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等共諜把蘇日矛盾轉化成中日戰爭

 

中共官方稱史沫特萊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上個世紀史沫特萊不僅與斯諾和斯特朗一樣上了紅色郵票，而且因與朱德有不明不白的關係成為紅色宣傳片的男女主角；還有大陸作者把史沫特萊與王炳南的德國妻子王安娜一起視為宋慶齡的洋秘書加以美化；這個世紀，史沫特萊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紅色宣傳片的配角，不僅當選中共的一百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而且還名列自稱鳳凰的中共海外電視台宣傳的十個“紅色中國的外國人士”。

這十人除史沫特萊、斯諾和斯特朗外，還有俄國人鮑羅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華、美國人馬海德、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美國人愛潑斯坦和德國人李德。但無論他們來自哪國，以什麽為業，他們都受共產國際（又叫第三國際）操控，為共產黨篡奪中國政權出過力，是共產黨的走卒，而不是中國人的朋友。因為中國人都遭受赤禍，即使身為共產黨的功臣在紅色中國也無不飽嚐苦頭，唯毛澤東例外。

 

在共產黨的白人走卒中，史沫特萊尤其無恥。即使是鳳凰台播出的紅色宣傳片也不得不承認 ，史沫特萊違背常理，在被強奸後，居然公開宣稱她因此有了“性的覺醒和滿足”。就是說，史沫特萊缺乏羞恥心，樂於被虐待，是個洋賤貨。她投入共產國際的懷抱不奇怪，因為共產黨是恐怖組織，需要虐待的對象。

 

通過以史沫特萊為例的無恥洋人，可以了解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非法活動和相關人員。

 

 

與宋慶齡同行

史沫特萊（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貧窮，父親是礦工，母親早逝，姨媽是妓女；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親是暴發戶，母親是大家閨秀，家境富裕。表麵上，她們的區別很大，但實質上，卻大同小異，都屬反傳統反道德的紅色女性。

 

史沫特萊自己的婚姻破裂後，到紐約結識印度共黨領導人恰托，成為其情婦。與孫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沒有因為新歡而拋棄老妻。史沫特萊與宋慶齡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與此同時，她們也都是紅色恐怖主義的幫凶。

 

《史沫特萊的多重生活》的作者普萊斯在專文《史沫特萊，為誰的事業而奮鬥？》中，講述了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史沫特萊時，覺得她受到不公正對待，同情她，試圖為她寫傳，幫她申冤。好在普萊斯有職業道德，麵對各種事實，比如蘇共當局對史沫特萊作品的高度評價等等，她“願意承認史沫特萊是個狡猾和高超的間諜”。普萊斯還發現，“雖然我知道這個非同尋常的女人為共產國際和中國的蘇維埃軍事情報做出重大貢獻，俄國人像中國人一樣，並沒有承認她為他們做的秘密工作。” 是啊，中共官方包括大陸學者都不承認史沫特萊是共特。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萊在紐約被控違法，入獄六個月。雖然罪證確鑿，她卻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所以，普萊斯斷定這個時候史沫特萊“已經成為欺騙高手”。

 

二十七、八歲時，史沫特萊隨恰托移居歐洲共運的中心柏林。在那裏她結識共產國際成員德國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俄國人雅各·馬婁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是共黨在德國的宣傳員，曾於一九二五年以“幫助在饑餓中罷工的中國工人”等口號募得二十五萬美元。後者的官方身份是蘇聯駐柏林大使館工作人員，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歐洲區頭目，後來還成為蘇聯軍事情報組織的重要人物。馬婁夫－安布拉莫夫出麵建議派史沫特萊前往中國，幫助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間諜網。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萊就到過莫斯科。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萊再次去蘇聯，並從那兒與一位小秘兼情夫進入中國。對此鳳凰台的史沫特萊宣傳片也有披露。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萊在柏林寫作的英文自傳《大地的女兒》發表。從中可以斷定史沫特萊與魯迅一樣都是屬於心懷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到紐約後，麵對他人的財富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這個大城市，痛恨這從工人身上剝削來的財富。我在四十二號街和五號街上停下來看著那流水般的汽車，許多汽車的價錢比我一生所能賺的錢還要多。懶洋洋地躺在這些汽車裏的人，他們一生中連一天工也沒做過，將來也不會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並不是單純地寫下一些字句。我寫下的是人類的血和肉。在我的經驗和信念中，有著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這種仇恨和痛苦的經驗決非筆墨所能增減的。”

 

一九三二年，這本宣揚仇恨、鬥爭與性解放的自傳就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楊杏佛（楊銓）雖然認識到作者是個“完全未受宗教勢力和道德觀念熏陶的野女子”，但並不影響他給此書的中文譯本寫序，可見這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品位低下，難怪他會支持剝奪他人財產的共產主義，讚成視貞操如敝屣的女性主義。此書還由史沫特萊在上海結識的另一名共產國際間諜尾崎秀實譯成日文出版。

 

宋慶齡則在國民黨清黨剿共後，與曾代孫中山與俄共聯絡的陳友仁一起站在了國民黨的對立麵，並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蘇俄，受到厚待。鄧演達於十月抵達莫斯科後，他們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底，在南京政府因蘇聯支持在南昌等地的共產恐怖活動而與其斷交時，他們又一起譴責中國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萊與宋慶齡第一次相見並合作。

 

當時外界報道陳友仁與宋慶齡象蔣中正和宋美齡一樣結婚。但史料證明陳友仁去了巴黎，而宋慶齡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追隨鄧演達（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到了柏林。據《最後的女皇》的作者帕庫拉（Hannah Pakula）稱，有人認為鄧演達與宋慶齡相戀。試圖以武力倒蔣的鄧演達寧死不屈可能是宋慶齡全力支持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的一個原因。史料顯示宋、鄧兩人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而鄧演達有離婚的打算。

 

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資巨大、曆時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回國出席葬禮，史沫特萊則前去報道國葬。

 

應共產國際操縱的“國際反帝大同盟”之請，宋慶齡又發表對國民政府的譴責。宋慶齡宣稱：“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麵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宋慶齡已墮落為共產黨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否則，她就會認識到背信棄義的首先是共產黨，而國民黨隻是被迫反抗。好在宋慶齡的赤色宣言沒有得到多大反響，於是，宋慶齡又離開中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夏宋慶齡才以奔母喪為由回到中國，從此投身於支持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非法活動。這年十一月，共產國際乘“九·一八事變”讓國民政府窮於應付之機，分裂中國，在江西成立聽命於莫斯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從牛蘭到左爾格等共諜造成的惡果

最遲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一直在“幫助、指導並監督中共中央的工作”。共產國際於一九二八年春派以化名牛蘭著稱的紅色間諜到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亞洲各國共黨從牛蘭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產國際的經費。據楊奎鬆的相關論文透露，在一九三零年八月至下一年五月期間，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資金達二點五萬美元。

 

從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共產國際的遠東局就從海參崴移到上海。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主要秘密設在上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才被迫遷往共產黨割據的江西瑞金。

 

史沫特萊被派到中國後，以記者的名義於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定居。鳳凰台說史沫特萊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魯迅的親密戰友，宋慶齡的得力助手，還對周恩來領導的特科提供幫助，也提到左爾格是史沫特萊的情夫，但沒有提他們都受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操縱，在為顛覆中華民國而奮鬥。

 

一九二七年，在南昌搞暴動失敗的周恩來奉命於十一月潛伏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九二八年，周恩來從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返回上海後，組織成立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簡稱特科），並化名伍豪從事非法活動，包括搞暗殺、安排共黨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軍各部門等。史沫特萊和周恩來都與一九三零年一月被派到上海的共產國際間諜左爾格有密切合作。

 

左爾格（一八九五－一九四四） 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俄國人。他的祖伯父曾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組建第一共產國際。他自己則投身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共。一九二四年，左爾格投奔莫斯科後又加入蘇共。一九二九年他就開始以德國記者身份在中國為莫斯科效勞。

 

美國獨立中文媒體《黃花崗》季刊第二十二期發表曹維錄的研究成果《誰渴望日本侵略中國—對20世紀中日戰爭產生重要影響的兩個外國人》，用確鑿地史料論證，以左爾格和尾崎秀實為首的共產國際間諜阻止了日本對蘇作戰，為保衛蘇聯和挽救中共挑起了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戰爭。

 

