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一百年過去了，但1919年不僅對於全世界，而且對於中國也是特別具有曆史意義的一年。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會經過5個多月的激烈爭執、討價還價和談判，《凡爾賽和約》在巴黎的凡爾賽宮簽署，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而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但與德國另外簽訂了和約。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主體並且得到全國工人以及商業界大力支持的反帝愛國運動。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支持抗議巴黎和會關於日本堅持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利，而割山東權利於日本的決議，主張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同時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等口號，進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  

  1919年3月2日，各國共產黨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並於3月4日宣布成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                                     

  同年7月25日，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發表，宣布廢除沙俄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廢除當時蘇俄在中國的特權以及在華一切利益。

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公布“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的規約。 

1919年還發生了一件幾乎被人忘卻了的曆史事件，也由於種種原因不願提及，即當時的外蒙古自治政府於11月17日取消自治，請求回歸中國版圖。

  蒙古與中國曾有著千絲萬縷的曆史淵源，中國從唐代開始，在蒙古置府設州，實行直接有效的管轄。

1206年，成吉思汗鐵木真統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國，經過70年的南進西征，於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打敗南宋後期統一了全中國。 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開始更進一步與內地融合，並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並且自明清以來，蒙古人做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從未與中國隔離開來。

   至清朝晚期，由於腐朽墮落的滿清朝廷的逐漸衰敗以及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外強入侵中國。沙俄先後占去黑龍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領土。不僅如此，還接著將魔爪伸向中亞大陸內這塊地廣人稀的蒙古大草原。

  1840年鴉片戰爭後，腐敗無能的大清帝國仍然閉關鎖國，拒絕對外開放，拒絕真正改革，最終導至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1 爆發的武昌起義，中國各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擺脫清政府的統治。外蒙古雖然可以此作為其獨立的借口，當宣布獨立的中國各省，為重新統一而開展各項政治活動的時候，外蒙古卻沒有參與這一進程。當時北方處心積慮、虎視眈眈妄圖瓜分中國的沙俄，經過多年的分化、瓦解、經營，已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完全操縱了外蒙古。事實上，外蒙古已經變成了沙俄的保護國。就在同年1911年7月，外蒙古獨立首倡者土謝圖汗部親王杭達多爾濟，率團出訪俄國，並得到俄國軍事支援。辛亥革命後，清朝的統治土崩瓦解，杭達多爾濟等人認為時機成熟。11月30日，俄、蒙軍隊包圍庫倫辦事大臣衙門，解除清軍武裝，並將清政府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及其隨從人員押送出境。12月，杭達多爾濟、車林齊密特等王公喇嘛在庫倫宣布獨立，擁立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建立“大蒙古國”政府。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庫倫登基，自稱“日光皇帝”，年號共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的帝製，趕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剛剛建國不久的中華民國，開始了與沙俄的艱苦談判，終於迫使沙俄做出讓步，承認外蒙是中國的領土。但條件是在外蒙古實行“自治”。也就是說外蒙古在名義上仍屬中國，實際上，外蒙古的內政與外交還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

