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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很多人以為,他們請投資經理,是為了讓自己賺更多的錢。但其實更真實的情況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幫他們避免犯錯,甚至在關鍵時刻,幫他們克服自己的本能衝動。
2、長期投資想做好,唯一的路徑是與眾不同;而一家企業要走向失敗,最常見的原因,反而是過於不同。但說到底,想要戰勝市場,終究還是得不一樣。
3、所謂安全邊際,就是你要為自己可能犯的錯誤留出空間。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可預測的變量,而當你買得足夠便宜時,這份緩衝就自然內嵌在價格裏。
4、保持冷靜、保持開放的心態、做好隨時行動的準備,在最糟糕的日子裏,反而會成為一種競爭優勢。
5、我最大的毛病反而是有時候持倉持得太久了,總是在等它兌現。
在5月底的高盛係列訪談活動,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與約翰沃爾德倫(John Waldron)進行了一輪深度對話,上周才正式發布出來。
賽思卡拉曼是Baupost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兼投資組合經理,以其對價值投資的堅定信念而聞名,至今仍親自負責管理組合。其撰寫的《安全邊際》至今仍是投資者的案頭必讀。
他自1982年創立Baupost以來,始終掌舵這家公司,目前為個人和機構客戶管理著大約220億美元的資產。
Baupost投資範圍非常廣泛,涵蓋了公開和私募市場的債券、股票、房地產和私募股權等多類資產。
在賽思卡拉曼看來,市場永遠遊走在過度悲觀和過度樂觀之間。每一次輪回、每一次困境,都是價值投資者生存的土壤。
相比於絕對收益,卡拉曼更看重風險控製。你不可能在第10年或第15年就搞砸,然後還能活到第42年。
在這段訪談中,他提到公司42年的曆史上隻有五年是負收益,最大回撤不過12%。而在他看來,真正讓Baupost得以長存的,是從來沒有犯過大錯。
卡拉曼不僅分享了對投資周期的敏銳洞察,也揭示了Baupost內部如何建立逆人性的投資機製。還談到了自己在慈善、學習與生活中的選擇。
比如,他推薦《Being Wrong》這本書,認為所有做投資的人都應該讀一讀,它寫得非常優美,讓我意識到,犯錯本身是個很複雜的狀態。你得承認自己錯了,得意識到錯在哪裏。
聽聰明、理性的談話,本身就是件非常愉悅的事情。聰明投資者(ID: Capital-nature)精譯整理全程分享給大家。
延伸閱讀:《安全邊際大師賽思卡拉曼:企業未來現金流才是重要的!格雷厄姆那些核心的價投原則今天仍然適用》
沃爾德倫我想從你的那本書說起。1991年你出版了《安全邊際》,係統地講述了你的投資哲學,尤其是你對價值投資的理解,這也成了你最廣為人知的標誌之一。
你還記得當年是如何理解價值這個概念的嗎?這麽多年過去了,你對價值投資有沒有新的體會?
卡拉曼我一直認為,價值投資的核心,是以折扣價格買入資產。
但什麽叫折扣、多大的折扣才合理,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有爭議,也一直在爭議。
在我職業生涯早期,我對價值投資的理解相對更字麵,更接近格雷厄姆的原則,也受到巴菲特早期理念的影響。
那時我更看重賬麵價值、有形資產價值,而不是企業的護城河或成長性。
但這些年我確實有很多變化:你如果要買價值,首先你得判斷得準;其次你得思考:這價值怎麽兌現?有沒有觸發因素?什麽能推動市場認同?
不過,有一點我始終沒變,那就是安全邊際這個原則。
所謂安全邊際,就是你要為自己可能犯的錯誤留出空間。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可預測的變量,而當你買得足夠便宜時,這份緩衝就自然內嵌在價格裏。
我們在構建投資組合時,總是把控製下行風險放在第一位,同時也關注哪些因素可以讓價值被市場承認、被釋放。
此外我們還會尋找其他機製,確保在不確定環境中仍有一定的保護。
沃爾德倫所以,安全邊際至今仍是你在估值和投資決策中的核心原則?你現在在評估的時候,還是像過去那樣去量化它嗎?
卡拉曼我們不會把安全邊際加加減減,得出一個精確數字來說這個夠大了。
但我們會反複問自己:這項投資,或者整個組合,保護力夠不夠?風險點在哪裏?