在中共的暴政下，牆內媒體都受監控，作者多帶著中共的思想枷鎖在寫作，但從他們的作品中還是可以找到不少證據。比如，楊國光名下的《 周恩來秘會左爾格》等相關作品。楊國光雖然在傳記《理查德·左爾格—一個秘密諜報員的功勳和悲劇》（二零零五年版）中聲稱左爾格是“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但他透露的事實卻隻能證明，左爾格是中共的朋友。在史沫特萊和周恩來的協助下，截止一九三二年八月，左爾格在中華民國建立了一個由國際組和中國組構成的共產國際間諜網，有近百人，而且還向蘇聯保送了一批批青年學生去接受間諜培訓。被周恩來介紹給左爾格的共產黨員中有後來成為毛澤東的雙重親家的張文秋（那時化名張一萍）。一九零三年出生的張文秋二十八歲時成為左爾格的助手，她與共產國際第四局負責人之一的吳照高假扮夫妻。

 

楊國光透露，左爾格在上海工作期間，共發回莫斯科五百九十七份急電，其中有三百三十五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共蘇維埃政府及其紅軍。一九三二年夏，南京國民政府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籌劃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左爾格將他竊取的相關情報一一電告了莫斯科。與此同時，“左爾格把這一情報也交給了陳翰笙。陳翰笙則通過宋慶齡及時地把它送到了蘇區，使紅軍在國民黨‘圍剿’蘇區前作好了準備”。楊國光引用前蘇聯國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長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的回憶錄《情報機關與克裏姆林宮》說，左爾格搞到的情報為蘇聯製定其遠東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個開放的自由世界，上海等地都是當時的國際大都市，既接納躲避紅禍的蘇共占領區的居民，又接納逃避德國納粹的猶太人，還是國內外不安分守己者如魯迅和斯諾的樂園。各國的共產黨徒包括遭到本國共黨開除的南非共產黨人格拉斯也在上海找到用武之地 。

 

共產國際則以各種形式，打著各種旗號進行紅色滲透。共產國際出資在中國出版過上千種宣傳刊物，比如史沫特萊主編的英文雜誌《中國呼聲》和中文名為伊羅生的紅色美國人主編的英文周刊《中國論壇》，它們專門發表接受共黨領導的魯迅等的作品。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國論壇》創刊後，伊羅生與史沫特萊一起於五月以“國民黨反動派的五年”為題發表專號，抹黑國民政府，大搞紅色宣傳。可是，《中國論壇》沒有因此被封殺。倒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在“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專號上，因為伊羅生沒有謳歌斯大林而被迫停職。從此伊羅生也象遭斯大林迫害的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一樣被排斥。伊羅生帶著紅色情結離開中國。一九七四年，伊羅生還在美國出版四十年前由魯迅和茅盾編選的紅色宣傳品《草鞋腳》。

 

不過伊羅生卻證明，斯大林曾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在克裏姆林宮大廳演講時表示，他企圖把國民黨“像一個檸檬一樣擠碎，然後扔掉”。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及時奮起反抗，讓斯大林的陰謀沒有得逞。可惜宋慶齡卻支持斯大林，反對國民黨，好象吃了迷魂藥。宋慶齡既然要繼承孫中山的遺誌，就應該支持國民黨在中國實現尊重民族、民生、民權的三民主義才對。而共產黨提倡階級鬥爭，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不相容。這就是國民黨要清黨剿共的根本原因。

 

可惜宋慶齡卻似乎不明白這個道理，象史沫特萊一樣甘當共產國際間諜。

 

 

潛伏共諜被稱為紅色鼴鼠禍害各國

宋慶齡身為孫中山的遺孀在中華民國位高名重，本來可以為在中國實現孫中山治國理念而奮鬥。可是她卻鬼迷心竅，淪為共產國際間諜，為共產黨顛覆奉孫中山為國父的中華民國發揮了無人能夠替代的作用。

 

在戴季陶、蔣中正、汪精衛等國民黨要人相繼認清共產黨的危害後，國民黨不再是共產國際成員的保護傘，國際共運在中國的勢力也象在德國一樣遭到毀滅性打擊。

 

到了一九三一年剩下的地下共產黨人也接二連三被國民政府抓獲。曾在蘇聯接受間諜培訓的顧順章也是在這年四月被捕。據楊奎鬆說，顧順章在被捕後招供到：“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係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

 

顧順章曾在周恩來手下工作，負責過專門從事恐怖活動的“特科紅隊”，暗殺過多人，尤其是那些棄暗投明的共產黨員。顧順章招供後，五月，周恩來就親自帶領康生等人組成的紅隊將顧順章家屬、訪客等多人全部殺害。如此紅色恐怖活動自然不得人心。同年底，周恩來就不得不逃離上海，潛入共黨在江西的占領區瑞金，與被時人稱為“豬毛”的朱德和毛澤東會合，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

 

在顧順章被捕兩個月後，牛蘭夫婦也落網。為了讓牛蘭夫婦不招供，幫他們逃脫懲罰，共產國際發起了一場國際性的援救運動。左爾格建議用美元賄賂有關人員。共產國際於是派出兩名德共黨員攜帶幾萬美元前往上海。其中一個就是後來以化名李德進入中共黨史的奧托·布勞恩    （Otto Braun）。李德交了錢後，在上海為共產國際收集軍事情報。

 

左爾格與日本共產黨人尾崎秀實通過史沫特萊相識後成了搭檔，在參與協助牛蘭夫婦逃脫懲罰後怕暴露，於一九三二年被一起派往日本。

 

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機關被迫從上海遷往共黨占領區瑞金。時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的博古（秦邦憲）在征得莫斯科同意後，派共特把李德秘密護送到瑞金，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軍事領導。正是李德導致了被中共美化成“長征”的大潰退。

 

來自德國的鼴鼠李德 

李德不僅在軍事上是個庸才，在常人眼中還是下流痞子。史沫特萊樂於被強奸，敢於“在第一屆中國蘇維埃大會中和學生狂飲大醉後除了戴一頂紅帽子外一絲不掛高唱國際歌”（普萊斯），李德則一到瑞金就因性騷擾而出名。在騷擾了至少兩名女性後，“黨組織”強迫蕭月華為共黨獻身，做了與她語言不同的“德國毛子”的性奴。蕭月華比賀子珍慘，因為她們都淪為共匪頭目瀉欲的工具，但賀子珍不挨打。李德享受特權，有小灶可吃，可是給他生下一個孩子的蕭月華卻會因吃他一點東西而被拳腳相加。 蕭月華一直到李德把共軍指揮得幾乎被殲滅而失勢才得以解脫。李德則轉身去勾引有夫之婦李麗蓮，並獲得成功。一九三九年，李德被召回莫斯科。李麗蓮便成為沒有休書的棄婦，雖然她因李德而與歐陽山尊離婚。

 

李德十九歲就加入共產黨，曾經為在德國建立蘇維埃政權而奮鬥並被捕。在被派到中國前至少有兩個所謂的革命伴侶，其中一位曾組織紅色恐怖分子把李德從柏林監獄裏劫持出來。在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幫助下，兩人逃離德國，潛入蘇聯。一九三一年，這對“革命伴侶”因李德有新歡而分手。

 

李德從中國回到莫斯科後，受到嚴厲審訊後被釋放，但被告知不得泄露他在中國的七年半非法活動。一九五四年他被派到蘇聯的殖民地東德並負責翻譯出版《列寧全集》的德文版。一九六一年，他還出任東德共產作協第一書記。蘇共和中共論戰時，他象德共一樣站在蘇共一邊痛斥中共。一九六九年，蘇共和中共在邊境上開戰時，李德在東德的周報《地平線》上發表文章《從上海到延安》，透露他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後參與的“革命活動”，包括“長征”，矛頭直指毛澤東。他明確寫到，“這些記錄對我來說就是武器”，“用以揭露毛分子對曆史的篡改和與毛主義作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鬥爭”。

 

去世前一年，李德發表回憶錄《中國紀事（1932－1939》，講述他為共產國際在中國從事的七年半顛覆活動，進一步批判毛主義。不過，李德的回憶錄也象所有共產黨員的回憶錄一樣文過飾非，隻講允許講的。他敢講他在民國的紅色歲月，但對他在莫斯科的經曆卻緘口不言 。李德對中共的各方麵情況缺乏了解，出現的錯誤可以原諒，但他對共產邪惡主義毫無反省，也不反省自己的過錯，比如對蕭月華隻字不提。不過李德卻提到象江青一樣從事過紅色文藝活動的李麗蓮。李麗蓮被李德說成是想和他一起去莫斯科的中國妻子。洋五毛沙博裏為馬海德立的紅色傳記《一個美國大夫在中國史詩般的經曆》中透露馬海德幫李德與李麗蓮傳遞情書和解決同居處。歐陽山尊是歐陽予倩的侄子，當他找上李德的窯洞時，李德還用手槍威脅他，如果不是馬海德勸阻，李德“無疑是會開槍的”。

