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在著手整理他父母房子的過程中，發出了幾張自行車相關的照片並附有一段文字，內容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一輛自行車是一筆不小的資產，對有資產的工人階級，統治階級也是要讓你交稅的。當年馬路上沒有輔警與交管，隻有夜裏出沒的聯防隊。」
小王還是那樣，穩重細致，時而幽默、時而也會自嘲一下。不過他說得一點兒也不誇張，想當年，自行車與縫紉機、收音機、手表，並稱「四大件」，要買到一輛自行車可比現在買一輛汽車難多了，因為購買自行車是要憑票的，而拿自行車票在當時的工作單位是要排隊等候的。
嶄新的自行車買好之後，得去自行車管理所敲「鋼印號碼」、領「車號牌」和「行駛證」，號碼是敲印在自行車龍頭上，車號牌是一片金屬硬照，有了行駛證才能騎車上路。除此之外憑發票還要去辦理「上海市自行車納稅記錄卡」（如圖）和一隻刻著稅號的圓形鐵皮稅牌，有了自行車後每年還要按時交稅，完稅發票上蓋的是上海市稅務局的五星公章。由此可見對自行車的管理是相當嚴格的。
我們小時候的上海，大街小巷的停車位幾乎都有專人管理，上海人把自行車叫做「腳踏車」，能騎腳踏車上班是一個家庭實力的象征，而清晨迎著微風，孩子橫坐在大人自行車的大梁上，按響著清脆的鈴鐺，是童年最值得開心的事情之一。
小王目睹這些自行車舊物件時的有感而發，也勾起我的共鳴與回憶。
小王是早年我在上海工作時的同事，是由當時的行長英國人Lans直接推薦進銀行的，所以一開始就被我們另眼相看了。
一段時間下來，漸漸地大家都注意到無論小王輪到哪個崗位學習，都很認真地與我們一樣每天快樂地忙碌著，工作上一丁點兒也沒有特殊。在小王輪到我這裏學習的時候，每天處理的開立信用證、轉讓信用證等等的進出口業務，引起了小王極大的興趣，也正是因為那時的共事，小王總說起那段「師徒關係」，我們也由此結下了二十多年的交情。
我一開始以為小王是早期的海歸，後來知道人家早已是外籍人士。那年頭年輕的小王早早地有了四隻輪子的車，我也搭過他幾次車，也知道他曾在公司做過進出口業務，為了更熟悉國際貿易整個流程的實物操作包括法令法規，是小王進入銀行工作的主要原因。
記得有一次我在下班回家的地鐵上站著，一隻手往上拉著安全拉手，隻感到旁邊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肘，側臉一看，沒想到是小王。他說汽車去保養了，所以改坐地鐵，然後又說到了站下去後騎他的「老坦克」回家。
老坦克是上海話對老破舊自行車的叫法。小王說自行車是學生時代父親給他買的禮物，那麽多年他遠渡重洋回來了發現自行車還在，他爸舍不得處理掉，現在偶爾卻也派上了用場。
我們的父輩就是這樣，拿到了票，買到了車，辦完所有手續，然後是給孩子準備的。富足一點的父母自己有舊的可以騎，騎到一次次掉鏈子一次次修理，輪胎補了又補，往往是打氣筒都用壞了，自行車還在騎。
小王的父親生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五個兄弟中排行最小，因為其中兩個去了台灣，所以留下的自然而然是成份不好的家庭。小王的父親話少、膽子也特別小，讀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被派去新疆，做了某個軍區幹部手下的秘書，這樣兢兢業業十幾年，好不容易等到機會才調回了上海，三個國內的兄弟也總算都安家在上海了。
謹小慎微了一輩子，小王的父親如今已經九十多了，得了阿爾茨海默病，就是我們平時說的老年癡呆症，已經十多年了，盡管身體一直還好，但是該忘記的都已經忘記了。小王把老父親安置在一家尚好的養老院，每天忘我地過著日子，想必他再也不用因為成份不好而擔心說錯話做錯事了。
父子情深，往往是那種不暗言語、默默無言的輸送，而不是通過平日裏的喋喋不休。
因為小王的舅舅，也就是他母親的哥哥曾經是國民黨的軍官，所以兩邊家庭成份都不好的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婚後生有一兒一女，女兒很早就來到了美國現在是一所大學的終身教授，兒子小王早年回上海進入我當時所在的銀行工作一段時間後離開，建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
上一次回上海期間，聊談中說到這些家世的小王還開玩笑地說：「如果在以前，憑著我家條件優渥，我不是少爺、也是小開。」聽得我哈哈大笑，說道：「算了吧，我們這一代沒有夾著尾巴做人，沒有輪到被批鬥已經算是很走運了。」
如今的我們都不再年輕，曾經的新自行車變成了老坦克，而老坦克也早已經退出了我們的生活，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開始處理年邁父母的東西了。
無獨有偶，我在整理父親書桌的時候也發現一張自行車的發票，而且是補開的，價格二百八十五元人民幣，上麵還蓋著一個章，印著「新購車輛一個月內領執照過期罰款」的字樣。
我家早年沒有自行車，小時候也沒見過父親騎車，但是在八十年代末，當父親終於有了票有了錢買上了自行車，提車後居然一個人從寶鋼把車騎回到市區的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為了兒女，我們的父輩都是這樣，他們一生中有過的困難、壓抑與憋屈，難以用字麵語言來表達，盡管如此，從小到大，在我們的眼裏，他們堅強又高大、用盡他們有限的力量和內心不滅的那份愛，照亮著兒女們的成長之路。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四日世界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