客,這是毛主席青年時期的塑像,1925年,他32歲,在這裏寫下——”我聽慣了。也看慣了橋上的人。橘子洲大橋就在我頭頂偏北的方向。八百多米,鋼筋水泥,車流日夜不[
閱讀全文]
一
實驗室的燈是白的。
不是溫和的白,是審訊室的白,手術室的白,不需要你有任何感受的白。崔小晚坐在長條凳上,背靠著架子,聽見燈管裏有細小的嗡嗡聲,像什麽東西在裏麵不甘心地掙著,掙了又掙,沒有結果。
架子上的瓶子在她身後站著。硫酸銅,氯化汞,氰化鉀。她不用回頭也知道它們的位置,就像知道自己手背上的紋路。念研究生的師兄曾經用漫不[
閱讀全文]
##兩個一茶,一張地圖
周作人筆下的一茶躲在後園柴堆下,與無母的麻雀為伴;橫鬆和平太的一茶穿梭於江戶俳諧沙龍,嗅覺靈敏,手寫230封信。這兩個形象並非矛盾——它們是同一人格的兩個層次,而三歲喪母這一原初創傷,是貫穿全圖的斷層線。
##孤兒原型與自然的聯盟
榮格會稱之為"孤兒原型"的激活。母性容器的缺失,迫使一茶將情感投射向自[
閱讀全文]
//PS
##一
我在王司徒府上調琴,那年春天冷,梨花開得晚。
司徒待下人寬厚,我這樣的清客,平日裏隻需早晚應個卯,餘下的時辰盡可躲在屋裏調我的弦。可那幾日不同。司徒連日召我進內院,說是新得幾張古琴,要我品鑒。其實琴都是尋常的琴,司徒的心思也不在琴上。
他隻是需要有個人在旁邊,讓他不至於一個人坐著。
三月十六那日,我照例抱著琴進去,[
閱讀全文]
那個群裏有個人,被人連拍七天,一個字沒回。所有人都說他在憋大招。隻有我知道,他第七天晚上,把回複打好了,又刪掉了。他刪掉的那句話,我至今覺得,比他說出來更重。我在那個寫作群裏管日曆。每周三晚上八點,我發一條提醒,說該發文了。沒有人謝我,也沒有人問我寫不寫東西。我不寫,我就是個報時的。正因為如此,我把每個人都看得比較清楚。葦間風寫愛[
閱讀全文]
在《金瓶梅》那場永不散場的食色筵席上,應伯爵並非那個買單的人,卻是那個最不能缺席的人。他精準地卡在權力的齒輪縫隙裏,既不是發號施令的中心,也不是被碾壓的底層,而是一種以提供“情緒價值”為生的寄生生物。到了五十二回,西門慶在官場得意,應伯爵便在飯桌上通過狂啖七碗肉鹵麵、偷藏鮮物入袖、以及在雪洞外那場充滿表演欲的“捉奸”[
閱讀全文]
荊州的夜風是腥的。呂蒙的信壓在案上,已經半個時辰了。糜芳坐在那裏,沒有動。燭火也沒有動。他把信翻過去,字朝下。又翻回來。信紙邊緣有一點油漬。不是他的手。
城門的鑰匙掛在牆上,他進屋時隨手摘下來,攥著,一直沒有放回去。鐵的。涼的。
他記得父親的算盤。那是徐州,他還沒有案桌高。算盤珠子一行行撥過去,父親的手指不快,但每一顆都落得穩。[
閱讀全文]
西門慶在後院管理上的“壞”,並不是那種粗鄙的厚此薄彼,而是一種帶有上帝視角的惡意玩弄。他最精明也最陰毒的權術,是成功地將“性資源”從一種家庭義務,轉化成了一場**極其不透明的、隨時可能撤回的概率博弈**。
在第四十四回的深夜,西門慶帶酒歸來。按照常理,他要麽該去主母吳月娘房裏履行“合家團圓”的禮儀,要麽該去剛丟了金子[
閱讀全文]
在梁山那片看似快意恩仇的江湖裏,宋江與吳用的關係絕非簡單的上司與幕僚,而是一場極其陰冷、高效且各取所需的“精神共生”。如果說梁山是一個龐大的肉身,宋江便是那張負責流淚、布道、展現仁義的人格麵具,而吳用則是深藏於顱骨之內,負責精密計算、清理血跡、實施謀殺的黑暗神經。他們像是一對雙生子,在名為“忠義”的旗幟下,完成了一場[
閱讀全文]
這篇來自《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揭示了一個令所有納稅人頭疼的新趨勢:騙子們正在給AI“打工”,而你可能就是那個被精準收割的“KPI”。
---
報稅季還沒到,騙子們的“年終獎”已經提前開張了。《華盛頓郵報》理財專欄作家MichelleSingletary最近被騷擾得不輕——盡管她一分錢稅都不欠,但手機裏卻塞滿了“專業、禮貌且致命”的催[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