有時候團隊來推薦一個項目,我會問他們:假設兩三年後我們回過頭來看這筆投資出了問題,那時候我們會說哪裏搞錯了?
有沒有可能,其實我們現在就已經知道最大的風險在哪裏,隻是我們還沒真正重視?我們有沒有在評估中把它充分考慮進去?
我們一直試圖構建一個能有效防守的組合。比如說:
通過對衝手段控製下行;
留出一定比例現金,這樣在市場最糟糕的時候還能有買入能力;
配置資質更好、下行空間更小的優先債務工具;
在投資結構上爭取優先權;
在某些私募投資中加入回購條款。
我們用各種方式保護下行。雖然風險不一定隨時到來,但一旦真的來了,我們往往能在那樣的環境下活得更好。
沃爾德倫我們繼續聊聊估值。1991年的宏觀環境和估值體係,和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如今很多人都認為,市場的整體估值已經被拉得很高,尤其是一些成長型行業受到追捧,估值看起來更加極端。
你怎麽看待傳統的估值指標?你平時會參考哪些?當然,不同的資產類型肯定要用不同的標準,但你能不能多談談,你是如何判斷估值的,或者你怎麽理解基本麵價值這個概念?
卡拉曼我們一直堅持的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逐個項目去深入分析。
即使整體市場估值偏高,你依然可能找到被低估的機會,但前提是你要確認它真的便宜。
我一直在追求一種平衡:一方麵,我們得真的喜歡我們所持有的資產;另一方麵,我們也得清楚,這個市場所處的年份意味著什麽,它最終可能會呈現出怎樣的結果。
那段長達十年的零利率時期(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從2009-2019年維持超低利率),大概在四五年前才結束。我們其實心裏一直明白,那是個不尋常的階段,也不可能持續下去。
這種極端狀況在曆史上從沒發生過,將來也未必會重現。可即便如此,在那種環境下,我們還是得完成我們的工作,還是得去尋找有價值的投資機會。
你得問自己: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還能做些什麽?
所以我總是在這種張力中做權衡:我們看重自己所持的資產,但如果從曆史估值的角度來看,整體環境已經偏離常態,那可能就是該收一收、該更加嚴格篩選投資的時點,也可能是該多保留一點現金的時候。
我們的研究始終是從底層開始的,但我們不會完全忽視宏觀層麵的風險信號,我們也會帶著自上而下的擔憂來思考整體組合的安全性。
沃爾德倫那在你評估估值的時候,現在會更偏向參考哪些指標?或者說,相比過去,有沒有更傾向於關注的維度?
卡拉曼現在我們可能會更多參考私募市場估值。也就是,如果這家公司要被收購,收購價大概會是多少?我們會看最近的交易案例,或者類似企業的估值水平。
但問題在於,這些估值本身也不是絕對的,它們也會隨著市場情緒波動。當融資變得困難,或者買家開始意識到自己此前過於樂觀,估值往往就會向下修正。
所以你確實需要有一些參考框架,但你也不能把目標價定死在一個位置上,然後說:隻要價格不到我設定的點位,我30年都不管它。那不現實。
現實是:這是超出人類忍耐力的,也是超出客戶容忍範圍的。
你必須在一個合理的時間框架內找到值得做的事。
讓我覺得安心的方法包括:我們持有的是優先級較高的債權,有回購條款,或者有明確的觸發機製能讓價值兌現。
因為,等市場便宜再出手聽上去理性,但實際操作中很容易拖得太久,超過你自己、客戶、甚至團隊的心理承受期限。
與此同時,你也不能完全不管估值。如果你對價格毫無要求,那市場一旦出現風吹草動,你的整個組合就可能出問題。
所以我們會在組合裏設定清晰的護欄:不加杠杆、不同資產類別之間做好分散配置、在國家和行業層麵上避免集中暴露。
我們從不押注某一個點位,也從不把整個賭注壓在一兩家公司身上。
沃爾德倫你一直以極度耐心而聞名,我注意到你從不害怕持有現金,也不介意等待。但就像你說的,人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我很好奇,你是怎麽理解耐心的?尤其是在你明知當下機會不好,願意接受一段時間低於同行、甚至低於市場的回報,隻因為你不願意在不舒服的價位出手。這背後的思考是什麽?
