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現場”

 

要不是我最近整理自己的文稿，把這篇文章忘得幹幹淨淨了，現在掛起來，也是對自己的肯定，沒有光吃不做的肯定。裏麵提到的Hess 法官比我先生還大2歲，早就退了，但他看起來十分年輕，風度很紳士，我對他印象甚佳。我先生也非常褒獎他，說像他那樣的法官非常少，有一次Hess 法官特地打電話向先生谘詢一件技術上的事宜，先生說，法官們一向都是一貫正確坐高台的，而Hess 能放下身段不恥下問，可見他的為人！以前，如有可能，我很願意去法院旁聽，後來發現，若我在場，先生便有些緊張，有一次他甚至當庭給在場的人分發文件，這樣的事按說都在開庭前做好了，庭上的法官、律師臉上都稍現差異，“我跟美國電影裏學的，想讓你看看我的光輝形象。”先生打趣詼諧，但掩不住的認真我一下子就能感覺。從此後，我不再去旁聽，萬一他緊張輸了官司，盡管在德國無論輸贏律師費不變，可聲譽會受到影響，聲譽等於錢財，沒人找你做事我們就隻好喝風啦。所以，我很慶幸曾經旁聽了幾次並寫了下來。

23、10、25

                                     “現場”

    “後天我要去Waldkirch辦事，公事結束後，我們可以到那裏的啤酒園子吃飯，你想去嗎？”先生問我。

     “官司是對外公開的嗎？有意思嗎？”我問。

      “是公開的。案子很平常，大雪天摔斷了手，告上法庭要求補償。有意思的是如此小事卻有四位律師參與！”先生回答。

“那我跟著去旁聽。”我說。

Waldkirch 離我們不遠， 是個山不高、水不深，然而有些靈氣的小城。曾經的一段時間，因種種緣由我們常在那裏出沒。城邊兒的山上有個小動物園，山下有個啤酒廠，每次辦完事情，我們都去啤酒屋吃飯，喝那裏獨樹一幟的Waldkirch 啤酒。

“為什麽一件小屁事兒卻動用四個律師呢？”路上我問先生。

“原告有一個，我是被告的，另外兩個是與被告有關的。”先生說。

我聽後深有感觸地總結，辦案律師的數量與案情的輕重不成比例，是民主的一大特征。

“我原來計劃先去看看原告摔跤的地方，可時間不夠了，算了吧。”先生說。

先生之所以要去那裏看看，是因為原告沒有證人可以證明，她的確在那裏摔了跤。勘察一下現場，有助於識別原告是否撒謊。我向他打聽案情時，為了省事兒，把原告摔跤的地方稱為“現場”（Tatort ），先生聽了忍不住笑：

“瞧你用這詞兒，跟凶殺案似的”。

 

Hess 法官，高高瘦瘦，為人隨和而又風度翩翩，因為時間未到，他和先生在走廊裏小聊著；我則四處偵查，隻要房間裏沒人，都進去嗅一嗅。一嗅嗅到候庭室，見桌上擺著方便人們記事的紙和筆，筆上印有法院的紅樓和網址，就順手牽羊進了我的口袋。再嗅嗅到法院的圖書資料室，見架子上新舊法律書籍整齊排列，便順手拍了下來，這時先生和法官也進來了。

“你看，這裏有不少很老的法律集子啊！”我對先生說。

Hess法官很配合，見我對“老的”感興趣，便找出一份1935年1月版的《法律文刊》，封麵上印著本期的內容和文章作者的頭銜，其中最昭彰的是文刊主編Freisler。他曾於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任納粹德國人民法庭的首席官，是希特勒的重要幫凶之一，第三帝國那些處決猶太人和反對納粹的“國家的叛徒”的判決，都來自那個臭名昭著的，納粹政府最高級的特別法庭。Freisler在任的那幾年裏，處理過幾千樁案子，有名的“白玫瑰”Scholl 兄妹就是經他之手被處決的，是一個血債累累的魔頭。

開庭的時間到了，原、被告和四位律師魚貫而入，我坐在房間最後靠牆的椅子上，所有人的動態都逃不出我的視力範圍，尤其是Hess法官，他與我正對臉兒。

法官簡單開頭後，要求原告陳述去年冬天的某日，她摔斷手的經過。

“……我和丈夫進城采購，買了一堆東西，晚上七點半回家，路上都是雪，因為最後一段斜度大，沒敢繼續開，打算自己步行……”原告有聲有色地回憶著。

“您和丈夫同行，為什麽您不在您丈夫的視力範圍內呢？”法官問。

“我們是一塊下的車，可是我走得快，您知道，我丈夫有腿疾，走路拄杖，因此他走得很慢。”原告解釋。

  “是啊，因為他還要提著采購來的物品。”法官打趣地說。

屋子裏的人都笑了，原告笑得很勉強，我對她抱著同情：一手拎著大小包兒，一手拄著杖的人都沒有摔跤，她雙腿正常，身無負擔的人倒摔斷了手。

  法官繼續問案，要求原告上前看圖，指出她當時行走的路線和摔倒的具體位置，四位律師的卷宗裏也有那張同樣的街圖，房間裏除了我和被告，大家都在認真地研究那張圖。麵對著如此的一幅畫麵，我忍俊不禁，法學和醫學都是直接與人發生關係的學科，學期結束後，還要經過兩次國家考試和一年的實習。大概正是如此，攻讀法律、醫學專業的學生們常有傲慢者，覺得自己挺不尋常，可眼前這幾位呢，人手一份簡單街圖，態度如此一本正經，好像原告摔斷的是一隻不尋常的手。原告呢，也確實覺得自己摔得很不尋常：