 

李德在回憶錄中透露是後來護送過斯諾的“王牧師”送他到達中央蘇區。這位王牧師是董健吾的化名。董健吾的女兒董霞飛說，董健吾在他的同學浦化人的邀約下，以牧師身份赤化過馮玉祥的部隊。“當時，在馮玉祥的部隊裏有不少共產黨員，擔任該部隊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劉伯堅”。浦化人也是背叛基督的假牧師。經他倆介紹，董健吾於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他曾以牧師的名義借美國聖公會在上海的聖彼德教堂從事非法活動，甚至參與暗殺。大陸出版的《紅色牧師— 董健吾》稱他是“ 宋慶齡的聯絡員”和“ 潘漢年的得力助手”。他像無數共產黨人一樣，沒有受到敵人的懲罰，卻在紅色中國，“含冤辭世”。《李德〈中國紀事〉史事考訂》一文稱董健吾甚至將李德也化裝成一個牧師，胸前掛一個銀質十字架。

 

宋慶齡淪為共產國際的紅色鼴鼠

以記者名義在民國從事非法活動的愛潑斯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宋慶齡傳中證實：“宋慶齡幾乎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設法營救兩位持有瑞士護照的外國人——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魯格）”。愛潑斯坦還介紹說，“牛蘭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職工會）秘書處的代表（這個同盟是‘紅色工會國際’的分支機構）。更為機密的是，他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專門協助中國的地下革命者。同鄧演達一樣，他們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別巡捕逮捕，然後轉送給蔣介石政府的。營救他們的運動是由專以保護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為職誌的‘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

 

在宋慶齡年譜中，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夏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誌表示宋慶齡在地下工作中訓練有素，因此，宋慶齡可能在這段時間裏接受過共產國際培訓。畢竟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的間諜已經被蘇聯解體後公布的秘密檔案證實。

 

共產國際由宋慶齡出麵從瑞士請來紅色律師為牛蘭夫婦辯護，共產國際的另一名中國成員陳翰笙在宋慶齡與瑞士律師之間傳遞信函。宋慶齡在史沫特萊等的協助下，一邊為象她們一樣從事違法活動而被捕的共產國際鼴鼠奔走， 一邊製造輿論，混淆視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宋慶齡再次以孫中山遺孀的名義發表《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聲明，誣蔑國民黨。這份聲明與她在一九二七年《赴莫斯科前的聲明》和上麵提到的她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下對國民黨的譴責就足以證明宋慶齡完全淪為共產國際的傳聲筒。而這些聲明也都由史沫特萊等紅色記者向各界傳播。

 

宋慶齡深知中共的一切活動都由共產國際資助，但她卻公開誣蔑，“國民黨向外國乞求援助：金錢、武器和子彈，來和中國的人民作戰”。 “這不是生路，這是中國民族的死路”。國民政府象英、美、日、德等國政府一樣反共，是在抵製共產國際赤化本國，不讓本國人民淪為馬列子孫，但宋慶齡卻象魯迅一樣混淆是非，兜售來自蘇聯的紅色宣傳，抵製國民政府的正當行為。

 

對此楊天石在相關著述中有詳實介紹，他還引用了蔣中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記說明宋慶齡的行徑 ：“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欲強餘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餘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餘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

 

於是，共產國際為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門唱對台戲專門於一九三二年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員發展到三十一人，其中自然有魯迅。宋慶齡為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史沫特萊為英文秘書。史沫特萊便以此名義聯絡國內外的紅色勢力包括反對暴力革命的蕭伯納等國際名人製造輿論，混淆視聽，欺騙民眾。被捕的中共“左聯”黨團書記丁玲等都因此被釋放並潛入蘇區。

 

牛蘭夫婦被捕後，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拒不認罪，一九三二年被判無期徒刑。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宋慶齡、楊杏佛和沈鈞儒特意到南京獄中探望牛蘭夫婦。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近衛文麿出任日本宰相，尾崎秀實成為他的顧問兼私人秘書，而一個月後就相繼發生“七·七事變”與“八·一三事變”。中日關係象共產國際希望的那樣惡化後，宋慶齡們借機促使相關部門以“驅逐出境”為名，釋放牛蘭夫婦，讓這對共產國際間諜回到蘇聯，繼續助共為虐。

 

放牛歸蘇不過是宋慶齡等共產國際間諜濫用中華民國的自由盜取的紅色成果之一！

 

共產國際在中國開創赤化戰線

 

共產國際在上海成立了“特委”後，又於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成立領導文藝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是潘漢年。中共媒體稱潘漢年是“最早從事黨的文化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人”。魯迅和郭沫若都是其合作對象。 潘漢年先後組織領導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文化總同盟”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化運動總同盟”等文化團體的籌建工作。

 

在這些由紅色代理人領銜在中華民國成立的無數共產國際組織中，以宋慶齡為首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最為出名。“左聯”籌備小組成員一共十二個人，除魯迅和鄭伯奇外，都是共產黨員。夏衍還在自傳《懶尋舊夢錄》中稱讚史沫特萊、尾崎秀實、山上正義、鹿地亙和池田幸子並呼籲，在談到 “左聯”曆史時，“不要忘記這幾位外國同誌”。一九二一年就加入共黨的茅盾在“左聯”成立後，從日本回來出任行政書記，創辦《北鬥》，並於一九三三年響應共黨號召，發表《子夜》，用小說鼓吹階級鬥爭。

 

一九一八年，魯迅在錢玄同的鼓動下，開始為“共產主義幽靈”在中國的落腳點《新青年》撰稿，從此開始發出“聽將令”的“呐喊”，詆毀中國文化，主張廢除漢字。

 

1949年後每個學生都在大陸學過的《紀念劉和珍君》也算“聽將令”的產物。 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扶持下成立後，一直打著愛國主義的旗幟搞赤化活動。“五卅運動”（一九二五）、“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一二·九運動”（一九三五）、“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一九四八）等無一不是共產黨操縱的名為愛國的赤化運動。一九二六年，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地下黨員在北平發起所謂愛國大遊行，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示威，居然企圖解除衛兵的武裝，導致“三·一八慘案”的發生，劉和珍等的慘死。劉和珍們可以算共產黨的第一批犧牲品。

 

在慘案發生後的十二天內，一九二五年加入共產黨的邵飄萍在他主持的《京報》上連續發表了一百多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報道，歪曲事實，製造輿論。魯迅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紀念劉和珍君》隻是其中之一。“六不總理”段祺瑞被誣蔑成“民族的罪人”，被迫引咎辭職，自願終身食素。《中國曆史上的捧人與殺人》的作者張耀傑甚至認為，“段政府的垮台其實就是辛亥革命之後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的並不完善的憲政民主製度的徹底垮台”。這是誇大其詞，段祺瑞追隨袁世凱，未曾踐行辛亥革命的成果《臨時約法》，不過反對袁世凱稱帝並鎮壓張勳。

 

無論如何，最遲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魯迅就可算作共產國際的筆杆子。後來以筆名魯特·維爾納（一九零七 －二零零一）在東德發表回憶錄（中譯本名《諜海憶舊》）的左爾格女助手透露，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五年她在中國從事地下活動時，聯係人中有魯迅。魯迅在他的日記中稱這位十九歲加入共產黨的德國女共諜為“漢堡嘉夫人”，因為她當時的革命伴侶姓漢堡（Hamburg）。《魯迅全集》第十四卷八百五十頁（一九八一年版）上的注釋稱位於靜安寺路的“瀛環書店是漢堡嘉夫人辦的西文書店”。維爾納沒開過書店，魯迅提到的這家書店可能是與她有聯係的一個紅色書店。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魯迅在紅色刊物《北鬥》上發表《我們不再受騙了》，強詞奪理地為蘇聯辯護，此文後來收入《南腔北調集》。

 

魯迅被時人稱為“文妖”，一點不錯，因為文妖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以言惑眾。魯迅一邊撰文表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邊辱罵不休。這次，在他聲稱“我們不再受騙了”的時候卻在騙人騙己。魯迅在此文中針對有關蘇聯的真相，比如說蘇聯“怎麽破壞文化”等逐一駁斥。魯迅斷言，“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的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它們總是說蘇聯……怎麽破壞文化”。魯迅無視事實，一再撰文為蘇聯辯護，是否是為了盧布，暫且不談，但史料顯示，魯迅兜售斯大林的宣傳，也受到共產勢力的扶持和吹捧。民國女作家蘇雪林在其專著《我看魯迅》中也表示，魯迅與共匪互相利用。