卡拉曼我覺得,要做價值投資者,你有時候得有點與眾不同的思維回路。
市場下跌時,大多數人會恐慌,想賣;而你得有勇氣出手。市場上漲時,多數人越來越興奮,但你要開始思考賣出。
我大概確實是逆著人性來的,而且這是我認為非常關鍵的一點。
至於耐心,其實從我們創立公司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決定了我們的路徑。
1982年,我們是為三戶家庭管理資金而起家的。他們那時剛剛出售了資產,一家賣掉了波士頓的第五頻道,也就是當地的ABC電視台;另一家是做計算機軟件的。他們每家大概掙了1000萬美元,年紀也都在50歲左右。
他們並不想把錢再花光,更不想再去重新賺一遍。他們關注的是資產保值,不希望從頭再來。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帶著一種規避風險的基因,而我本人正好是這種風格的天然匹配。
而且我認為,價值投資本身就是一條活得長久的路。
你看巴菲特,人們常說他的業績、他的慈善、他辦的資本主義伍德斯托克。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其實是他從不爆雷,甚至沒怎麽經曆過真正難熬的階段。
這背後是結構設計:他用的是長期資金,加上極強的投資紀律。兩者結合起來,造就了他極為罕見的成功。
我不覺得還會再出現第二個巴菲特。部分是因為他的投資壽命實在太長了,部分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很難在不爆倉的前提下,持續做出那樣的回報。
所以我確實是耐心的。
我最常擔心的一件事反而是: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新的好主意了。但如果真是那樣,也沒關係,生活還會繼續,我還有些淨資產,我們會把錢還給客戶,接著走下去。
我很認同一位歐洲價值投資者說過的一句話:我寧願失去一半客戶,也不願讓客戶的資金虧掉一半。(此處應該說的是讓-馬裏埃維雅爾德(Jean-Marie Eveillard),法國裔著名價值投資者,長期擔任First Eagle Global Fund基金經理。)
這就是我的底線。我寧願暫時不受歡迎,寧願讓人失望,也不願拿別人的錢去做我認為不安全的事。
也許我是個合格的受托人,雖然有時候看起來像是個不太有作為的受托人(笑)。
沃爾德倫我不覺得你不作為。相反,我認為你是在保護他們的財富。
卡拉曼是的,我也是這麽看的。
很多人以為,他們請投資經理,是為了讓自己賺更多的錢。但其實更真實的情況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幫他們避免犯錯,甚至在關鍵時刻,幫他們克服自己的本能衝動。
沃爾德倫你曾經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分析師要愛上自己的投資標的,但組合經理隻是和這些想法約會。能不能展開講講這句話的含義?
卡拉曼對我來說,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直觀的觀察。
一個分析師在推薦一個項目之前,往往已經做了大量功課:從幾千個標的裏篩選出一個,認為它被市場低估、估值合理,有明確的投資邏輯,然後他還得有足夠的信心,把這個項目拿到我和其他合夥人麵前,說:我認為我們應該投這個。
在這個過程中,他其實已經和這個想法談了很久的戀愛,現在隻是正式求婚。
但作為組合經理,我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我逐漸意識到,當一個人特別喜歡一個投資標的時,情緒已經深度介入了判斷。
而我們都知道,這種情緒會引發很多行為偏差。比如,他可能會過於執著於自己這是個好項目的結論,甚至為了證明自己是個出色的投資人,強烈希望在組合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有時候也會潛意識裏想著:如果我沒有任何標的,我怎麽證明自己的能力?怎麽拿到獎金?
他們追求持倉,而我更在意收益。這兩者不是一回事。
因此我會問很多問題,不斷追問和挑戰,不是因為我不同意這個投資,而是要確保他們不是在自證其正確,不是隻挑有利的信息,更不是已經陷進去了,無法冷靜判斷。
比如,這個項目已經跌了,我不一定反對,我們的很多好投資都是先跌一輪才兌現的。
但問題是,如果這個人已經不願接納新的負麵信息,或者我們忘了問自己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我們現在還沒有持倉,我們還會買它嗎?
如果答案是不會,那它現在還在組合裏幹嘛?
我講那句話,其實是想強調:組合經理要有不同視角,要站在一個更冷靜、更獨立的位置上看待每一個投資建議。
沃爾德倫那Baupost的投資決策流程是怎樣的?一個想法通常會被反複提幾次?從提出到拍板要多久?都有哪些人參與?你能具體說說嗎?