 1912年11月3日，俄國前任駐華公使廓索維茨在庫倫與“哲布尊丹巴政府”簽訂《俄蒙協約》及《俄蒙協約專條》，俄國以支持蒙古自治換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業地位，對中國在外蒙主權支字未提，激起中國政府的反對。袁世凱政府為換取沙俄的援助和承認，屈從沙俄的脅迫，於1913年11月5日與之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5條和《中俄聲明另件》4條。沙俄雖表麵上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中國政府承認了《俄蒙協約》的內容和外蒙古的“自治”，並不得在外蒙古設治、駐軍、移民等，實際承認沙俄對外蒙古的控製權。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圖正式簽訂了《中俄蒙協約》。《中俄蒙協約》共有22條，其內容實質上是對《中俄聲明》、《聲明另件》的確認和具體化。《中俄蒙協約》是中國北洋政府同沙俄簽訂的有關外蒙古的不平等條約。它將沙俄在外蒙獲得的權益具體化，嚴重損害了中國在外蒙古地區的主權。從協約第二條“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和第六條“中國、俄國不幹涉外蒙古現有自治內政之製度”，可以看出外蒙古的“自治”，實際上是俄國殖民統治的代名詞。中國以不在外蒙駐兵、殖民、設官，承認外蒙自治，承認《俄蒙協約》及其專條，換回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並以宗主權為條件，俄國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一部分。中國對外蒙領土權已由主權變為空有虛名的宗主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沙俄國內一片混亂，遠東領土落入無政府狀態，原來由沙俄支持的外蒙古獨立勢力，也頓失重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蘇維埃俄國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廢棄所有各種特別權力，及俄商在中國地麵上占有之一切租借地。蘇俄雖然繼續支持外蒙古獨立，但是由於俄國當時國內的內亂，對外蒙不能有實質上的控製。外蒙古的許多曾主張自治的王公們，也在觀望要廢棄所有在華特權的蘇俄，是否能繼續支持蒙古自治，但不幸的是，早己虎視眈眈、垂涎三尺的日本卻乘虛而入，旨在取代俄國在外蒙的一切權力。 日本駐蒙武官鬆井中佐勾引白俄謝米諾夫及蒙匪陞阿來顛覆外蒙，要成立親日的＂大蒙古國＂，這也是日本早己夢寐以求的事。

 

當時的世界時局和俄國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亂，把外蒙古領土問題再次擺在了中國麵前。如何依靠自己貧弱有限的力量，從外國列強的魔掌下奪回這片領土呢？這是當時中國政府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實際上，從一戰爆發開始，中國政府就在考慮如何利用俄國在遠東力量的削弱，收複外蒙。使收複外蒙成功的關鍵人物和具體的執行者，就是徐樹錚將軍。

徐樹錚，字又錚、自號則林，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今屬安徽省）官橋鎮醴泉村人，本是秀才出身，實際他身兼文武，文采武略，凡事精細，且大處著墨，早年被段祺瑞派往日本留學，1910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七步兵科。回國後任段祺瑞第一軍總參謀。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徐樹錚為段祺瑞起草《北洋五十將乞共和電》與第二電《乞共和第二電》，迫使宣統皇帝退位。

自1912年，徐樹錚先後任軍學司司長、軍馬司司長、將軍府事務廳長等職。1914年5月，徐樹錚任陸軍部次長，年僅34歲。1915年袁世凱稱帝，徐樹錚力勸段祺瑞抵製帝製，遭到袁世凱的罷免。關於徐樹錚的許多軼事，不在此贅述。

 

1918年秋天，段祺瑞令徐樹錚在其所領導的督辦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務處，於10月成立了一 個西北邊防籌備處，徐樹錚任處長，作為把“參戰”改為“邊防”的一個準備。徐樹錚則於同年10月12日設西北邊防籌備處籌備新隊，遂即派員到河南淮陽、商水、西華、上蔡、新鄭、舞陽、禹縣、洗邱等處及安徽渦陽、蒙城、太和、鳳台、壽、毫等縣招募新兵，不聲不響地招募了四個混成旅。  這就是最早的西北軍，第一旅旅長宋邦翰，第二旅旅長宋子揚，第三旅旅長褚其祥，第四旅旅長張鼎勳。各旅中下級幹部除了陸軍第六師調用外，多選用保定軍校五、六期畢業生。一般幹部素質較為優秀，在徐樹錚嚴格督訓下，部隊日有進歩。後來又於1919年2月，成立了一個補充混成旅，以李如璋為旅長，李原是徐總部的參謀長。

 

