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文明，權力本質都是幫派？讀懂美國建國的顛覆性選擇

曆史學家比爾·費德勒（Bill Federer）深耕美國建國史，寫下幾十本相關著作，其中最暢銷的《America's God and Country》，堪稱一本按人名整理的美國建國者語錄百科。在普拉格大學的一期播客裏，他做了一件極具穿透力的事：橫跨古代以色列、伊斯蘭曆史、五月花號移民，再到近代政治策略，用一條清晰的線索，講透了“權力到底從何而來”這個終極問題，而這條線索的起點，顛覆了很多人的認知——人類五千年文明史，最普遍的政體，其實就是幫派。

 

隻不過，幫派頭子換了個更體麵的名字，叫國王。

 

我們把目光放到一張全球地圖上，就能看清這個真相。五千年裏，中國有皇帝、印度有大君、蒙古有可汗、俄國有沙皇、非洲有酋長、歐洲有國王，稱呼千差萬別，權力結構卻一模一樣：誰手裏的武器最多、武力最強，誰就能掌控一片土地；跟掌權者關係好，就能過得順遂；關係疏遠，日子就不好過；膽敢反抗，要麽喪命要麽淪為奴隸。

 

隨著時間推移，武器不斷升級，從複合弓、彎刀到火藥，掌權者能控製的地盤越來越大。等到英國國王擁有了全球最強海軍，船隻靠著特立尼達的焦油防藤壺、緬因州的木材做桅杆，所謂的日不落帝國，本質上就是一個把勢力擴張到全球的超級幫派。

 

而美國的建國，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堪稱一次權力流向的徹底翻轉：權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由統治者賦予，而是自下而上從人民手中誕生。這個顛覆性的想法，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有著明確的曆史參照——古代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後，到掃羅稱王前，足足四百年沒有國王的自治曆史。

 

希伯來共和國：人類第一個無國王的自治國家

 

大約公元前1400年，數百萬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奴役，在沒有國王統治的情況下，自主治理了四百年。這套無君主的體係，到底靠什麽運轉？核心在於，所有人都遵循同一套法律準則，形成了共同的行為底線。

 

當時的治理模式十分清晰：每個城鎮的長老，都由當地居民選舉產生，而且摩西明確要求，必須選“恨不義之財”的人，這類人根本無法被賄賂。城鎮長老負責本地事務決策，再選派代表參加部落會議，部落最終派代表進入最高公議會，形成了完整的自下而上代議製。雖然“共和國”是拉丁語，希伯來人從未用過這個詞，但這套治理結構，和現代共和製的內核完全一致。

 

到了16世紀，宗教改革家加爾文研讀這段曆史後，發現了一個關鍵真理：一個社會沒有國王，完全可以正常運轉，前提是每個人都接受法律教育，內心對上帝存有敬畏、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的追隨者加爾文主義者，進一步影響了浸信會、長老會等教派，他們摒棄了教會的主教集權製，建立起會眾自治的教會治理模式，這群人也被稱為“基督教希伯來主義者”。

 

他們對希伯來聖經的研究，深深影響了美國早期教育：耶魯大學校徽至今刻著希伯來文字，哈佛大學早年更是把希伯來語列為必修課，哈佛創始人約翰·哈佛的妻子，正是出自這類學者家庭。

 

1620年，改變曆史的五月花號出發，船上的清教徒原本計劃前往弗吉尼亞，卻被風暴吹偏航線。船長告知眾人，繼續航行風險極大，必須立刻上岸。102個乘客瞬間陷入迷茫：沒有國王任命官員，這片土地該由誰管理？總不能陷入無政府的混亂。

 

最終，他們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把教會會眾自治的盟約模式，直接用到世俗治理上，簽下《五月花公約》，寫下“我們在上帝麵前立約，組成一個公民政治體”。就這樣，美國自治政府的雛形，在五月花號上正式誕生。

 

別再誤解！政教分離原本是保護教會不受政府幹涉

 

如今很多人一聽到“政教分離”，就覺得是要把宗教徹底趕出公共生活，這其實是完全的曲解，這個概念的初衷，恰恰和大眾認知相反。

 

早年的弗吉尼亞殖民地，聖公會是官方教會，不管居民是否信仰聖公會，都要上交煙草交稅，這筆錢直接用來給聖公會牧師發薪水。其他教派備受打壓，浸信會信徒甚至被隨意逮捕入獄。聖公會教徒帕特裏克·亨利，都看不下去這種不公，主動上法庭為浸信會信徒辯護；年輕的麥迪遜和父親站在監獄外，聽到浸信會信徒在牢房裏堅持布道，也對這種宗教迫害深感不認同。

 

後來傑斐遜擔任弗吉尼亞州長，推動取消了聖公會的官方教會地位，“反廢除國教主義者”這個超長英文單詞，也因此誕生。而傑斐遜寫給丹伯裏浸信會的著名信件，核心意思是：政府無權幹涉教會的禮拜和布道內容。所謂政教分離，是把政府擋在教會門外，而不是把宗教從公共事務和政府治理中剔除。