 

魯迅對蘇聯及其文學的吹捧，表明他是一個空前的民族敗類，因為一個獨立的知識人比如徐誌摩不會相信和兜售蘇聯的宣傳。魯迅的方向其實就是共產國際及其反傳統的共產黨文化的方向。這也是魯迅詆毀梅蘭芳等傳統藝人的原因。 

 

以魯迅為首的紅色筆杆子不僅在自己創辦的刊物上以各種筆名搞紅色宣傳，還給其他刊物比如《申報》副刊等投稿，影響輿論。

 

繼“左聯”後，共黨還於一九三零年八月在上海成立“左翼劇聯”，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組長的電影組。夏衍是一九二七年入共的地下黨員。

 

被魯迅在病逝前兩個月指稱為“四條漢子”的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不僅是地下黨員，還是“文委”成員。後三者是導演紅色話劇，拍攝紅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們誤導的觀眾不知有多少。

 

田漢以愛國的名義寫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挑起和渲染對日本的仇恨，以轉移共產國際與中華民國的矛盾。這首紅歌借助夏衍編劇的電影《風雲兒女》傳遍中國，對共黨利用民眾的愛國激情轉嫁矛盾，掩蓋真相，為共黨擺脫當時的危機起了難以估計的誤導作用。

 

共產國際一邊在中國邊遠地區搞武裝鬥爭，一邊在心髒地帶搞文化鬥爭，因此，夏衍有“驚濤駭浪的左翼十年”的提法。豈知夏衍們讓共產黨起死回生的“左翼十年”則是他們遭受生不如死的“文革十年”的前因。當年“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都被打成了 “黑幫”。

 

共黨在中國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四條漢子”先成為紅色中國文藝界的領導，領導了文藝界的一係列整人運動，比如“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後，害人者自己先後淪為受害人，他們都失去在中華民國享有的自由並遭到殘酷迫害。夏衍、周揚和陽翰笙分別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漢則在迫害中死去。 夏衍出獄時“雙腿折一，兩目近盲”。而潘漢年一九五五年就被打成“內奸”，因被潘漢年牽連而遭受迫害的人數超過“胡風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夫婦在迫害二十二年後先後含冤去世。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潘漢年同誌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那些跟隨他們的紅色藝人比如趙丹（一九一五－一九八零）同樣不得好報。趙丹一九三二年加入“左翼劇聯”，成為紅星。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杭州錢塘江畔的六和塔下，趙丹與葉露茜，藍蘋（即江青）與唐納，顧而已與杜明潔集體結婚，沈鈞儒專程去杭州做他們的證婚人。鑒於他們都是接受共黨領導的紅色藝人，這個婚禮應該象一九三零年由史沫特萊出麵舉辦的魯迅五十歲生日活動一樣，是個由共黨組織的紅色宣傳秀！

 

一九六七年底，趙丹等十八名三十年代在上海參與過紅色文藝演出的藍蘋同事全被打成“特務、叛徒、曆史反革命、黑線代表人物”，受到了肉體和精神的殘酷迫害。趙丹留下兩大捆被他的第二任妻子黃宗英稱為“在紅色恐怖高壓下，嚴刑拷打摧殘下，無所不用其極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寫的”材料。趙丹飽嚐“比法西斯還法西斯”的共產黨的苦頭。趙丹曾因其赤化活動在新疆被盛世才投入監獄五年，後被混跡國民黨將領中的紅色鼴鼠張治中釋放。在“舊社會”坐牢沒讓趙丹留下傷痕，但在“新中國”坐牢後，趙丹滿身傷痕，包括兩隻耳朵。

 

趙丹加入“左翼劇聯”後，在“舊社會”拍了至少三十二部電影，但在他為之奮鬥過的“新中國”，他演主角的《武訓傳》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被槍斃的影片，從此，趙丹失去演戲的自由，飽嚐作踐自己的痛苦。

 

 

被斯大林操縱的紅色鼴鼠還有誰？

共產國際不僅滲透了文藝界，科研部門也一樣遭到滲透。上麵提到的陳翰笙也是史沫特萊到中國後有直接聯係的另一隻鼴鼠。一九二九年春天，陳翰笙被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聘為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從此共產國際通過陳翰笙掌握了這個研究所。陳翰笙以請史沫特萊搞社會調查為名，抹黑中華民國的現狀，為受到懲罰的共產黨猿鳴冤叫屈。一九三三年，陳翰笙和薛暮橋等人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創辦《中國農村》月刊，刊登大量紅色報告和論文，在理論上配合共產勢力進行從根本上破壞中國社會根基的“土地革命”。   

 

馬克思的歪理邪說也在三十年代前期，被紅色鼴鼠大量翻譯成中文並公開發行。郭沫若在一九三零年就寫出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的哈哈鏡扭曲中國曆史的紅色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鄒韜奮原本是黃炎培創辦的《生活》周刊的主編，在紅色鼴鼠們的影響下，談論個人修養、職業道路的《生活》周刊變成了赤化青少年的紅色刊物。一九三二年七月，鄒韜奮又出麵創辦了生活書店，出版大量紅色書籍，成為共產國際在中華民國的文化陣地之一，掩護的紅色鼴鼠數不勝數。

 

這與內山書店的情形大同小異。一九一七年，內山完造夫婦在上海開辦一家書店。魯迅從一九二七年遷居上海後，就在書店結識內山完造。從一九三二年內山書店就成了魯迅著作代理發行店。《內山完造與內山書店》一文透露，內山書店供應三百三十種紅色宣傳品。一九三五年，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在東京也開了一家書店，專門出售魯迅的著作和其他紅色毒物。內山書店現在還在日本東京存在，門楣橫匾由郭沫若題寫。

 

時人對魯迅和內山完造（一八八五－一九五九）的質疑在魯迅的《偽自由書·後記》中有反映，其中包括《內山書店與左聯》一文，文中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確屬的，而尤其與左聯有緣”，郭沫若等“左聯”成員“亦以內山書店為唯一避難所”，“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對此論文《魯迅與內山完造友誼質疑》的作者孫乃修認為，魯迅對時人的披露“半承認半掩飾”，“避而不談自己多次逃入內山家和內山書店以求庇護，不談內山為他傳遞各種機密消息”。孫乃修論證，“內山完造是魯迅的靠山和保護人”。

 

一九三五年，兩度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大潰退後被捕並伏法。曾把瞿秋白的文章以他的名義發表的 “魯迅由不願參與出版瞿氏紀念集到積極參與出版瞿氏譯稿，而且由日本出版、由內山操辦”  。這一切都證明，內山是有特殊任務的書商。當時的日本政府反共，雇傭的偵探不可能有助於共產黨的事業。而中共媒體承認，內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為中共作了很多事。內山完造不僅是魯迅的靠山，還救援過郭沫若、陶行知、周建人、許廣平等。他的所作所為包括對魯迅的態度與共產國際一致。

 

從中共後來與內山完造的關係和對他的態度就可以斷定，內山完造是共產國際的日本走卒。一九五零年，內山完造參與創辦“日中友好協會”；一九五二年聲明反對日本政府與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相互承認；一九五四年參加接待紅色中國第一個訪日代表團。一九五九年內山完造被中共邀請參加“國慶大典”後，因腦溢血病逝於北京，依其生前意願，葬於上海宋慶齡陵園。一九八零年內山書店舊址被中共上海市政府列為市級文物場所。所以，內山完造一家應該象尾崎秀實兄弟一樣是日本共產黨人。他們借日本人的特權在中國從事為共產國際赤化中華民國的非法活動。

 

鄒韜奮與內山完造一樣都可以算共黨在出版界的代理人。宋慶齡、史沫特萊和魯迅則分別算共產國際在政界、新聞界和文壇中的代言人。紅色鼴鼠遍布中華民國的各界，連我這樣的研究者有時都會被搞糊塗，更別說那些還不知共匪為何物的民國公民。同時代的人中，誰能想到或相信“國父的遺孀”是共產國際間諜， 誰又能想象蔣中正的心腹張治中會聽命於共產國際，挑起“七·七事變”？共特濫用親情，暗中為共黨賣命，破壞人們的信任和社會的和諧，卻誣蔑國民政府被迫采取的反共措施包括設立的反共機構。

 

