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其尊崇權威、服從秩序的觀念早已融入民族的集體意識，形同DNA。這種奴性基因催生了對英雄和領袖的盲目崇拜。如今，世人對李小龍的狂熱追捧，與過去對毛澤東的神化崇拜，看似不同，實則同源——都源於儒家文化的奴性，助長民粹主義，為虛幻的英雄敘事和獨裁統治站台。
李小龍與毛澤東：銀幕英雄與政治神明的套路
李小龍，香港武打巨星，憑借《精武門》《猛龍過江》等電影，以“截拳道”之名席卷全球。他在銀幕上拳腳生風，怪叫震天，痛扁洋人，點燃了無數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觀眾看他一腳踢飛十個壯漢，熱血沸騰，奉他為“東方之魂”，恨不得自己也能學兩招打遍天下。然而，冷靜想想，他的“功夫”不過是電影特效和精心編排的表演，華麗好看，卻經不起實戰推敲。所謂的“截拳道”，更像是為鏡頭設計的花架子，遠非真刀真槍的格鬥術。
毛澤東，近代中國的領袖，被塑造成“救國之神”。紅寶書被奉為聖經，語錄被當做金科玉律，億萬民眾頂禮膜拜，視他為“紅太陽”，不可質疑。他的形象被包裝成完美無瑕，功績被無限拔高，甚至連文革那樣的災難都被美化為“偉大革命”。但剝開神化的外衣，他的政策失誤導致無數民生疾苦，所謂“神明”不過是宣傳機器的產物。
李小龍的銀幕英雄和毛澤東的政治神明，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異曲同工。兩者都靠虛構的完美形象蠱惑人心，激發狂熱情緒，滿足大眾對“救世主”的幻想。這種崇拜，不是理性選擇，而是儒家奴性基因在作祟。
儒家奴性基因：盲目崇拜的根源
儒家文化講究尊卑有序、君臣父子，推崇對權威的絕對服從。這種觀念深入中國人的骨髓，形成了奴性基因，讓人們習慣於將希望寄托在“偉人”或“英雄”身上，甘願為偶像的虛假光環買單。
李小龍的崇拜，源於中國人對“強人”的渴望。近代中國積弱受辱，民族自卑感深重，李小龍在銀幕上痛扁洋人，恰好填補了這種心理空缺。他的飛踢、怪叫被賦予了超越武術的意義，成為民族自尊的象征。觀眾不問他的“功夫”是否真能打，隻顧沉醉於“東方無敵”的幻夢。這種狂熱，不是對武術的認可，而是奴性基因驅動下的集體意淫。
毛澤東的崇拜同樣如此。他被塑造成“救世主”，一句“毛主席萬歲"就能讓億萬人熱淚盈眶，哪怕文革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民眾依然盲目追隨，不敢質疑。這種神化，根植於儒家“君父一體”的觀念，人們將毛視為“天皇”，甘願為他的“偉大”犧牲理性。這不是信仰，而是奴性作祟，渴望一個全能的領袖來填補內心的迷茫。
民粹主義的陷阱：為虛幻和獨裁背書
李小龍和毛澤東的崇拜，都是民粹主義的產物。儒家奴性基因讓人們容易被虛幻的形象忽悠，甘當偶像的腦殘粉。這種崇拜不僅無助於理性思考，還為虛幻的英雄敘事和獨裁統治提供了溫床。
李小龍的“偽功夫”，表麵是個人英雄主義，實則助長民粹狂熱。他的電影以“東方打敗西方”的敘事，點燃民族自豪感，但這種自豪是空洞的，掩蓋了現實的無力。觀眾看完電影覺得自己也能拳打美帝、腳踢日寇，卻忘了真正的強大需要國家走向現代政治文明來實現，而不是銀幕上的怪叫。統治者樂見這種狂熱，因為它能轉移民眾的不滿，讓大家沉迷於虛幻的“強”，忘了現實的苦。
毛澤東的神化更是如此。他被塑造成“萬能救星”，讓民眾不敢質疑，甘當順民。這種崇拜為獨裁提供了土壤，讓人們為他的政策失誤辯護，甚至將文革的災難美化為“革命壯舉”。儒家奴性讓人們習慣於膜拜“君父”，民粹主義則將這種膜拜推向極端，陷民眾於愚昧。
儒家奴性基因的惡果
李小龍和毛澤東的偶像崇拜，歸根結底是儒家奴性基因的惡果。人們沉迷於虛幻的英雄和領袖，忘了用理性去審視真相。如果不打破這種奴性，盲目崇拜的鬧劇還會繼續上演。
李小龍的“功夫”可以欣賞，但別當真；他的電影是藝術表演，不是武術教科書。盲目膜拜隻會自欺欺人。真正的強大，不是靠銀幕上的飛踢，也不是靠神壇上的語錄，而是靠理性和真相。
擺脫儒家奴性的桎梏，拒絕民粹主義的洗腦，我們才能真正站起來，不再為虛幻的偶像和獨裁的權謀站台。醒醒吧，別再做奴性基因的俘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