徐樹錚對外蒙問題有著自己的全盤考慮和準備，基於當時外蒙古以及政府政治局勢的緊張和混亂，徐樹錚於1919月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籌邊辦法大綱＂，提交國務院審批，內容共10條，概括為＂頒名義＂、＂製權限＂、＂鋪鐵路＂、＂設公路＂、＂重墾牧＂、＂採礦產＂、＂通商運＂、＂宜兵備＂、＂布教化＂、＂易禮俗＂，是針對治蒙的一整套計劃。他強調：為解決外蒙問題，政府須選擇能人，“委以專責，假以便宜”；須頒布名義，明令特派西北籌邊使；須製定權限；為實施以上事項，須先籌巨款。為籌巨款，須發行公債，並在外蒙開設銀行，發行鈔票。這一萬言計劃，是徐樹錚精心的擬定。大綱的前言部分是這樣寫的：

 

“查西北一帶，東自車臣汗，西至阿而泰，北至俄界，南至察緩，綿亙千餘萬方裏，地麵遼闊，悉屬蒙旗遊牧之區，居民稀少，諸業未興，且地主之名與權，屬國屬人，亦未分明製定。故在任事之人，非堅抱開創之誌，忍艱耐勞，剛柔互用，難期有濟。在政府為事擇人，亦非委以專責，假以便宜，終必勞而無獲。況值國幣耗虛，一切資力均待平空籌集；稍緩須?，又慮為鷹虜所吞噬。此謀國者所由蚤夜徬徨袂急起者也。惟同此五味，而烹調之法，人異其術。樹錚所言之辦法有當與否，不敢必人以共濟，而默為審察，固覺此事不辦則已，辦則所舉者，皆不容不視為要圖者矣。”

 

大綱於1919年6月10日國務院閣議通過＂照辦＂。6月13日政府任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二十四日又任命他兼任＂西北邊防軍總司令＂。

西北籌邊使的官製也在議會通過後於7月18日以大總統令公布。

官製公布後，徐樹錚在北京西城錦什坊街順承王府設立了“西北籌邊使公署”，下設參議室、參謀處、參事處、軍需處、軍醫處、秘書處、電務處。此外，還為軍政人員開辦了蒙文班、俄文班、德文班、英文班等。除此之外，因為徐樹錚認為“不以教養救中國則已，欲以教養救中國，舍尊經外，別無他術。”，所以還開設了經義課由徐樹錚親自講授。

1919年7月25日，也就是西北籌邊使的官製總統令，公布剛剛一周，蘇維埃俄國發表對蒙古聲明，稱外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要求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事實上中國政府和外蒙談判關於“撤治”的問題，從袁世凱起就沒間斷過，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撒治”問題之所以長時間不能得到解決，以及外蒙古對中國所持的徘徊與觀望，是由於日本、俄國的外來壓力、誘惑、和對蒙古內部事務的從中搗鬼，同時也是由於晚清時期中國的落後與衰弱。徐樹錚對若幹邊疆事物的問題，日、俄對蒙古的陰謀企圖可謂了如指掌，深知要實現外蒙＂撤治＂，實力和資金最為重要。袁世凱1916年83天的“皇帝夢”破滅，於6月病死後，留下的北洋軍團也分崩離析，中國重新陷入軍閥混戰之中。若不是對德宣戰組建“參戰軍”，哪裏有資金購買先進武器；若不是年前“督辦參戰事務處”下的“西北邊防籌備處" 招募了四個混成旅，就沒有西北軍和西北邊防軍。

 

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國內政局瞬息萬變，新任代總理靳雲鵬不會像前任總理段祺瑞那樣了解和支持外蒙“撤治”問題的解決，徐樹錚雖為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但畢竟已經不是過去實際掌管軍權、有權調動政府軍隊的陸軍次長。而國外勢力隨時有可能加強和恢複對中國外蒙的控製和軍事威脅。

 

