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無歌
4、考查報告
在幾個月的走訪調查後,我和姐姐寫下了這份考查報告。我們知道它無處可寄，更沒有可能發表。那就當作是寫給未來的我們自己吧。我們甚至幻想:如果同代人中也有人和我們一樣想 。。。
《條石溝考查報告》
條石大隊共分四個小隊（東、西、南、北隊），現有總人口632人，123戶。土地874畝（集體800畝，個人74畝）。其中貧農59戶，占`48%，下中農12戶，占10%，中農42戶，占34%，地富5戶，占4%。
互助組時期多數以家族、近親為主要結構，互相幫忙，幾乎沒有規範化的有領導的互助組。合作化時期，現在的整個大隊就是一個合作社，當時的社主任就是現在的大隊革委會主任。
1959年,整個大隊並入了國營林場，1961年又分離出來，在這期間發生了很多幹部多吃多占，甚至私分國家貸款、種子等事情。有一個小隊會計竟然貪汙了九千元錢（此案不了了之）。
1966年8月8日，正是《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表的日子，大隊進駐了“四清工作隊”，主要成員是解放軍204醫院的幹部。四清工作隊進駐後，建立了“貧協”“文革”組織，揭出了大、小隊幹部的上述貪汙等問題，鬥爭很激烈，大隊主任王某被罷了官。不到半年，市裏的文革工作隊被撤離時，這裏的四清工作隊也奉命離開了。公社幹部在恢複工作後，給王某平了反，1968年4月大隊成立了革委會，他又當上了革委會主任。
從建國初期開始，這裏的大隊幹部基本沒有變動，可小隊幹部的變動卻很頻繁。我們生產隊（東隊）的成年勞力已有一多半當過隊長。隊長每年都要換，幾乎沒有連任的。最短的任職時間從20天到兩個月或半年。
大隊主任（正、副共三名）和大隊書記是法定的脫產幹部，除了去公社、縣裏開會，其餘時間在大隊部裏“辦公”。多數時間是上午八、九點鍾去，下午四、五點鍾就“下班”了(因為我們就住在主任家的房子裏，還是很了解的）。他們在家時（早、晚）主要是種自留地、串親、采購等等，等等。大隊幹部和起早貪晚在隊裏出工的社員比起來，真是輕鬆極了，可是他們每年都會領取到全大隊最高的工分。今年結算，大隊主任的工分是3900分，副主任的工分是3800分，而我們隊裏的一等勞力得到的最高工分是3500分，他全年幾乎沒誤一個工，而主任同誌卻先後“撂”了兩、三個月的“挑子”。在“撂挑子”期間，他一天都沒有去大隊“辦公”，整天在自家澆園子，種菜，耪自留地。
我們到這裏已經一年多了，可是大隊的幹部們每個人參加集體勞動的時間還不到三天！我們不知道，這樣的幹部怎麽能代表貧下中農的利益？怎麽能為貧下中農掌好權？領導班子由什麽人組成，是忠心耿耿，大公無私，朝氣蓬勃，掏心為貧下中農，還是為名為利，為已為私，暮氣沉沉，代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這一點決定一切。
大隊前幾個月成立了“衛生所”，有了一個完全脫產的“赤腳醫生”，隻見他每天背著藥箱走來走去，雖號稱“赤腳”，但給社員看病時“規矩”可真多，什麽開方費（0.1元)、針灸費、注射費，買藥每次都有限量，即使1角錢的藥也要交開方費，名目特別多。社員對此議論紛紛，意見相當大。
我們生產隊已完成了全年的決算：分值為7.2分，實開6.2分，沒開出的為空額。全隊27戶,年收入(扣除隊裏分的口糧錢)超過300元的有七戶,超過200元的有11戶，全隊沒有開不出錢的人家。生產隊分糧為每人160斤,(其中高糧60斤,苞米30斤,其餘為紅薯,穀子，雜糧)，每人口糧標準為320斤，也就是說，每人要領160斤的返銷糧。
造成各戶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是勞動力的多和少。有幾家勞動力多，人口少的家庭（男勞力三人，人口四、五個），開了400多元,但這樣的人家往往口糧嚴重不足，每年需要添糧500～1000斤，就要占去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小孩多（5～6個），勞動力少（一個或一個半）或家裏有病人的家庭就成了困難戶，決算時隻能拿到不足100元，連領返銷糧都不夠。
其餘三個生產隊的情況也很不平衡，因為四個隊的耕地麵積幾乎相等，但人口卻相差很多。南隊人口是東隊的二分之一，所以他們的口糧分的就多（僅高糧每人就分了160斤）。北隊的人口和東隊相似，但果樹有3000多棵，是其它三個隊的總和，今年產果20多萬斤。不過一年來這個生產隊都是處於沒有生產隊長的狀態，所以收入也大打折扣。
每個生產隊的集體財產也少得很，每隊隻有一輛大車，兩三匹馬，五六頭驢，三十幾隻羊，一、二口豬，農具就隻有幾副木犁和給水果打藥的噴霧器了。
生產隊集體收入的來源主要是果樹、木材、編筐編簍。因為這裏土地奇缺，自留地隻有自家的房前屋後，但每家都有“自留山”，生產隊也有集體山林。每年冬天，生產隊組織社員集體上山打柴，整棵整棵的樹木被伐下來，可做蓋房用的木料（椽子、檁子）。我們每天都會看到一長隊的人背著足以壓垮身體的木料，從群山中穿過，也每天都會看到來買柴的大車,源源不斷。這筆收入很大,也來得快，一車柴（一個壯勞力五、六天的工作量）可獲取50餘元。山上的“財富”還有荊條，農閑時社員上山割條子編筐、簍、蓋簾，每天都能獲得二、三元錢。
其他的三個生產隊，砍樹，打柴都是單幹，社員每天上山猛割猛砍，大賣特賣。這個副業的收入遠遠高過從生產隊掙得的工分收入。前些天，公社下了指示，不準亂砍伐，破壞山林，社員不準私自賣柴，自留山的樹也不準動,但買賣還會在夜裏進行。聽社員說，前些年山上的樹長得相當稠密，站在樹叢中對麵有人都看不見，而現在，山上跑個野兔都看得清清楚楚。
由於集體經濟發展緩慢，社員積極性不高，我們隊上除了1966年四清工作隊來時修了一麵坡的梯田，其餘的荒地都是一百多年前開墾的。近些年果樹也沒有增加，產量不高，山林損失迅速，糧食畝產不增反降，畝產隻有100多斤。
全大隊有七、八個人讀過初中，但真正讀到畢業的隻有兩個人，絕大多數人不識字，也包括年輕人，讀過書的沒有多少人。所以隻要念了初中的人，就會當上幹部，就會脫產，離開生產第一線,最起碼也能當上民兵連長之類。這樣,在農村從事種田的人，絕大多數是文盲。所謂的“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怎麽能開展起來呢？
下鄉已經一年多了，我們深感在這裏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懂得一些學校裏得不到的真知。中國80%的人口在農村，不懂得農村，怎麽能懂得社會？不懂得農民，怎麽能說懂得了勞動人民？
農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可能根本改變一窮二白的麵貌，這還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奮鬥，至於農民的世界觀要在“經濟狀況真的全麵改變了”才能“逐步的以至於完全的改變過來。”
現實就是如此。我們應該做什麽？怎麽做？這是關係到一生走什麽道路的極其嚴肅的問題，條件無法選擇，職業無法選擇，可做什麽樣的人是可以選擇的。
我們當然想為全人類徹底解放奮鬥終生。可是，怎麽才能把願望變為現實，有些茫然。對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甚至相當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