“當時把我疼得啊，不知如何是好！離家還有好幾十米遠，我怎麽辦啊，我覺得自己驚嚇之餘神誌不清。”那女人聲情並茂地對法官敘述。

  幾年前的一個大雪天，我也曾經摔斷了手，疼得也是驚天動地，當時除了我的狗，視線內外不見人影，離家有好幾百米，不是照舊走了回去。事後我誰也沒告，隻怪自己不小心。不知道從何時起，幾十年還是一百年前，德國開始實行自掃門前雪的規矩，如果不掃，一旦有人摔在你家門前的路上，你就必須賠償人家摔斷的四肢和大腦，我覺得，從那以後，德國人雪天走路越來越漫不經心，摔跤的人也越來越多，反正摔哪兒都有人賠，何苦不摔呢？！

   被告是一個年輕的母親，她除了回答法官的提問，始終安靜地坐在一邊兒，好像審的案子與她無關似的。換了我大概亦是如此，三個律師都是與被告有關這方的，都是經過兩次國家考核的專業人員，哪裏還用被告操心，給專業人員付賬就是了。市環衛請來的律師還出示了一年前原告摔跤的那個星期，市環衛掃雪的工作記錄，法官大人立刻把記錄複印幾份，各家的卷宗裏又多出了一張紙。

 幾個回合後，法官大人說：“因為證據的問題，此案不能了結，下一次開庭，請原告丈夫出席，雖說太太摔在他視力之外，本官也還是要聽取他的說法。”

法製國家，不看你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注重的是證據。連基督世界最大的權威本篤十六，在他關於耶穌的新書裏，對《聖經》裏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過是耐心地解釋引導，並沒有以教皇的身份教訓人，為什麽呢？不就是因為沒有證據嘛！耶穌升天都兩千年了，他曾經說的某些話是否真實，因為沒有證據，迄今都不能確定；那原告才摔了一年，同樣是沒有證據，哪裏就輕易判了？五位法律工作者，嚴肅地坐在那裏，沒有一個像我，覺得此案愚鈍可笑，他們的態度與國會討論是否轟炸利比亞的態度一樣認真，一場旁聽下來，我覺得，德國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仍舊很多。

   庭散告別時，我一眼瞟到，法官的桌上擺著一堆玩具機動車輛模型，我悄悄地對先生說：“你看，他攢汽車啊，跟你是的。”

“不是，那是為了處理交通案件時，用來擺明事故現場。”先生解釋與我。

我聽後急忙轉身走回去，問Hess 法官，是否可以讓我給汽車照個相？法官二話沒說就讓我如了願，還告訴我那些模型的用途與出處，有的是他自己的，有的是朋友、同事送的。他拿起其中一個說：“這個還是您的國家生產的。”

離開法院，我們徑直去了啤酒園子，酒足飯飽之後，上山買門票進了小動物園。我拿著相機，東看看，西照照，心情甚好。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那隻順來的圓珠筆，從兜裏掏出給先生過目。

“Hess 想什麽呢，把錢花在這上頭！”先生撇著嘴說。

“這樣才有廣告效益啊！”我替Hess 法官說話，他是法院的頭兒，辦事經費要經他手來批的。

“胡說八道，法院做什麽廣告！‘來啊來啊，上我這兒來，我這兒判得最快！？’”先生一點都不笑地吆喝著，我則笑得直咳嗽。

回到家中，在電腦上看當天的照片，我再次大笑了起來。照片上一群豚鼠一個挨一個地擠在籠子前瞪著著我，一數不多不少正好六隻。

“看啊，這四隻大的是你們四個律師，那兩隻小的是原告和被告。”我對先生戲言。

“那他就是Hess 法官！”先生指著一張貓頭鷹的照片說。“他斷案之前親自到“現場”去勘察，這在法官裏不多見的。”先生繼續補充說。

下一次開庭能否判了摔跤事故，要看繼續聽取有關人員陳述的進展。下一次不僅原告的丈夫要當庭回答法官的提問，市環衛掃雪車司機也要細述詳情。或許法官還要帶上全班人馬共赴“現場”，拿著皮尺和粉筆，把原告摔倒的位置精確標出，周圍事先用紅白帶子圍住，閑人免進。嘿，如同真正的作案現場一般，我給的名字一點不過分。

28、05、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