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祭
1989年6月4日那個夜晚，和隨後的黎明，從未遠去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曾一度走向市場化、多元化。但近十餘年間，尤其是習近平連任之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正在係統性地“脫軌”——不是向現代國家治理邁進，而是加速倒退，正式踏上重返毛澤東時代的道路。
從經濟邏輯、權力結構、社會動員方式，到思想控製與對個人財產的態度，這一輪“新時代”正在剝去現代社會的表皮，露出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的舊式鐵血本相。
一、地方政府攤派複辟，“文旅”成了新時代“大躍進”
近兩年，各地興起所謂“文旅開發熱”：美麗鄉村建設、古鎮改造、景區重建、打卡地塑造——這些名目繁多的“旅遊+”項目，表麵是發展經濟，實際上卻成了地方財政危機下的掩體與籌資工具。
最近，在一些地方，村委開始向村民要求“自願捐款”或“貸款入股”，參與到村莊景區改造中。每戶攤派數萬元至十餘萬元不等，名義是“共建共享、振興共富”，實質是將項目成本粗暴轉嫁給毫無風險承擔能力的普通百姓。
二、旅遊項目攤派是對市場邏輯的公然背叛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旅遊項目是一種高投入、高風險、強運營依賴的投資行為。其本質上應由專業企業、資本或政府財政來承擔，而不應轉嫁給沒有經營經驗、沒有退出機製、沒有回報渠道的普通農民。
政府所謂的“村民投資景區項目”，在本質上具備以下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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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收益錯位：
村民要出錢承擔投資成本，卻無決策權、無退出權、無股權保障，項目失敗隻能自負盈虧。 -
產權不清晰：
出錢之後，多數村民無法獲得明確的物權或經營權，往往隻是修了幾麵牆、粉了幾棟房，真正運營和盈利部分仍被村委或“合作方”掌控。 -
非市場籌資行為：
村民並非自由市場上的投資者，而是被動接受攤派任務，有的甚至直接被威脅“影響低保”“影響入學”。 -
項目決策脫離市場機製：
缺乏成本-收益評估，純靠上級領導拍腦袋，規劃浮誇、定位脫節，最終導致大批“空心景區”“紙板古鎮”爛尾收場。 -
摧毀私有財產神聖性：
將百姓的個人積蓄、房產抵押或勞務強行“集體使用”，模糊公私邊界，造成財產安全的製度性崩塌。
換言之，這種攤派式開發項目，並不是振興農村經濟，而是利用“文旅”名義行變相征稅與剝奪之實，是對市場邏輯和產權製度的雙重否定。
三、人格崇拜複燃，毛式宣傳再度統治公共空間
毛澤東時代的“早請示晚匯報”早已遠去，但今天的中國又一次走上了對最高領導人全麵造神的道路。從小學教材到公務員考試，從街頭標語到官媒頭條，“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無所不在、無所不包。
凡事“學習總書記講話”，凡事“貫徹習思想”，網絡熱搜天天置頂。任何質疑都可能被視作“攻擊黨和政府”“涉嫌尋釁滋事”，言論審查空前嚴厲，社交媒體、課堂、播客、出版物統統納入控製體係。公民社會的最後一點自我表達空間，正在被鐵網包圍。
四、“私營經濟靠邊站”，共富口號下再造“全民所有製”
中共已經明確表態要加強黨對民營企業的領導，互聯網巨頭被清洗，房地產企業接連爆雷，教培行業一夜歸零，平台經濟“自斷根係”，國企回潮。民營企業主失去信心，大量中產階層選擇“潤”出國門或緊縮消費。
這一切的深層邏輯，就是：
私營經濟不是被承認的市場主體，而是國家可以調度和壓榨的“附屬部件”。
這是一種變形的“新公有製”，是毛時代“計劃統製經濟”的現代翻版。
五、國家機器強控下，群眾隻能“自願”參與“犧牲”
無論是旅遊攤派、疫情封控，還是儲戶凍結、村鎮銀行暴雷、強拆強遷，每一次危機都昭示著同一個現實：
個人財產不再安全，個人權利不再神聖。
過去人們以為“計劃經濟不會回來”，現在卻發現不僅回來，而且穿著“治理現代化”的西裝，打著“高質量發展”的旗號，以更加複雜的方式卷土重來。
這正是毛式統治的核心手段：以集體意誌、政治合法性為壓艙石，擠壓個體的生命、財產與思想自由。
六、結語：不是複古，是製度在自我縫合傷口
中國之所以“回到毛時代”，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曆史倒退那麽簡單，而是整個體製在麵對財政崩塌、官僚潰散、市場失控、信任斷裂時的一種本能防禦機製。
它不會因為“理性討論”而改變方向，因為它根本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它也不會因為“危機信號”而自動糾偏，因為糾偏意味著權力的自我克製，而這恰恰是這個係統無法做到的。
所以，它隻會繼續向下，直到社會動能耗盡，直到新一輪的劇烈斷裂到來。
在這個意義上，2025年中國社會釋放的，不隻是“回到毛時代”的信號，而是製度崩壞前夜的哀鳴。
改開幾十年成果一朝喪盡的現實寫照，獨裁特權不死，民族苦難無窮。64從未遠去，上一代未竟的使命，終將由下一代人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