因此在決定入蒙前，徐樹錚召集各級軍官、參議就時局從軍事上，政治上進行了具體分析並做了慎重、細致和充分的準備，然後命令準備入蒙的西北邊防軍三旅褚其祥部隊由宣化乘火車至張家口，再由張家口下車步行到多倫，目的是讓部隊接受一下寒冷地帶的訓練，並計劃從多侖乘卡車進入庫侖。出發前，徐樹錚親自去宣化府檢閱部隊，檢查軍械，並對入蒙部隊官兵進行了訓話，要求入蒙全體人員“處事以靜，處己以誠”。

由多侖到庫侖有一千多公裏，沿途土路多是黃沙，大隊行軍，人員超載，加上新的武器裝備以及所需攜帶的大量貴重禮品，車隊常常陷入沙窩。徐樹錚再三叮嚀以保證沙漠行車的絕對安全和部隊的陣容與嚴整。

 

當時日本武官鬆井中佐在庫侖設有辦事處，並駐有部隊。而外蒙對此等閑視之，無能為力。當徐樹錚的部隊到達距庫侖七十公裏處的叨林時，徐樹錚便吩咐廳長王蔭泰接通與鬆井中佐的電話 (王蔭泰曾在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日本話非常流利)，然後接過電話，用日語直接正告鬆井中佐，日本駐軍庫侖即無條約依據，也未得到中國政府同意，是違反國際公法，現在西北邊防部隊馬上進駐庫侖，請鬆井中佐在三小時之內，將其部隊全部武器送繳中國政府駐庫侖辦事處，否則與邊防部隊進入庫侖時發生衝突，其責任完全由日本方麵負責。鬆井中佐本想拖延，但自知理虧，聽到除樹錚的語言斬釘截鐵，又不知會來多少軍隊，隻好不得不在時間限定內，把武器送繳到中國駐庫侖辦事處。這一舉動使蒙古官員和民眾看到了西北邊防軍的果斷與聲勢，也使蒙古的親日派由此畏縮，為“撤治”問題的解決，掃除了一定障礙。

 

前方日軍武器被“解除”後，車隊才繼續前行直奔庫倫。看著兵車緩緩而行，徐樹錚不禁思緒萬千，想到大局堪危，國內政爭方興未已，以及國人對外蒙“撒治”回歸之宿願及期望，今日可謂重任在身，路途艱難。徐氏本是倚馬可待之人，提筆立就，以《叼林騷發》作了一題：

 

衝寒自覺鐵衣輕，莫負荒沙萬裏行。

似月似霜唯馬嘯，疑雲疑雨問雞鳴。

中原攬轡仇孤憤，大海回瀾作夜聲。

且促氈車趁遙曙，沉沉閶闔漸清明。

 

當部隊經過七天的征途開始進入庫侖，庫倫西郊紅城營房是前清袁世凱派人興建的,規模很大，可駐五個師的兵力。而徐樹錚率領的部隊，除去沿途駐軍外，計劃開進庫侖的軍隊隻有褚其祥第三旅。為了使蒙、俄、日弄不清西北軍到底開來了多少人馬，徐樹錚效仿孔明減兵增灶， 在部隊到達前，即規定進入庫侖每一個連的官兵住入容納一個團的營房，並對外嚴加戒備，嚴保密部隊人數。即便是購買物品也要分區，分時段，分不同人選。因此蒙人聽到綿延不絕的車輛進城，以為紅城營房住滿了西北邊防軍隊，估計數以萬計。而實際部隊人數不過數千名。

 

10月29日徐樹錚到庫倫，下榻庫侖東部圖拉河畔的欽差館。他首先接見了前來拜訪的提前到達的部隊官員、都護副使、中國銀行行長以及商會會長。隨後外蒙王公喇嘛也相繼前來會晤，相互呈獻哈達，彬彬有禮。徐樹錚原想借11月1日活佛生日，拜訪哲布尊丹巴，而活佛以“女佛病”為理由謝絕，徐則以生日供佛糖果食品饋贈，以示誠敬之意。幾天商洽妥善後，徐樹錚便率旅長褚其祥、參議、和參謀等人前往河套依山麵水，景色幽靜的齋宮參見活佛、互獻哈達。