總之，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各國鼴鼠濫用中華民國的自由大搞紅色宣傳，成功滲透社會各界，包括各國在華勢力範圍。在日本被赤化的王學文一九二八年被派回上海。一九三零年，王學文在培養日本“中國通”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開辦政治經濟學講座。曾任中共中央文委書記的王學文趁機為共產國際間諜網發展日本成員。楊國光透露，“精通日語的王學文通過講座對日本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幫助他們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走上革命道路”。王學文還組建了一個秘密的“日中鬥爭同盟”，在日本士兵和僑民中開展活動。為首的是中西功和西裏龍夫。楊國光說，中共高層特殊部門的檔案中記載：“中西功，一九三一年四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八年五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西裏龍夫則是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共的。他們入團入黨後被王學文發展為中共特科成員”。

 

從夏衍發表的《“左聯”成立前後》一文中可以獲知，一九三零年五月召開的“左聯”第二次全體會議，就是在尾崎秀實為他們提供的日本俱樂部秘密舉行的。

 

紅色鼴鼠在中華民國可謂暢通無阻，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反共機構偵破左爾格在日本的間諜網後，才在中國的日本勢力範圍內破獲“中共諜報團案”，抓捕中西功、西裏龍夫等向莫斯科出賣本國利益的各國紅色鼴鼠，數目超過三百。日本《時事畫報》的創辦人西園寺公一被捕，但內山書店的老板卻漏網。

 

莫斯科很快獲知以左爾格和尾崎秀實為首的共產國際間諜網被破獲，然而斯大林否認他們為蘇聯效力，反而說這是一起“反蘇陰謀”。一九四二年九月，斯大林以“德國間諜”之名逮捕左爾格的第二任妻子俄國人卡嘉·馬克西莫娃並判處五年徒刑，第二年六月，曾是左爾格俄語老師的馬克西莫娃死於西伯利亞，終年三十八歲。  

 

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經過三年調查，才在“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紀念日把左爾格和尾崎秀實以向蘇聯提供軍事機密之罪，繩之以法。

 

六十年代， 赫魯曉夫在看了西方拍攝的《左爾格博士，您是誰》後，才為左爾格“平反”，授予他“蘇聯英雄”的稱號。一九七六年，東德為這位可悲的“蘇聯英雄”出了一枚郵票。中共媒體則把左爾格吹捧成“偉大的反法西斯戰士”。

 

 

為何國際共諜要熱捧魯迅？

史沫特萊到上海後，就與魯迅取得聯係。魯迅與母親、原配本來住在北京，因與學生許廣平的奸情，於一九二七年起定居上海。

 

魯迅在上海與內山完造和馮雪峰等中外紅色臥底關係密切。

 

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馮雪峰也象被魯迅罵過的“四條漢子”一樣遭到迫害。馮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寫的“交代”材料中，為史沫特萊在上海的紅色劣跡，提供了如下佐證：“從三零年起她對當時左翼文學運動有過一些幫助，她對魯迅的感情特別深。我們當時都相信她，現在我也認為她是革命方麵的人。我覺得她當時對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確實有高度熱情的，她寫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的一些通訊報導和文章，在國際上起過相當影響的宣傳作用。

三零年時，我好象聽說過，她同共產國際有秘密聯係。因此，對於她當時在上海的關係的複雜和來往的方麵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聞的。例如，她同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認識很多，在中國文藝界則同林語堂等人也接近和來往。我們都認為這是她為了工作和為了掩護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還是很少。但同魯迅及當時左聯有關的幾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魯迅五十年壽辰（當時左聯是作為一個運動舉行的）就是她設法借荷蘭菜館而開成的。當時魯迅的活動和左翼文學運動等情況，她曾竭力介紹和宣傳到外國去。

一九三六年初，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電報是她設法送到陝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魯迅病重，她非常著急，由她同宋慶齡請了當時認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專科醫生（美國人），去給魯迅診視。

史沫特萊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陝北去，是從華北方麵進去的，沒有經過上海方麵的介紹。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曾在延安見到過她。   

我聽張聞天說，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賀電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窯堡，在我動身到上海前個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馮雪峰也證實以史沫特萊為代表的紅色間諜積極宣傳魯迅，傳播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的作品。共黨利用魯迅從思想上顛覆中國傳統價值觀，為反道德反人性的共產主義開辟通道，打下根基。因此，“欺騙高手”史沫特萊會宣稱：“激勵著我精神力量的魯迅，已成為我人生的路標，我從這位偉大的作家那裏所感受到的一切，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零年前後，魯迅參與翻譯共產國際在民國推出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其中包括“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文藝政策”，對此梁實秋當時評論說，“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我們看看，當然是不為無益，不過這樣的一本書也要掛上‘科學的藝術論’的招牌，這就不免帶有誇大的宣傳的意味。譯者並未述明他自己對於這個‘文藝政策’的態度，我們也無須加以推測，但是我們若對這書的內容稍加思索，便可發現目前中國所謂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頗多與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國目前的‘普羅作家’‘左翼作家’是與俄國共產黨不謀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實並非如此，恐怕還是一般人把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當作文藝的聖旨，從而發揮讚揚罷？如果魯迅先生硬譯的這一部書，事實上的效果不是供給一般注意文學的人作參考，而是供給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純正文藝理論，那麽，這一部硬譯的書於現在的中國，未必是有益罷？並且以魯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譯筆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罷？”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黨內訌，借刀殺了“左聯”的五位成員後，史沫特萊將魯迅所寫的《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文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共產黨刊物《新群眾》上發表，誤導和欺騙了不少讀者。被魯迅們吹捧的“左聯五烈士”實為鼓吹暴力的劣士。對此《黃花崗》季刊主編高爾品（辛灝年）有專文論述《所謂左聯五烈士》。辛先生為了抗議六四屠殺，辭去一切職務和頭銜；九十年代中期，為了不寫假話，論證《誰是新中國》，流亡美國。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萊到蘇聯十個月，這期間她將新舊宣傳品，加工匯編成《中國人民的命運》，象魯迅一樣“揭露了中國的黑暗現實”，目的就是誤導讀者投入共產恐怖主義運動。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萊經美國重回中國，在魯迅家裏寄居一年。

 

魯迅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到：“友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歸。” 

 

史沫特萊則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的紅色刊物《文學》月刊上發表《追念魯迅》，描述了魯迅的五十歲壽辰，情況與魯迅的自述區別很大。鑒於《魯迅日記》也沒透露多少與許廣平的奸情就足以知道魯迅的日記並非真實生活的記錄，所以，史沫特萊的回憶可能誇張，但比較翔實。因為，馮雪峰佐證了“左聯”由史沫特萊出麵借魯迅生日搞紅色宣傳。魯迅不必從下午聚會開始就到場。史沫特萊稱生日活動人數不下兩百人，可能誇大，但她的描述證明這個活動如馮雪峰所說不僅僅隻是給魯迅祝壽。史沫特萊還說那是她第一次會見魯迅，但從各方麵的資料來看，可以確認是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萊吹捧魯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雖然魯迅是個讚頌蘇共“把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像糞一般拋掉”的“小人之尤”（蘇雪林語）！。因為史沫特萊自己缺乏教養，所以，魯迅是她“所認識的人當中教養最深的一個”。 畢竟人以群分，魯迅象史沫特萊一樣與正統社會格格不入，他們的人品和作品都缺乏誠信和善心。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九月發表在另一紅色刊物《中流》半月刊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萊，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而幫助魯迅刊印珂勒惠支版畫的則是上麵提到的另一名共產國際女間諜維爾納。

 

無論是《追念魯迅》，還是《死》都透露，魯迅與史沫特萊互相唱和，一起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開辟思想通道。《死》發表一個月後，魯迅病逝。

 

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在《我的回憶》中承認，他與領導“救國會”的沈鈞儒們共同商定:“魯迅先生的葬儀以上海救國會聯合會名義主辦，並應通過魯迅先生的葬禮，發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那時共產國際的陰謀是借抗日救國的名義迫使國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魯迅的葬禮被共產勢力借用來向國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國”，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自己承認是“排斥漢文和販賣日貨的專家”居然被共產國際成員哄抬成中國的“民族魂”。

 

 

