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11、血色黃昏 (1)
那是絕食之前發生的一件事。
剛成立不久的“紅闖將”與“聯委（好字派）”發生了衝突，聯委找來了錦州師範學院的“好字派”組織“換新天”助威。我和張慧芳等幾個同學正在操場上的時候，一大隊人就從學校的南大門跑了進來。我清楚地看見跑在最前頭的一個人，他兩手擺動得飛快，跑的速度像運動會上的百米衝刺，特別是他的臉上滿是殺氣。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趕快摘下袖章”，我們迅速把別在衣袖上的“紅闖將”袖章摘了下來，悄悄地放進衣袋裏，然後從學校的北門溜了出去，走進鐵路醫院門診部院裏。
我們在醫院裏呆了一會兒，不知道學校裏會發生什麽事，想回去看看。剛剛從醫院的大門走出來，突然“換新天”的一夥人衝了過來，大聲質問我們是哪一派的，我們沉默著,走過來幾個聯委的同學指認了我們“糟字派”的身份。為首的那個人氣勢洶洶的走過來，手上已多了一根木棍，而且是四楞形的木棍，不由分說，對著我身上就是一頓亂棍，打在我的臉上、肩上和上臂。其它的人也跑過來，對我旁邊的同學也是一頓亂棍。我平生第一次經曆這樣的恐怖場麵，恐懼完全籠罩了我，我“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一直到他們離開，都沒有停下來。我突然對自己好失望，原來我不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我隻是一個膽小鬼啊，對做一個江姐那樣的英雄的想象突然間破滅了。
這是我在文革中唯一一次被當眾毆打的經曆，我沒有對媽媽和姐姐說過，也沒有對慧潔和劉萍說過。我從來不敢提起,但我對那個場麵一直都沒有忘，特別是那個手持棍棒打我的凶手，那張凶殘的臉。我不止一次地想，他是一個師範學院的大學生，一個注定當老師的人，也許他一輩子都做老師，那麽，他會教出什麽樣的學生啊！做他的學生，該多麽不幸！
這次挨打，沒有讓我退縮，反而堅定了我的“糟字派”觀點和在運動中鍛煉自己的決心。我想，一夥手持棍棒的大學生，不是來講道理，來平等辯論，而是來打人，這得多麽虛弱，多麽野蠻啊。這樣的人所秉持的“好得很”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們用棍棒和毒打換得了我的鄙視和憎惡。還有我們學校的“好字派”，不是用說理和辯論對待本校同學，卻“勾來”一幫暴徒以勢壓人，這算什麽左派和革命行動，我氣憤極了。
有一天,全市“糟字派”在車站廣場召開大會，喊出了“火燒吳忠，炮轟吳忠”的口號。當我們學校的遊行隊伍經過市建築公司大樓時，突然一陣劈頭蓋臉的磚頭從樓上拋下來，有的人應聲倒地。一時間，隊伍大亂，但洶湧如潮的“糟字派”很快就在領隊的組織下，對大樓上挑釁的“好字派”進行了反擊，大約有成百的人衝進大樓又衝到樓頂，磚頭瓦塊再加上拳打腳踢，一場混戰後，雙方都有一些人被打砸得頭破血流。樓上的人在喊：“上來幾個同學幫助包紮傷口！”我想也沒想就跟著人群跑到建築公司的大樓裏，找到救護包，順著樓梯又登上樓頂的曬台，給受傷者包紮傷口。“糟字派”裏有人喊“不要給行凶者包紮”，我沒理睬,一個受傷者都不放過，根本沒管他們是“糟”還是“好”。
這是我身臨其境的唯一一次武鬥。那一年，武鬥多得數都數不清：鐵委大樓，醫學院、一高中、二高中、二初中、步兵學校、海軍學校、陶瓷廠、紡織廠都發生過大規模的武鬥事件, 發生在大街小巷的武鬥更是隨時隨處可見。