 

       11月6日，徐樹錚會見了哲布尊丹巴活佛。12日晚，活佛派人請宴，徐樹錚“伊柬不如禮，當經拒出”。於是，活佛另派蒙總理兼內務長巴特瑪多爾濟來請。巴特瑪是位有地位的喇嘛，七十多歲，禿頭，看上去是個十分精明的人。僅和巴特瑪交談了寥寥幾句話，眼光敏銳的徐樹錚便判定他為外蒙“撤治”的關鍵人，因此要“結之以信，感之以情”，爭取巴特瑪。為顯軍威，徐樹錚邀請巴特瑪觀看西北邊防軍操練，“看操之日，示以軍規之嚴，軍容之肅，士兵放假規劃，苦樂與共，俾知軍心之固。”

11月13日，巴特瑪“迭次麵晤活佛”後卻說，“佛仍推宕不應，托詞非待會議，即聲言外交有關。”稱活佛對“撤治”問題的決定不是托詞要等待會議，就是借口與外交有關。此時候徐樹錚便有理有節地回答：“外交有中央政府在，會議無可待，活佛向來辦事不待會議，今不能獨待。” 在向巴特瑪分析了各種利害關係之後，他對巴特瑪說：“外蒙為國家領土，我為外蒙長官，有彈壓地麵之責，不能坐視。請往告活佛，明日速應則已，不應當即拿解入京，聽政府發落。”實際上是限期以巴特瑪為首的喇嘛24小時之內給予答複，否則要將活沸解到北京。

11月14日，巴持瑪匆匆來見，告訴徐樹錚：“佛感悟，遂允撤治”。並說由巴特瑪和徐樹錚交換商定的條件，包括活佛懇求保畄的一些事情，可以向北京政府呈送。

 

11月14日至15日是雙方約定的正式談判日，第一天談判，活佛、喇嘛、和王公們對新的＂撤治＂善後八條例框架，以哲布尊丹巴為首的眾多代表沒有意見，但巴特瑪仍然頑固。

 

於是，11月14日晚徐樹錚、旅長褚其祥以及參事警衛幾人專門前往巴特瑪寓所商議撒治條件，會談進行了幾個小時。徐樹錚言之有物，提出若幹具體可行方案，並主張一些詳細辦法可另訂辦事章程等。而巴特瑪想拖延時間，“狡展良久”，這時已到了深夜兩三點鍾。徐樹錚其實早認定巴特瑪是解決“撤治”問題的關鍵所在，而巴特瑪可謂反＂撒治＂的中堅人物。徐樹錚曾多次當著巴特瑪，有意將問題歸罪於活佛，甚至要將活佛“拿解入京”，實際上是要教育巴特瑪改邪歸正，不想令其有失體麵。巴特瑪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活佛為借口對“撒治”問題百般刁難。企圖無限拖延是絕不能接受的，徐樹錚至此便正告巴特瑪：＂禍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爾後便發出限令：“寬限一日，夜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執事（巴特瑪）雖老，亦當隨行。”

 

11月15日，巴特瑪召集全體喇嘛王公，議定由活佛蓋印後率眾自請撤治，日內辦妥。

 

徐樹錚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北京政府電

北京西北邊署。○密。抄呈大總統、國務院、段督辦、各部鈞鑒：

刪電計達，今日巴特瑪多爾濟招集王公喇嘛全體會議議定，先由活佛簽名蓋印，率眾具呈自請撤治，一切條件辦法，概從另訂，飭人來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內定即辦妥。樹錚允以不逼，但仍需從速辦結，由活佛派員隨樹錚入京，覲謁大總統致賀雲。恐其夜長夢多，故必嚴促其速定也。謹此報呈，伏祈察核。製樹錚

 

1919年11月17日外蒙自治政府請求＂撤治＂的公文，正式交到了徐樹錚手上。徐樹錚即派專人送往北京總統府。

 