蹊蹺的魯迅之死

魯迅死後，家屬一直懷疑死因，“魯迅之死疑案”存在至今。魯迅的獨子周海嬰還以此為題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撰寫專文質疑日醫須滕。文中透露：魯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通過馮雪峰的妻子轉告給馮，說這個日本醫生不可信，應該換個醫生。過了幾天馮雪峰的妻子回複說，她同馮雪峰講過了，他（馮）是讚成‘老醫生（平常大家對須藤的稱呼）看下去的’”。馮雪峰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特派員。就是說，那時魯迅看病請誰，由共產黨負責，而須滕是內山完造介紹給魯迅的。周海嬰象許廣平和周建人一樣懷疑須滕，“這個態度不僅從來沒有改變，而且我們從來也沒有放棄探查求證。我們還通過組織向中央匯報過，並請求中央幫助查證。沒想到這種觀點有一天忽然被上綱為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國際問題’”。一九八四年，大陸學術界首次有人發表《魯迅之死謎釋》，日本魯研界也很快有了反應，但作者紀維周卻因此“無端遭受種種責難，並被迫公開檢討”。這表明，中共不僅不幫助解疑，還阻止真相大白。與此同時，中共專門組織了有九個醫院二十三名專家參加的“魯迅先生胸部X線讀片和臨床討論會”，得出一個與須藤診斷幾乎完全一致的結論。可惜這未能解答周海嬰的疑問，所以，他在文章末尾表示“魯迅終究因何而死，我堅信這樁‘疑案’終將會大白於天下的”。

 

魯迅於十月十九日淩晨過世後，日文《上海日報》晚報第二天就發表了《醫者所見之魯迅先生》；此後又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文紅色刊物《作家》雜誌發表《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日本研究者北岡正子指出，兩篇文章內容不同。第二篇文章不僅吹捧魯迅，而且還透露說，“有一天我半談半笑地對先生（指魯迅）說：‘日本古時武士的習慣，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遺囑。因為他們過的那種生活，究在什麽時候遭人殺死，是很難預測的。像先生這樣或者為了主張和主義，會受敵害的危險的身份，對於日本武士的那種習慣，我覺得是頗必要的。’當時他回答說：‘在我方麵來說，到那時，我平生言論和主張，已很夠留在我死後了，那一套事恐沒有必要吧。’”須藤身為醫生在病人辭世後有如此舉動和談及上述對話偶然嗎？

 

內山完造則於十一月十六日發表《魯迅先生》，二十年後發表《憶魯迅先生》，從中可獲知，魯迅的絕筆是致內山完造的短信，內山被稱為“老板”，魯迅請他打電話給須藤。須滕的文章在魯迅死後一年被收錄在中共地下組織出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出版《外國友人憶魯迅》，作者除了須藤、內山完造外，就是已證實的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路易·艾黎和象斯諾一樣的紅色奴才。

 

為二零零零年出版的《周海嬰回憶錄》作序的王元化，一九三二年上初一時，就有老師在學校教他們學魯迅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果然他在“魯迅精神的感召”下，參與了“一二·九”運動，並於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加入共黨。在中共奪取政權後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遭受二十四年迫害。“平反”後，於一九八三年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兩年後離休。對周海嬰的懷疑，王元化表示，“魯迅死於謀殺，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紅色文藝及其源頭時就發現“魯迅的死讓中共獲得了生機”，而如果共產國際需要魯迅死，魯迅自然活不了。

 

魯迅病逝當天，共產國際間諜宋慶齡就到中央研究院，告訴蔡元培魯迅去世的消息，並請他參加魯迅治喪委員會。同一天，上海《大晚報》發表《魯迅先生訃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組成的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沈鈞儒、蕭參、曹靖華、A．史沫特萊、茅盾、胡愈之、胡風、許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負責魯迅喪儀的馮雪峰私自把這個名單刪改為含毛澤東的名單，在日本報紙《日日新聞》上發表。內山完造與史沫特萊都名列魯迅治喪委員會，雖然其時史沫特萊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蔣中正中計。

 

獨具慧眼的巾幗英雄蘇雪林（1897-1999）“見魯黨頌揚魯迅，欺騙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為國人全無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為白，以蕕為薰者，乃勃然不能複忍”，挺身而出專門寫信給蔡元培，用證據指出“一曰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二曰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並質問蔡元培“如此為之表彰，豈欲國人皆以魯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為作模範乎？”

 

蘇雪林還洞徹到，“三曰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共產主義傳播中國已十餘年，根柢頗為深固。‘九·一八’後，強敵披猖，政府態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變，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乃更得勢，今日之域中，亦幾成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國統一成功，政府威權鞏固，國人觀感大有轉移，左派己身大有沒落之憂懼，故於魯迅之死，極力鋪張，務蘄此左翼巨頭之印象，深入青年腦海，而刺激國人對共產主義之注意，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近聞魯黨議醵金為魯迅立銅像，設魯迅圖書館，發起各學校各界人民追悼會。又以魯喪未得政府當局慰問，表示不滿（見《大公報》）。若當局對魯迅略表好感，則彼等宣傳，可得合法之保障，國人視聽，更將為之混淆，吾信更進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國葬，宣付國史館立傳，各大學設立魯迅講座，各中小學采取魯迅著作為教材，皆將隨之而來。日本利用‘以華治華’，左派及魯黨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設計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蘇雪林深知“有共產主義，則無三民主義”！

 

可惜蔡元培沒有如此見識，淪為共黨的馬前卒，甘願被共黨利用來宣傳魯迅。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就已經編定。在蔡元培和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共特邵力子的支持下，於第二年六月出版。蔡元培不僅為《魯迅全集》作序，還為《魯迅全集》紀念本題字。他和宋慶齡還以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表《征訂〈魯迅全集〉精製紀念本啟》，宣稱：“魯迅先生為一代文宗”，“奠現代文壇之礎石”，編印《魯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喚醒國魂，砥礪士氣”。

 

而梁實秋則發現《魯迅全集》“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善良的梁實秋不知共產黨的陰險狡詐，不知共產國際這麽做就是要借民國的出版自由，以魯迅的名義兜售紅色宣傳，赤化民國青少年。沒有王元化們上當受騙和浴血奮戰，共產黨何以能顛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

 

當時蘇雪林還把上述意見寫信告訴她尊敬的胡適，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畢竟胡適既是名人，又被共黨視為敵人，遭到詆毀。比如，一九三三年三月，魯迅在他名下發表瞿秋白對胡適的罵文《出賣靈魂的秘訣》，誣蔑胡適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可惜胡適沒有蘇雪林的高明和深刻。他不但不聲援，還回信批評蘇雪林的義正詞嚴是“舊文字的惡腔調”。胡適象魯迅一樣反孔反傳統，與魯迅一右一左，不可能起到抵製共產邪惡主義的作用。共產黨篡奪政權後，胡適五十年代在給司徒雷登的回憶錄作序時，自己承認，“我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上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新手。我的確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勝利後不久，我給重慶發去了一篇長長的無線電報，請人交給我過去的學生毛澤東，嚴肅、急切地懇求他，說，現在日本投降了，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有理由繼續擁有龐大的私家軍隊，他的黨現在應該效法英國工黨的良好榜樣。自己沒有一兵一卒的英國工黨，在最近的大選中，剛剛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下一個五年中，他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政治權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另一個外交上的新手、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將軍的陪同下，來到了重慶。我在重慶的朋友發來無線電報，說我的那個信件已經及時交給了毛先生本人。當然，直到今天，我從來也沒有收到過任何回音。”

 

就這樣，以宋慶齡為頭麵人物的共產國際間諜網硬是把一個民族敗類包裝成了“民族魂”，毒害了無數象王元化一樣的熱血青年，讓他們為共產黨賣命，讓中國落入共黨的魔掌，自己則失去在民國已擁有的自由。共產國際間諜都是魯迅的推手，因為魯迅思想的翻譯傳播被他們當成“反法西斯‘地下火’”。這在徐秀慧的紅色論文《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 (1925—1949)── 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與台灣光複初期“魯迅戰鬥精神”的再現》中可以找到證據。共產國際打著反法西斯的口號，迷惑世人，掩蓋共產黨比法西斯更邪惡的本質。

 

尾崎秀實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活動時也與魯迅來往密切。魯迅日記中有記載。大陸出版的《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一書則透露，五名主張暴力革命的“左聯”成員被自己人借刀殺害後，“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就把《阿Q正傳》的出版，與悼念死難烈士，揭露和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結合起來。由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編排的《阿Q正傳》的日譯本、書名是《中國小說集〈阿Q正傳〉—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選集之一》，除收入《阿Q正傳》外，還收入中國左翼作家的其他小說，左聯烈士小傳……尾崎秀實的序文讚揚了左聯五烈士的光輝業績和作品成就，對魯迅極為推崇”。因此，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把尾崎秀實、山上正義和史沫特萊並提，說他們是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的三位外國同誌。

 

被魯迅誣蔑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的梁實秋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寫過《關於魯迅》。即使中華民國已被共產國際靠間諜、筆杆子和槍杆子趕到台灣，梁實秋還在文章中反對國民政府禁止魯迅。不過梁實秋認識到魯迅“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就是說魯迅因為“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失去了知識人的獨立性，淪為共產黨的馬前卒。

