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並不是指揮員的助手,他們的職責從來不是「協助作戰」,而是「監督與製衡」。政委的核心任務是確保部隊忠於黨中央、忠於總書記,哪怕是在戰場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政委仍有權否決軍事命令。簡而言之,他是中共派駐軍隊中的“黨代表”,是體製意誌的化身。
這種製度的根源可追溯至蘇聯紅軍時期的政治委員體製,但中共加以變本加厲,幾乎將所有軍隊關鍵職務一分為二:軍事指揮員 + 政治監督員。這種做法使得軍隊任何層級的決策都必須通過“黨性”過濾,極大地削弱了軍事效率,也讓真正懂戰爭、打過仗的軍官被長期邊緣化。
“政委”不僅僅是軍隊的羈絆和毒瘤,更是中共極權統治下壓迫性質決定的必然產物。在這樣的政治體製下,軍隊無法像正規軍那樣靠戰鬥力自我驅動,而必須依靠政治壓製來維持所謂的“紀律”和“忠誠”。沒有政委的嚴密控製,軍隊隻會更加渙散,戰鬥力更加低下。
從某種意義上講,政委不是戰士的後盾,而是士兵頭上的刀。他們主導思想教育、政治學習、情報通報和組織管理,甚至能左右軍中升遷與處分。指揮員如果政治上不夠“可靠”,哪怕戰功卓著,也可能被打入冷宮。彭德懷、劉伯承、粟裕,甚至林彪的遭遇,都是例證。
最典型的代表,是鄧小平。盡管他並非戰場上的一線將領,但卻長期掌握軍隊的人事任命與大政方針。1989年六四鎮壓事件中,正是這位“沒有直接戰場功勞”的老人,公然表示:“我們當年在戰場上殺的人多了,這點人算什麽。”這句話不僅體現了他對生命的蔑視,更暴露了中共政工幹部的冷酷本質。
在納粹德國與蘇聯交戰時,曾頒布過一條“政委令”:對俘虜的紅軍政委,一律處決。
即使是窮凶極惡的納粹,也本能地對共產黨的政工係統感到厭惡。
中共軍隊內有個不成文的潛規則:打仗不如表忠,帶兵不如“帶黨”。許多軍中高層如張又俠、李作成、何衛東,其晉升軌跡幾乎都與黨務工作密切相關,而不是作戰能力。他們通過政工路線起家,而非軍事戰功。
這導致中共軍隊在麵對真實作戰時往往問題百出。例如中印邊境衝突中的高原盲目衝鋒、對“戰鬥英模”的虛假塑造,都與政治壓倒專業密切相關。軍官們優先考慮的是“站穩政治立場”,而非戰術是否合理。
如果未來真的發生與中共軍隊的正麵戰爭,首要任務應是摧毀其政工體係。因為隻有瓦解這個「權力中樞 + 思想控製」的網絡,軍隊才會失去統一思想動員的能力。一支充滿懷疑、矛盾、恐懼的軍隊,才更容易失去戰鬥意誌。
軍事鬥爭的本質,是摧毀對方的“組織力”與“心理堅韌”。而中共軍隊的組織力核心,不在於武器裝備、戰術體係,而在於“黨指揮槍”的全控架構。
很多人把中共軍隊想象成一支高效、冷酷、能打硬仗的隊伍,但真正了解其結構的人會明白:這是一個極度政治化的機器,每一個子係統都被納入黨務考核,每一次戰術執行都可能因政治標準而走樣。
而政委,就是這個體製中最關鍵的“齒輪”。隻有識破這套結構,識別誰才是軍隊真正的控製者,才能在戰略上真正看清這個對手的軟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