卡拉曼這要看具體情況。一般是一個合夥人帶一兩個分析師一起參與推薦,我會參加。如果是股票類項目,我們股票組的兩位聯合主管也會在場,我們的總裁Jim Mooney通常也會參與。一個會就有四五個人,多的時候六人。
他們會提前把材料發出來,當然有時候是前一晚半夜發的,大家可能都還沒來得及仔細看(笑)。
沃爾德倫聽起來像高盛的風格(笑)。
卡拉曼是哈(笑),不過有時候也提前得多。
然後討論的重點就取決於這個項目的特殊性,尤其是跟我們既有投資有多大差異。如果是進入一個我們從沒涉足的新領域,那我們就會重點討論相關的係統性風險。
我們一般會安排一個小時的會議時間,有時候足夠,有時候遠遠不夠。
我現在也在努力把更多的判斷權放給團隊,從長期角度看,這也是在為接班人培養創造空間。
當然,如果一個項目讓我感到擔憂,比如他們想得還不夠清楚,或者風險與回報不成正比,或者我們在這類資產上的流動性空間有限,那我可能就會比較強硬。
但如果是我本身也很看好的項目,那自然會容易得多。
我們始終會在會議裏圍繞風險進行反複推敲。
我會問團隊,比如我們剛才說到的問題:如果兩年後我們坐在這裏後悔當初投了這個項目,那我們會說是哪裏出錯了?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逼大家反思是不是還有哪些風險點你現在沒想夠。
還有一個問題我也會常問,如果今天買入,未來在哪個價格你會賣?
如果有人回答說,我70塊錢買,漲到80就賣。
我通常會反問,你真的這麽確定它會上漲15%?如果它在漲到80之前先跌到50呢?你有沒有想過這是不是一個合適的進場點?
我們圍繞這種問題會有很多來回討論,通常是非常有價值的。
我覺得這種討論對年輕成員幫助很大。隻要他們在公司呆滿一兩周,就有可能被安排來主講一個項目。
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把責任感和表達能力一代一代傳下去。資深的人可以補充、可以引導,但我希望團隊成員都能學會清晰表達、學會提出論據,甚至學會挑戰自己的結論。
沃爾德倫我猜你們的文化是這樣的:在會議上說我不喜歡這個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對嗎?
卡拉曼沒錯,當然可以。除了主講人,其他人完全沒有義務附和。我不希望有人為了發表意見而隨便扔點想法出來,但理性表達不同觀點,是我們非常鼓勵的。
事實上,我們經常討論的結論並不是買或不買,而是:這個標的不錯,但先等它便宜一點,我們還得核實幾個關鍵假設,過兩天再來討論。
這種保留和審慎,本身就是流程的一部分。
沃爾德倫聽起來很合理。價值投資其實常常和人性密切相關。你剛才也提到了一些心理層麵的東西。作為一個敏銳的人性觀察者,你在投資這件事上,對人性有哪些深刻體會?
卡拉曼如果說Baupost和其他公司有什麽根本不同,我認為就是我們在整個投資流程中,非常重視心理因素。
比如我剛才講的保護下行風險:我們努力避免陷入驚慌,避免被追加保證金、避免因為短期虧損就遭遇客戶大規模贖回。
不被恐懼打倒,可能是長期收益表現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如果在市場極度下跌的時候,我還能繼續買進,而此時我的很多競爭對手不是在場邊觀望,就是直接把籌碼賣給我,那可能就是非常好的建倉時機。
而且,這種時候其實也是和同行交流的好機會。
市場下跌時,很多人手頭的策略失效,反而願意敞開心扉、分享想法。你隻需要打幾個電話,往往就能聽到一些不錯的投資點子。
所以,保持冷靜、保持開放的心態、做好隨時行動的準備,在最糟糕的日子裏,反而會成為一種競爭優勢。
我非常推崇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裏講到的那些認知偏差。我們每個人都會受到它們的影響,隻是程度不同。
比如說,損失厭惡,很多人寧願死守,也不願承認失敗;又比如錨定效應,當你對一個投資有了初步判斷之後,就很容易忽視新的反麵信息。
這些偏差太多太常見了,你在市場上隨處可見。
但真正優秀的投資人,不是完全避免偏差,而是能在意識到偏差之後,主動控製它,不讓它主導自己的判斷。
我還記得很多年前,我們在研究處於財務困境的Federated百貨和梅西百貨。那時大家都在拚命拋售它們的債券,好像公司注定要消失一樣,根本沒人願意往後多看一步。
但如果你把眼光放長遠一點,你會看到這些公司其實有機會走出破產、恢複盈利,甚至重新回到標準普爾指數中。
我一直相信一句話:市場是有周期的。
無論是某個資產被分拆之後的恐慌性拋售,還是整個行業的過度追捧,市場總是在過度悲觀與過度樂觀之間搖擺。
而這,恰恰就是價值投資者生存的土壤:當別人爭著高價接盤時,你能冷靜地賣出好價錢;當別人恐慌逃離時,你能堅定地買入便宜貨。
沃爾德倫你是個會改變主意的人嗎?會主動糾正自己的偏差嗎?