 

所以，魯迅死後，到中國後就積極配合共產國際搞宣傳的斯諾名下的悼聯為：“譯著尚未成功，驚聞隕星，中國何人領呐喊”。 下聯：“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  他還在英文的紅色刊物《民主》上發表《向魯迅致敬》（《外國友人憶魯迅》）。斯諾聲稱魯迅“是一個精神上的巨人”，“自從我來到中國，七年中從未感到一個中國人的死，像魯迅那樣真正震撼著整個民族的心”。從《胡喬木書信集》中卻可以獲知，魯迅的送葬隊伍中有不少中學生。他們是以教書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帶去壯大聲勢的。當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學當英文教員的胡喬木隻是這些誤人子弟的地下黨員之一。斯諾還把章乃器當作上海有名的金融家加以引用，表示章乃器認為，“魯迅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替被壓迫者說話，為他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寫作並不是為了瀉私憤，也不是為了使有閑的人們欣賞，他隻是寫出了被壓迫者的心聲……整個世界都在哀悼魯迅，在他的墓前，來自各國的人民—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和中國的民眾聚集在一起，魯迅的精神將永存”不過斯諾也證明，“哀悼魯迅具有雙重的意義，也是一項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動。每本雜誌，每份報紙都開辟專欄公開讚美魯迅”。僅此可見共黨的滲透和宣傳何其厲害。

 

魯迅活著與死後都為共產國際製造輿論，顛倒黑白，誤導民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堪稱共產黨的頭號中文筆杆子，深得與他“心靈相通”的毛澤東的讚賞。一九四零年，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把魯迅吹捧為“空前的民族英雄”，還宣稱“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表示，中共有兩支軍隊，一支由“朱總司令”指揮，一支由“魯總司令”指揮，缺一不可。事實證明確實如此，隻不過毛澤東沒有提他們的靠山是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濫用中華民國的遷徙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自由滲透了社會各界。共產國際滲透和炒作的結果就是在打造了“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後，又把鄒韜奮、沈鈞儒和章乃器等共產走卒包裝成 “七君子”，目的都是顛倒黑白，迷惑世人。與此同時，對共產黨有利的“事變”也在中國接二連三地發生著。

 

 

宋慶齡向王明狀告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在上海還接觸和掩護過從蘇區到上海治病養傷的共匪頭目。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萊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寫作《中國紅軍在前進》，美化共匪。劉小莉在論文《〈中國紅軍在前進〉── 回應“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中說，“史沫特萊在《中國紅軍在前進》中所記敘的中央紅軍發展壯大的過程，並非是堅守新聞報導的實事求是原則的‘有血有肉的記錄’，而是抹除了蘇區肅反擴大化的災難性後果，創造了‘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所以，這部作品不僅在實際上成為王明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宣傳的傳聲筒，而且為江西蘇區的‘左’禍提供了佐證。”

 

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宋慶齡介紹給張學良當副官的共產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了西安，住進臨潼華清池溫泉招待所，在蔣中正來到前，搬進西京招待所。

 

王安娜的回憶錄《我為毛戰鬥過 》裏麵有一章專門寫史沫特萊。從中可以獲知王安娜與史沫特萊都為“西安事變”做過統戰和宣傳工作。回憶錄說：“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之中－其中隻有少數人曾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見過麵－對她的評價很差，特別是對她的性格大加抨擊。在那些傳教士眼裏，她簡直成了魔鬼的化身。 一九三六年秋，艾格妮絲到西安休養，直到十二月還住在臨潼的硫磺溫泉，因而那些傳教士認為她有策動革命之嫌。也許他們甚至認定，整個西安事變是她組織的呢”。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實例，就憑此王安娜就該算接受共黨領導的“紅色娘子軍”。她象維爾納一樣先在中國當紅色間諜，後回德國當紅色筆杆子。而維爾納對史沫特萊也有記載，其中說到“史沫特萊在這裏（指上海）生活得並不輕鬆。歐洲人拒絕跟她來往，因為艾格妮絲徹底傷害了他們。” 

 

史沫特萊就如此“偶然”地成為共產國際策劃多時的“西安事變”的參與者。周恩來到西安後，很快與史沫特萊取得聯係並安排她搞紅色廣播。

 

史沫特萊在完成了“西安事變”的宣傳任務後，得到去延安的邀請。豈知她卻促使宋慶齡留下了一封把她們倆釘上曆史恥辱柱的密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慶齡從上海寫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潛入延安的史沫特萊的密狀。此信證明這三人都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這封告狀信已於七十年後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卷發表。

 

這封信透露了宋慶齡濫用其身份，秘密違反家規國法，象史沫特萊一樣為共產國際工作，從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萊不是宋慶齡的洋秘書，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慶齡的秘函。 

 

親愛的同誌：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係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著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誌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複，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裏隻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麵。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正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誌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幹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誌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係。”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著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裏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麽我們的同誌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宋子文與宋美齡最遲在“西安事變”之後就從周恩來處獲知他們的姐姐秘通共匪，這在當時是殺頭之罪， 但是他們縱容了宋慶齡的謊言和違法行為。為此他們付出了從一九四九年起就喪失家園故國，父墳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代價。善惡必報，縱容邪惡也要遭報。 

 

對於史沫特萊而言，這封信無疑是個沉重打擊。史沫特萊與正常人無法相處，現在宋慶齡也與她決裂，她無法再以“國母”的秘書身份活動。

 

 

史沫特萊到處共產共夫助共為虐

史沫特萊在全程參與了中共通過張學良逮捕蔣中正，強迫國民政府放棄剿匪計劃的“西安事變”後，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請和安排下進入延安。

 

《紐約時報》則分別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幫助中國叛亂的美國女人》、《中國譴責美國女人》、《中國叛亂中的妥協》為題報道了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中起的負麵作用。 

 

共產國際則於一月十九日致電中共中央稱：“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答曰，“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這當然是撒謊，因為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中是周恩來的話筒，如果她違背了周恩來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請到延安。

 

放蕩不羈的史沫特萊在延安得到了男同類的青睞。正是她把交際舞帶到了延安。事後，史沫特萊寫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麵……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鬥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隻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萊和朱德之間是否也有奸情，不好判斷，但康克清與賀子珍都因此吃醋卻有據可查。史沫特萊還與賀子珍打起來。

 

陶鑄的革命伴侶曾誌在其回憶錄中說，她在延安問毛澤東為什麽賀子珍要離開他時，毛說：“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采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

 

其實史沫特萊與毛雖打情罵俏，但雙方沒有奸情，毛看上的是為他倆翻譯的吳光偉（英文名Lily Wu），而史沫特萊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懷和朱德。

 

史沫特萊不光亂談情，還借錢不還，凡此種種讓史沫特萊在延安引起眾怒。最好笑的是這位“共產共夫”主義的實踐者卻被吃醋的賀子珍扣上了 “帝國主義分子”與“破壞共產黨黨風、紅軍軍風的壞女人”的共產大帽子。

 

史沫特萊不僅被拒絕加入令她如魚得水的中國共產黨，她的延安行還因賀子珍到吳莉莉（吳光偉英文名的音譯）的窯洞捉奸而被中斷。賀子珍負氣去了蘇聯後，吳莉莉與史沫特萊也難以再在延安停留。

 

史沫特萊九月離開延安，先跟隨朱德當了九個月的“隨軍記者”，這可能是掩蓋中共假抗日的宣傳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萊鏡頭的原因。這期間史沫特萊與朱德分別向印度的孫中山—尼赫魯寫信求援，促使尼赫魯決定向中國派遣醫療隊，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樣死在中國的柯棣華。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萊到了漢口，以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借抗日之名為共軍向國內外募捐和申請各種援助。有資料稱，“她多次接觸約翰·戴維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和陳納德，這些人後來成為影響美國製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美國對華政策在中共篡奪政權中起關鍵作用，所以，不難想象史沫特萊會對上述美國要人施加影響。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萊離開中國前往香港，並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國， 開辟紅色陣地， 繼續為中共宣傳。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萊寫成《中國的戰歌》，借國民黨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產黨。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萊說：“我們音信斷絕已經多年，現在終於有可能建立聯係了。”  最遲從這時起，史沫特萊就投入在美國支持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宣傳戰， 她寫信告訴“我的親愛親愛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來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囑我相信中國人民，你還指出你也相信美國人民。我已從你的來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賀年片上，寄發給所有為中國的勝利出過力的朋友們。”

 

