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曆史中,有一種權力循環早已深入骨髓,那就是:以暴易暴、殺功臣、清異己、重新製造一個暴政體製,再等下一波草莽來推翻。這一模式不僅令人痛恨,更讓人絕望,因為它反映出一種製度性失敗:權力無法合法繼承,隻能通過流血接力。而每一代“開國皇帝”,幾乎都是小人、賤人、文盲、流氓的綜合體。
我們翻閱中國史,無論是劉邦殺韓信、朱元璋屠胡藍,還是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看似講究文治,其實都是對軍功集團的赤裸鎮壓。這些“開國之主”,深知自己的上位方式非法,因此越怕別人重複他們的路。於是,最先倒黴的一定是那些曾出生入死、手握兵權、甚至還講點義氣的老兄弟。
這跟西方中世紀的君主形成鮮明對比。雖然王權神授未必靠譜,但軍事貴族在許多情況下擁有被承認的繼承權與獨立地位。法國的諾曼底家族、英格蘭的約克與蘭開斯特,鬥得你死我活,但一旦登基,絕不會第一時間誅盡支持者,而是拉攏、妥協、賜爵,形成一種“血統加契約”的權力平衡。
武力推翻暴政,在特定曆史條件下或許是必要之惡。正如當下對中共的反抗,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為了誰當皇帝,而是為了終結這個極權怪物的統治。問題是:推翻暴君之後要幹嘛?中國曆史太多次證明了,沒有後續秩序重建的武力革命,隻是新一輪的黑暗前夜。
大陸的悲劇在於,政權太容易更替,卻從不反思“合法性”的問題。打贏就是爹,活下來就是理,哪怕你是殺父弑君、火燒鄰裏,隻要最後坐穩龍椅,一切都可被粉飾。而這種心態本質上反映的是政權對“繼承權”與“製度規範”的蔑視。
看看隔壁日本,天皇製度並不是民主典範,但起碼形成了“萬世一係”的象征性傳承。你可以說那是裝飾品、是橡皮圖章,但它維係著一種文明傳承:政權不能隨便推倒重來,不能說換就換,不能說你殺了前朝就是英雄。
西方貴族製、憲政君主製、共和體製等製度發展脈絡,雖然曆經血戰,但逐步確立了“權力不可濫用”、“權力需經授權”、“權力要可繼承”的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在中國土地上被屢次踩在腳下,換來的隻是一個又一個以暴製暴的新暴君。
我們今天反對中共,是因為它是現存暴政。但我們不能陷入曆史的惡性循環,推倒一個暴君,結果又扶起另一個“新時代英明領袖”。真正的破局之道,是建立一個合法性可以持續、權力可以製衡、政體可以進化的秩序。
必須告別“誰拳頭硬誰當皇上”的草莽邏輯。必須承認:合法性並不來自槍杆子,而來自程序、公義、製度、承認與製衡。
相較之下,西方尤其是中世紀歐洲,國王往往不是一戰定天下的草莽,而是:
出自某個貴族係統,合法性有教會或血統加持;
與地方貴族共享某種程度上的權力(如英格蘭的貴族議會製);
騎士、軍功貴族的存在能長期延續,甚至形成家族世襲軍功的傳統。
這讓西方王權天然具備一定容納功臣的機製,形成某種“政治貴族共同體”,哪怕彼此鬥爭,也不至於像中土那樣你死我活地清洗到底。
每次有人問“你希望中國再出一個明君嗎?”我隻想冷笑。我們不需要明君,我們需要不再有君。大陸曆史中最可怕的,不是某個昏君、暴君,而是整個“皇帝-草莽-奪權-殺功臣-再輪回”的體製魔咒。
如果我們不能終結這個循環,我們就會永遠是流血的看客、被榨幹的韭菜、以及每一場改朝換代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