 

美國建國者最推崇的文獻，竟是《申命記》

 

《申命記》是希伯來聖經（舊約）摩西五經的最後一卷，很多人以為美國建國理念來自孟德斯鳩、洛克等啟蒙思想家，但數據戳破了這個誤區：55位美國憲法起草者，參考的15000份文獻裏，被引用最多的不是任何啟蒙著作，而是《申命記》。

 

18世紀馬薩諸塞州留存至今的藍法典，每一條法律後麵，都標注著對應的聖經經文。如果說《創世記》講的是人類起源，《出埃及記》講的是擺脫奴役，那《申命記》就是一套完整的憲法性治理準則和道德囑托。

 

費德勒還曾協助自由委員會的馬特·斯塔弗，準備最高法院十誡紀念碑案件的法庭意見書。數據顯示，美國建國者的著作裏，十誡的每一條都被頻繁引用。1811年紐約的一樁案件中，有人因褻瀆上帝之名被罰款500美元，法院給出的理由十分直白：如果可以隨意褻瀆上帝，法庭宣誓就失去了效力，沒人再相信證人會說真話。

 

華盛頓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一旦宣誓失去了宗教義務的約束，法庭的證詞就再也沒有保障。建國者們深知，政客難免有以權謀私的機會，而對上帝的敬畏，是約束人性的重要防線。如果徹底拋開上帝，法律就隻是一群人製定的規則，順境時有人遵守，有心人總能找到漏洞鑽。

 

這也印證了約翰·亞當斯的名言：“我們的憲法隻為有道德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而製定，對任何其他人完全不適用。”而且亞當斯明確說過，自己信奉的宗教，核心就是十誡和登山寶訓。

 

在美國，公民就是國王，不投票就是失職

 

美國的製度設計裏，人民就是國家的主人，相當於“公民國王”。這個道理很簡單：一個國王如果不關心國事、不了解朝政、看不清身邊的陰謀，遲早會丟掉江山；而美國公民如果不關心政治、不投票、不了解候選人，就是失職，和昏庸的國王毫無區別。

 

但這套共和製度，也有著致命的脆弱性：它對公民的道德和素質要求極高。君主製靠恐懼維持秩序，不需要人民有自律性；而共和製的前提，是人民能自我約束、誠信投票、公正作證。一旦這個前提不成立，整個製度就會走向崩潰。

 

翻看美國憲法和權利法案，“選舉”“選舉人”等詞匯出現幾十次，卻沒有任何一條條款，規定如何保障選舉的公正性，因為建國者們從一開始，就默認公民是誠信的。

 

毀掉自由的兩種武器：恐懼和免費福利

 

怎麽讓一個熱愛自由的民族，主動放棄自由？答案隻有兩個詞：恐懼和免費的東西。

 

製造恐慌，人們就會用自由換取所謂的安全感；發放免費福利，人們就會一點點交出自由，來保住既得利益。費德勒用德州抓野豬的故事，生動解釋了這個道理：先在地上插一根木樁，撒上玉米，野豬隻顧著吃，毫不在意木樁；慢慢增加木樁，圍成半圓，最後隻留一個入口，等野豬全部進來，再關上大門，靠著製造依賴，輕鬆捕獲這群野豬。

 

這套策略並非新鮮事，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克洛沃德和皮文，就設計了一套經典策略：讓社會福利係統超負荷運轉，引發經濟動蕩，迫使民眾主動向政府求助，政府再以救助的名義，全麵掌控民眾的生活。這套理論，也成為美國前總統林登·約翰遜“偉大社會”項目的核心，讓越來越多人依賴福利，進而牢牢綁定選票。

 

其實推行社會主義，無非兩條路：要麽靠武力從外部征服，要麽靠福利讓民眾從內部主動放棄自由，後者遠比武力更隱蔽、更有效。

 

分而治之：不是口號，是操控的實用手冊

 

“分而治之”從來不是抽象的比喻，而是被反複驗證的操控手段。

 

當年比利時殖民剛果、盧旺達，當地民眾原本和睦相處，殖民者卻刻意根據體貌特征，給他們貼上胡圖族、圖西族的標簽，挑撥兩族互相仇恨、內鬥，等民眾力量被徹底削弱，殖民者輕鬆掌控了整個國家。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也用了同樣的手段。法國-印第安戰爭結束後，北美殖民者和原住民原本達成和平平衡，英國將軍卻南下煽動莫霍克印第安人，用賞金換取定居者頭皮，挑起雙方衝突，這也是《獨立宣言》控訴英國的27條罪行之一。

 

冷戰時期，蘇聯克格勃把這套手段係統化：派特工潛入目標國家，把民眾按階層、民族、宗教劃分成“受害者”和“壓迫者”，挑撥雙方對立；等衝突爆發、社會動蕩，再操控輿論指責當局，最終推翻合法領導人，扶持傀儡政權。後來美國中情局也學會了這套手法，1953年伊朗政變就是典型案例。