一九四六年九月，老舍在免費招待藝術家創作的雅門（XADDO）與史沫特萊相遇。史沫特萊住在美國富人的莊園裏為謀害了無數中國富人的朱德立傳。她“無時無地不給當時的中國的解放區與蘇聯作宣傳。在作這種宣傳的時候，她還是針對著對象，適當的發言，不犯急性病。比如，有兩次她到新從戰場上退役的士兵裏去活動，教他們不要追隨著老退伍軍人作反動的事情，她就約我同去，先請我陳訴蔣介石政權是多麽腐爛橫暴，而後她自己順著我的話再加以說明”。

 

還有資料透露，史沫特萊與馮玉祥一起，開著車身貼滿宣傳畫和標語的汽車在紐約四處演講，呼籲美國人民起來反對政府援助中華民國。象共產黨一樣不仁不義的馮玉祥，最遲從一九四七年五月開始在美國協助紅色勢力抹黑蔣中正。馮玉祥罵蔣中正為 “帝國主義之狗”，其實他自己已淪為共產國際的狗。這個“大老粗”還在紅色勢力的支持下，寫出《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竭力抹黑蔣中正。 因此毛澤東不惜花大價雇蘇聯客輪去紐約接馮玉祥回國，豈知客輪失事， 馮玉祥葬身大海。

 

史沫特萊則繼續在美國為中共混淆是非，欺騙世人，比如，她在芝加哥作“中國的民主鬥爭”的演說時宣稱:

 

　　“當我們美國人說我們怕極權主義，我心存懷疑。因為如果真的怕，我們就不會去支持蔣介石的極權統治了。可是二十年來我們就是支持那個政權，我們對希特勒、墨索裏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個做法。我們並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麽不對，雖然他們侵犯了民主的各個方麵，不給人民以公民權利，而且憑武力進行極權統治。我們的政府支持著今天的國民黨極權統治，而談論著遙遠的未來的中共的極權主義，這樣做是不誠實的。”

 

史沫特萊濫用言論自由，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被指控為“蘇聯間諜”受到調查。

 

二戰結束後，麥克阿瑟盟軍總司令部情報處長威洛比少將奉命調查左爾格間諜網疑案，畢竟日蘇雙方各執一詞。調查結果被編寫成《遠東國際間諜的真相》的小冊子，又名“威洛比報告”，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公布。可是麵對事實，史沫特萊一如既往地撒謊並質問麥克阿瑟，“一個大權在握的將軍，利用豁免一切民事訴訟的特權，詆毀一個無職無權、連政治組織背景都沒有的一個弱小的美國公民的名譽，該當何罪！”  

 

共產國際在美國的走卒比如斯諾竭力支持史沫特萊撒謊。楊國光在左爾格傳中，引用斯諾說，“最後迫使美國陸軍部不得不作出書麵道歉。它向一介平民道歉，這是史無前例的”。同時還透露，陳翰笙受命向史沫特萊轉達中國共產黨對她訪華的邀請，並為此留下了盤纏一千美金。陳翰笙其時也潛伏美國，他先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客座教授，後在約翰·哈近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任研究員。史沫特萊是中共篡奪政權約一個月後收到訪華邀請的。

 

一九四九年深秋，史沫特萊想從英國轉道投奔紅色中國，於一九五零年在英國病死。死前，史沫特萊指定朱德為其稿費接受者並表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因此，史沫特萊在倫敦去見馬克思一周年時，中共在北京為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上述老舍對史沫特萊的回憶，就是他當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紅色宣傳。那時老舍沒想到，十五年後，他會作為北京文聯主席被打得遍體鱗傷而投湖自盡。史沫特萊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中共烈士陵園，一塊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鐫刻著朱德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被稱為“中國人民之友”的史沫特萊顯然隻是中共之友，或曰朱德的“白膚女皇”。

 

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象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樣都是洋奴美化共匪及其頭目的代表作。

 

然而，即使是朱德也沒有在紅色中國免遭迫害。紅色暴政建立後，朱德開始享有特權，一個人就有五位秘書、六名警衛、還有醫生、護士、阿姨、廚師等。 在毛澤東打倒高崗、饒漱石以及彭德懷後，朱德被迫作過兩次檢查。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又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遭到與會者批判。其時他雖然身居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要職，但已沒有任何權力，身邊也隻剩下三個警衛員和一位廚師。“文革”中，“批判朱德大會”雖臨時被取消，但康克清則被打成走資派，掛著走資派的牌子被卡車拉著，在北京遊街、批鬥。後來她還被迫掃廁所，七十年代後才官複原職。朱德的子女則被禁止進入中南海。連朱德紀念康克清的前任伍若蘭而養的蘭花，用朱德孫子朱和平的話說， “也同樣遭到厄運。”

 

值得一提的是，康克清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聽了有關羅馬尼亞的紅色暴政轟然垮台的文件後中風，清醒來後她的第一句話，竟是“齊奧塞斯庫夫婦怎麽樣了”？

侵擾了全世界，占領半個世界的共產黨在蘇聯、東歐各國都被人民推翻，中國人也必然會解體共產黨的極權專製。史沫特萊這樣的共產間諜到時自然會成為反麵教材。

 

 

蘇日矛盾被共諜轉化成中日戰爭

 

史沫特萊在二十年代末被共產國際派往中華民國，以記者身份從事紅色宣傳和滲透活動。史沫特萊象約翰·裏德（John Reed）一樣是在莫斯科的文學檔案中有文章保險櫃的兩個美國人。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的鐵證如山，但她是個“狡猾和高超的間諜”，一再蒙混過關。

 

史沫特萊在中國活動的十二年間，“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紅色頭銜先後出籠。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進攻蘇聯的打算，可是隨著“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 “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和“皖南事變”的相繼發生，戰禍就被轉嫁到中國。而“共匪”也變成了“八路軍”與“新四軍”！從此事實被歪曲，正邪被顛倒。

 

以史沫特萊和宋慶齡為首的共產國際間諜與民國政府作對，誤導和欺騙中國民眾，最後利用民眾的愛國激情迫使民國政府改變了剿共政策，承認反傳統反人類的國際恐怖組織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萊親自參與共產黨一手策劃的“西安事變”。尾崎秀實則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在日本紈絝子弟西園寺公一創辦的半月刊《時事畫報》上發表評論，宣稱中國國民黨將會放棄過去的“反共”政策，實現國共合作，同毛澤東等攜起手來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此斷言讓他一鳴驚人，因為在當時的日本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中共領導的紅軍視為“共匪”而不屑一顧。

 

日本曆史學家鬆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也斷定，“在西安事變裏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麵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  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西安事變”把中共從牢獄中解放出來。

 

從“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可看到中共完全聽命於蘇共。毛澤東本來想殺害蔣中正，但斯大林隻想迫使蔣中正抗日。所以，“西安事變”發生後，蘇共的《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學良叛變、反對政府，綁架蔣介石”，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與此同時，蘇共發電報給中共，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斯諾在《紅色中國散記》中透露，宋慶齡曾告訴他，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蘇共還借機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誣蔑汪精衛，說“張學良是受了汪精衛的影響，或者是汪精衛利用東北軍中的反日情緒，發動了這次政變，綁架了蔣介石。”汪精衛認識到，共匪之抗日，為第三國際而戰，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國崩潰。因此他反共主和，所以，蘇共誣蔑他“主張對日妥協，是賣國賊”。這是共產國際的統一調子。過了兩天，蘇聯政府還通過駐中國的使館發表聲明，謊稱“蘇聯政府一直沒有和中國共產黨有任何直接聯係，我們一直支持蔣介石政府，反對張學良發動的這次政變。”

 

君子鬥不過小人，因為君子不會信口雌黃，也不屑使用陰謀詭計。

 

共產黨卻為了篡奪各國政權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邊渲染甚至製造中日矛盾，一邊挑起民眾的抗日情緒，目的就是要國軍停止剿共。共黨製造了“西安事變”後，發生了導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於是，國民黨中央社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了周恩來七月十五日擬定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共黨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共黨在第二條中自己承認了國軍剿共的原因。

曆史已經證明，共黨完全違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產國際迫使國民政府承認中共的陰謀卻得逞了。

 

上當受騙的國民政府隻好退居台灣，對共黨采取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態度。國共兩黨誰正誰邪，從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和大陸的狀況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讓木偶廖承誌出麵發表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後，宋美齡出麵回了廖承誌一封公開信。對照兩封信，就能獲知中共的偽善與邪惡。在此摘錄宋美齡信中的一段，以示國民黨與共產黨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饑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思，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大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註：此文是專著《無恥的洋人》第一章〈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等如何滲透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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