外蒙請求自治呈文的最後為:

 

“再前訂中蒙俄三方條約，及俄蒙商務專條，並中俄聲明文件，原為外 蒙自治而訂也，今既自己情願取消自治，前訂條件當然概無效力。其俄人在蒙營商事宜， 將來俄新政府成立後，應由中央政府負責另行議訂，以篤邦誼而挽利權。”

 

11月22日，徐世昌以大總統身份發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官府的請願。令雲：

 

“核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 族一家之義，同心愛國，出自至誠。應即俯如所請，以順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 丹巴呼圖克圖汗應受之尊崇，與四盟沙畢等應享之利益，一如舊製，中央並當優為待遇， 俾其享共和之福，垂於無窮，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曆時多年的談判結束了。外蒙古自民國初年受帝俄指使自治，曆經七年終於回歸了祖國。

 

徐樹錚於11月24日趕回北京，先向大總統做了報告,又去段祺瑞督辦處匯報了交涉經過，並另電正在上海著書立說的孫中山先生,電陳外蒙回歸情形。

 

12月26日國父孫中山回電：“比得來電,諗知外蒙回心內向。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建此奇功，以仿古人，未知熟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裏。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複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忻鼓舞者也”。

 

1919年11月30日，國務院裁撤了＂庫倫都護署＂。12月1日徐樹錚授命督辦事宜。第二天，明令派徐樹錚為外蒙活佛冊封專使。15日段祺瑞率軍官百餘人在故宮歡送徐赴蒙。16日總統徐世昌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授二等勳，並派徐攜七頭獅子印代表政府冊封活佛晢布尊丹巴。

 

12月27日徐樹錚車抵庫倫，這次的風光自然和前番大不相同，活佛率喇嘛、王公等恭迎郊外十多裏遠，進城百姓舉旗歡迎，軍民十分融洽。29日徐禮佛齋戒、沐浴三日，代表政府冊封活佛哲布尊丹巴，並奉贈七頭獅子印，大典莊嚴隆重。

 

在蒙期間，徐樹錚開始依照西北籌邊大綱著手治理外蒙，先解決在外蒙經商的山西人和蒙人不公平交易的問題，以爭取蒙人的信心。接下來他以有限的經費籌辦小學、中學、勸導蒙人入學。創辦銀行，鋪設公路，引外資開礦，還獎勵種植天津大白菜等。1920年春，蒙地缺水,苦旱無雨，徐籌使應民眾要求，向龍王求雨，徐從不信此等民俗，但順應民意，他依禮而行，三五日後，天降甘露，蒙民心大悅。

 

但人願難隨，1920年夏，風雲突變，自馮國璋死後，北洋軍閥直皖兩係為了現實利益，有了新的衝突，一場大戰即將到來，徐樹錚被雪片般的電文從庫倫召回北京，四個混成旅也歸了陸軍部調動。7月5日，段祺瑞令邊防軍緊急動員，9日皖係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段祺瑞，總參謀長徐樹錚。直係 曹昆、吳佩孚，奉係張作霖搭邦合夥。兩大陣營，十幾萬人馬，在中原排兵佈陣，並通電全國互相對斥，徐世昌大總統也束手無策。由於皖係戰敗，直係提出全國通輯名單，徐樹錚為名單之首。徐樹錚也因此作詩一首：

購我頭顱十萬金，真能忌我也知音，

閉門大索喧嚴令，側帽清遊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巿築，蒼波夢引海舟琴，

雲天不見纏緜意，敢負生平報國心。

 

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的領土版圖不再是秋海棠圖，其原由眾說紛紜。但是徐樹錚率兵不顧艱險，機智勇敢使外蒙取消自治、回歸中國的曆史事實，說明了國家隻有強大才能不受外侵。一百年後的今天，追述這一曆史事件，也是為了不忘列強因中國的貧弱及落後，侵占、瓜分中國領土和控製領土主權的曆史，振奮英勇衛國精神，努力繼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