卡拉曼我想,我最大的毛病反而是有時候持倉持得太久了,總是在等它兌現。
我們都知道,市場不欠你什麽。但你腦子裏常有個聲音在說:也許就快兌現了,再等等。可到了某個時點,其實應該果斷放手。
我也經常提醒自己注意這個問題,這是我確實犯過的錯。
每個人都會有偏差,我和合夥人們努力去控製,盡量不讓它影響判斷。
但哪怕是最優秀的投資者,也難免在某些時候出手過於激進,特別是當市場上再也找不到明顯便宜的標的時。
真正的挑戰在於:你能不能把資金投在那些即使市場轉向,也不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的資產上。
我們始終相信市場終究會轉向。
而我確實認為,我們沒辦法準確判斷什麽時候轉,也沒法判斷會轉得多嚴重。
所以,我們要構建的是一個在任何時刻都足夠安全的組合:也許你不總是熱愛它,但它始終不會讓你陷入麻煩。
沃爾德倫你剛提到你喜歡投困境資產,但現在市場看起來並不怎麽困難。不過你肯定還是在尋找值得做的事,你會怎麽描述當下的困境投資機會?
卡拉曼其實大家也都知道,我們關注的四大方向是:公開市場股票、公開市場信用、私募股權/信用,以及商業地產(以私募形式參與)。
我們是自下而上配置的:哪邊有機會,資金就往哪邊流。因此,當困境類標的開始增多,我們組合中對應的比重也會隨之上升。
我們從不非買不可;也沒有自上而下的配置模板。
比如說,2010年代後期,我們組合裏的困境投資可能隻有個位數(低至中單位數);2023年時,大概漲到了22%或24%;之後略有回落,但目前還是保持在20%左右,因為我們仍能找到一些場外、結構複雜但有吸引力的信用類標的。
這是我們當前的狀態。
我們往往在某一個方向上集中配置,當然希望這個方向是困境資產,或者至少是信用資產。因為從曆史數據看,我們在信用領域的回報記錄最好。
雖然其他方向我們也做得不錯,但信用是我們真正的強項。
我們其實很希望這個市場能多一些信用類機會,如果你能幫忙製造一點麻煩,那再好不過了(笑)。
從整體上看,我們的組合還是比較平衡的:私募資產約占22%24%;信用類投資大約20%;股票資產也在20%左右;商業地產在中等水平;對衝工具也占了一部分;現金則維持在低兩位數百分比。
沃爾德倫那我們來深入聊聊信用。你怎麽看未來可能出現的信用市場裂縫?畢竟,我們已經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信用擴張周期。
卡拉曼嗯,說實話,(預測市場)這不是我擅長的。我大概預測過十次經濟衰退,結果隻對了兩次(笑)。
但就現在的情況來看,私人信用確實是一個值得警惕的領域,因為它還沒經曆過真正的壓力測試。
現在利率上升了,債市也出現了一些奇怪的反應,比如在股市下跌時,債市往往反應得更劇烈。這可能意味著,美國當前的杠杆水平已經接近市場的承受上限,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
我並不確定會發生什麽,但假如國際社會看到我們費了半天勁去削減支出,結果赤字還在繼續擴大,那可能會加速市場的疼痛。
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繼續減稅,結果赤字重新飆升至GDP的8%這種水平在美國曆史上除了極端時刻幾乎沒出現過,我們簡直是在製造自己的係統性風險。
我覺得市場裏有些地方真的有可能出問題,而且不是每個人都已經為這種風險做好準備。
還有一個誤區是:很多人以為現在利率很高,其實它隻是回到了曆史的正常水平。
過去我們也經曆過雙位數利率,所以問題不是利率高,而是市場已經習慣了非正常環境,對正常本身反而變得不適應了。
商業地產方麵,確實有很多堵點正在鬆動。債務到期潮將至,會有更多資產被迫出售。我們現在在這個領域看到的投資機會,甚至比其他方向還多。
沃爾德倫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在這樣一個高度波動的市場環境下,你會做哪些提前準備?你是如何帶領團隊為可能出現的困境機會布局的?