 

如今，這套手段在美國本土重演，社交媒體上的身份對立、鄰裏之間的猜忌隔閡，看似是社會矛盾，其實都是“分而治之”手冊的現代應用。

 

傑斐遜買古蘭經，根本不是因為推崇伊斯蘭

 

美國第一位穆斯林國會議員，手按傑斐遜收藏的古蘭經宣誓就職，很多媒體借此宣稱“傑斐遜推崇伊斯蘭”，但真實曆史完全相反。

 

當年美國商船頻繁遭到穆斯林巴巴裏海盜劫掠，船員被擄為奴，傑斐遜特意買下古蘭經，目的是研究：為什麽伊斯蘭教徒會在毫無過節的情況下，肆意奴役美國人？

 

他以駐法大使身份，當麵質問穆斯林大使，對方的回答被完整記錄：古蘭經規定，不承認伊斯蘭權威的國家都是罪人，穆斯林有權奴役他們，戰死的信徒能直接升入天堂。傑斐遜就任總統第二天，就收到的黎波裏帕夏的高額勒索，他沒有絲毫妥協，直接派遣艦隊出征。

 

曆史上，穆斯林海盜曾奴役超過一百萬歐洲人，中世紀歐洲甚至有專門的修會，負責贖回被奴役的民眾；17世紀，清教徒的商船在英吉利海峽被劫掠，船員被賣到摩洛哥為奴，就連愛爾蘭小鎮都慘遭海盜洗劫，全鎮居民被擄為奴隸。

 

移民、增長、清除：一段被忽略的曆史軌跡

 

根據穆罕默德的傳記記載，公元622年，穆罕默德被麥加人驅逐，以宗教難民的身份，進入猶太人占多數的麥地那。當地猶太人寬容接納了他，他卻開始在少數族裔中聚集追隨者，勢力壯大後逐步掌控麥地那政權。

 

隨著麥加的追隨者不斷趕來，他的勢力徹底壯大，開始縱容追隨者劫掠麥加商隊。巴德爾戰役獲勝後，穆罕默德徹底轉型為軍事領袖，隨後開始逐一清除麥地那的猶太部落：第一個部落被驅逐時，另外兩個冷眼旁觀；第二個部落遭殃時，最後一個依舊無動於衷；等到最後一個猶太部落被圍困28天投降後，數百名男性被斬首，婦女兒童被賣為奴隸。短短五年時間，曾經以猶太人為主的麥地那，再也沒有猶太人的蹤跡。

 

這段曆史，被總結為三步模式：移民、增長、清除。費德勒也舉了美國底特律的例子：早年阿拉伯移民因勤勞友善被接納，隨著移民增多，宗教領袖開始要求社區嚴格遵循古蘭經教義，一步步改變當地的社會生態。

 

遜尼派與什葉派：千年難解的血仇

 

穆罕默德去世後，權力繼承問題直接導致伊斯蘭世界分裂：他的女婿阿裏，其追隨者形成什葉派；而穆罕默德妻子阿伊莎的父親阿布·伯克爾，其追隨者形成遜尼派。680年卡爾巴拉戰役，阿裏之子侯賽因被遜尼派殺害，這場血仇延續了上千年，至今無法化解。

 

什葉派堅信，穆罕默德的第12代後裔，一個5歲的孩子，在公元874年隱遁，等待時機重現世間。而伊朗部分宗教領袖認為，隻要發動世界大戰，就能促使這位“隱遁伊瑪目”現身，進而建立全球伊斯蘭哈裏發國。這也是美國堅決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的核心原因：共產主義者擁有核武器，會考慮利弊謹慎使用，而這類宗教極端分子，是真的敢於發動戰爭。

 

文明的終極選擇：盟約，還是幫派

 

哈勃望遠鏡曾對準天空中一粒沙子大小的區域，11天曝光後，拍到了一萬個星係，每個星係都有數千億顆恒星，可觀測宇宙直徑達到930億光年，且還在不斷膨脹。

 

創造這一切的上帝，為何要創造人類？因為石頭、星係、宇宙萬物都沒有情感，動物隻有生存本能，天使隻會敬拜上帝，卻沒有愛的能力。而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上帝刻意給了人類自由意誌，不強行控製人的選擇，因為愛必須是自願的，強迫的順從從來不是愛。

 

這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根基：製度設計隻是表象，真正的內核，是相信人是按上帝形象所造，要踐行愛與責任。

 

回望曆史，人類始終麵臨同一個選擇：是堅守彼此約束、共擔責任的盟約，還是屈服於弱肉強食、服從強權的幫派？

 

這從來不是一個遙遠的曆史問題，而是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回答的現實問題。幫派體製，隻需要你盲目服從；而盟約共和製，要求每個人都扛起“公民國王”的責任。選擇不同，文明的走向就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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