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集體征調的1944屆各大學的畢業生在英文班結業後,被分配的工作範圍相當廣泛,而且時有變動。小到戰地服務團的戰車修理廠,大到中緬印戰場所轄三大部分,在印度緬甸的 X-Force,在雲南的 Y-Force 以及在廣西、貴州、湖南的 Z-Force 都派遣有各大學同學。1944-45年抗日戰場的幾次重要戰役,第四次長沙會戰,反攻緬甸戰役、滇西戰役、打通中印公路之戰以及湘西會戰等,都有大學生的譯員參戰。在培訓地麵部隊掌握各種兵種的新式武器方麵,後來有譯員直接講授。甚至有的譯員被派遣到美國為培訓中國飛行員和地勤機械師做翻譯。大體上被征調的學員被派遣到七個方向:1,中美合作所;2, 美軍駐華各種部隊;3, 中國遠征軍;4,美軍參與的各訓練機構;5,中國大陸各戰區作戰部門和後勤部門;6,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 7,戰地服務團。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和專家學者的文獻,被分配人數最多的單位是航空委員會,大約400 人,大約370 人被分配到中國遠征軍,來自中央大學,重慶大學,複旦大學,交通大學的 100 名學生譯員原本分配到航空委員會,後轉而分配到中美合作所。
不可否認,被征調學生在英文訓練期間確有少數人曾經產生動搖,各大學教授分別找這些同學談話,按今天的話說就是做思想工作。聞一多教授在與學生談話時,“分析了當時的抗日戰爭形勢,說明擔任譯員的重要意義,對應征的同學勖勉有力”。西南聯大負責人的後代積極參加征調,例如校長梅貽琦之子梅祖彥,訓導長查良釗之子查瑞傳等,都參加了譯員征調,起到帶頭作用,使得這些產生動搖的同學的思想迅速得到了轉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指出,“戰時征調最多為翻譯人員,受征調學生,都踴躍應征,不避艱險,完成任務,沒有一個臨征規避者”。
圖6, 抗戰期間,正在工作的大學生譯員。
前排左起: 海軍陸戰隊上尉William H. Sager, 譯員(不知姓名),指揮官M. E. Miles, 指揮官Tang En, Bo (譯音 湯恩伯)正在檢查火箭筒的使用。
(圖片來源: SACO NEWS ISSUE NO. 38, PAGE 28, MAY 2010)
圖7, 抗戰期間,正在工作的大學生譯員。
卡賓槍的課堂教學。中校George Payne,譯員 Liu Ming (譯音 劉明)
(圖片來源:SACO NEWS ISSUE NO. 40, PAGE 48, JUNE 2011)
那些分配到前線作戰部隊的同學,不僅麵臨極其艱苦的環境,還要麵臨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聞黎明先生在他的“抗日戰爭與中國知識分子”一書中引用了在密支那前線的1944屆大學生譯員盧少忱的回憶:
“隨軍戰鬥艱苦,緊張而又激烈。時值雨季,幾乎每天陰雨綿綿,經常大雨傾盆,雖著雨衣,但內衣也濕透。因雙方炮火猛烈而密集,我們不得不躲在掩蔽部裏。掩蔽部的坑約1.5米見方,半身多高。地麵的雨水流入坑中,積水過膝,兩條腿泡在水中,時間長了皮膚發白,夜晚更不能安眠,當時是瘧疾流行,毒蚊子叮咬後24小時發高燒可致命。因此,強迫每人每天吞服兩次防瘧疾的阿的平黃色藥片,長期服用皮膚呈土黃色。在沼澤地或泥濘積水的地麵上布滿螞蝗,它長達幾寸,如被他吸住皮膚,滿腔都是人血。
……
七月中旬以後,我軍日益接近密支那市區中心,日寇更加拚命死守,戰鬥猛烈,日寇死屍遍地,來不及掩埋。有的的屍體已腐爛,身上爬滿白蛆,漂浮在河溝上,河水也被汙染,發出屍體的爛臭味。當行軍趟過過半身的河水時,渾身沾滿死屍的臭味,這種感受,深刻難忘。“
還有大學生譯員在征調過程中獻出寶貴生命。(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