一天晚飯後，我和姐姐去街上聽辯論，在上海路和人民街交界處，遇到了一場武鬥。幾個穿海軍服裝的人被一群“好字派”圍在中間，正在拳打腳踢，一邊不斷地惡聲大罵“灰耗子”。被打的是海軍通信學校“兵團”“總隊”的“糟字派”，他們是錦州市“糟字派”最有力的後盾和精華。不一會兒，他們被打得頭破血流了，但一直都沒有還手，還在和打人者講著“要文鬥，不要武鬥”的道理。最後，他們被“好字派”推上了大卡車,拉走了。姐姐被這場麵震驚得哭了，她說“好字派”真是不講道理啊，還是“糟字派”好，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這件事過後，她加入了“糟字派”。
我也一直對“糟字派”抱有這樣的看法，特別是參加了絕食和守樓，和這些同學同吃同住，同活動，感到他們或豪爽仗義，或穩重樸實，或憨厚耿直，或敏行訥言，或足智多謀，或能言善辯，或獨立思考，或才華橫溢。
有一天，我在一個街頭激烈辯論的人群中，看見了一張充滿激情的麵孔，五官清秀，脖子上圍著一條格子圍脖，前胸和後背各垂下一尺多長，特別像我腦海中《青春之歌》裏的“許寧”，他正在演講“糟字派”的觀點，慷慨激昂，煽動力極強。我回到家告訴姐姐：“我今天看見許寧了。”然後描述了那個青年的形象，姐姐說：“什麽許寧啊，那是我們學校的杜庸。”後來杜庸成了我熟悉的人，我也常常當麵背後叫他許寧。
我還看見一個常去我們家找姐姐的同學，懷中常常揣著一本書，時刻閃著機警的眼晴，行動敏捷而沉穩，特別是當爸爸媽媽一出現的時候，他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特別像一個地下工作者，讓我想起盧嘉川來。
生活在紛繁的亂世之中，我的神思總會遊離到幻覺中，把我所處的時局當成一場革命，想象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是在為一個崇高的目標而奮鬥著。不管險惡的環境如何讓我們寢食難安，東奔西逃，我都沒有動搖過做一個“糟字派”的信念，我一直都相信，這是一個和“好字派”不一樣的團體。
我校一個“糟字派”的同學候文禮在文化電影院看電影的時候，被一群“好字派”的本校學生劫持到場外，光天化日之下，毒打了一頓，打得特別重，當時就鼻青臉腫，血肉模糊。這個暴行激怒了“紅闖將”的“戰友”。緊接著，一個暴行又發生了，我們學校的老師鄧沛林，隻因為是“好字派”的觀點，跟候文禮的被打毫無關係，卻被當作了“報複”的對象，他被一夥“糟字派”劫持並打斷了踝骨，扭曲了腳掌。這是多麽殘酷的事情!兩派之間的觀點之爭竟然發展到生死之戰，變成了不可理喻的互相殘殺。
我們不是為了反對二·八社論，支持杜良，保衛新興工業嗎？可新興工業在哪裏？杜良在哪裏？從什麽時候起，這一切都遠離了我們，隻是和“好字派”成了冤家對頭，成了誓不兩立的敵人，這就是“路線鬥爭”嗎？收音機裏每天都告訴我們一個不變的“真理”:“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我們革命造反究竟改變了什麽？我滿懷革命理想參加運動，不怕吃苦，不怕受罪，離開疼我愛我的爸爸媽媽，離開舒適溫暖的家，甚至時刻想著獻出自己的青春生命，卻成了“右派勢力”成了“反軍派”。
我困惑了:我們所做的一切，意義何在？我想著兩年來走過的路，想著兩年來東奔西走，四處奔波，為了一個理想中新世界的實現，所投入的所有熱情和全部付出。可是，這個新世界是什麽樣子，它真的存在嗎？在迷茫和困惑的狀態中，我的造反熱情終於衰退下來。我不再去守樓，也不去學校，逍遙起來,但每天都會去一趟“紅闖將”守樓的據點二高中，看一眼我的好朋友柳力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