卡拉曼我覺得有一件事特別關鍵,我們團隊裏的年輕人,其實隻經曆過自己入行以來的市場,而且他們在大學期間也未必天天關注行情,很多26、27歲的同事,嚴格來說,還沒真正見識過一個非常糟糕的市場環境。
我們經常和他們聊這些事情。我也會邀請其他合夥人,甚至外部的老朋友來分享經曆,幫助大家建立意識:市場不會永遠像現在這樣。
股價不會總在一個區間裏震蕩,投資人也不會永遠都有逢低買入的底氣;更重要的是,壞事真的會發生,而且不是發生了就馬上能修複,很多時候還會進一步惡化。
我們想幫年輕人建立起這種跨周期的認知。
與此同時,我們也很在意營造一個能承壓、能調整的團隊氛圍:我們不指望某個人能單挑所有難題;我們強調溝通、協作;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能讓一次投資失誤擊垮一個人的心態。
就像棒球比賽裏,最後一局上場的救援投手被對手打出再見本壘打,你不能因為這一球就崩了。你得調整好狀態,第二天一早重新出發,想的是:這一次我要怎麽解決下一個對手?
我們曾在某年4月因為關稅問題高度緊張,幾乎把每一個持倉都拿出來評估關稅影響。但這種過度擔心反而容易讓人揮棒猶豫,錯過機會。
沃爾德倫我們再聊聊Baupost這家公司。你已經掌舵了42年,它也成了最受尊敬的投資機構之一。你覺得這家公司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靠的最核心的東西是什麽?還有一個問題是:現在還有什麽動力支撐你繼續往前走?
卡拉曼我認為,走得遠的關鍵,就在於從來沒犯過致命錯誤。
如果你在第10年或第15年就搞砸一次,大概率活不到第42年。所以我們一直把頭埋下來幹活,專注於控製風險,謹慎管理回撤。
我們從不追求驚豔的勝利,但很在意避免大虧。
公司42年曆史裏,隻有大約五年是負收益;其中隻有一年虧幅超過10%,那年虧了12%。隻有一個年份是兩位數虧損。
正是這種長期穩健的機製,保障了我們的存續。
當然,也得感謝我們的客戶。他們長期以來都很信任我們,也願意聽我們溝通。
我們會不斷教育客戶什麽是長期主義、為什麽要反人性操作:在市場火熱時降低風險暴露,在低迷時反而要敢於出手。
說實話,我們最自豪的,其實不是業績本身,雖然回報也不差,但我不認為那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們在意的是對人的影響。
我們幫助很多員工在這裏擁有了10年、20年、甚至40年的職業生涯;還有文化和價值觀的傳遞,希望團隊成員是出於使命感在做這件事,而不僅僅是為了績效獎金。
我們更在意的是社會的正向影響:Baupost在本地經濟、慈善生態中也發揮了持續作用。我們甚至設立了一個慈善委員會,我特意把所有合夥人都踢出去了(笑)。現在這個委員會是由IT、會計、稅務、前台這些崗位的同事組成的。
他們每次任期滿離開,都會給我寫信,說這是他們在Baupost最有意義的經曆之一。
我喜歡這樣的文化,你不必是合夥人,也能為別人帶來價值。
沃爾德倫那你個人呢?42年過去了,什麽還在推動你繼續做下去?
卡拉曼有三個原因吧:
第一,我真的很喜歡和我們團隊的人共事,尤其喜歡做導師的角色,幫助他們成長;
第二,我享受為客戶服務的過程,這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人生使命了;
第三,我希望通過工作繼續推進自己的慈善項目。
慈善對我和我太太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們也很自豪自己能在這方麵持續投入。
沃爾德倫你能具體說說你和太太是如何思考慈善工作的?你們是怎麽組織的?我猜你們一定也有一套流程,畢竟你做什麽事都有流程,對吧?
卡拉曼我太太現在每天還是會去基金會,雖然她已經不直接參與管理了。我們現在有一位非常優秀的負責人,以及大約二十人的團隊。
在組織方式上,我們劃分了很多功能板塊,但就像Baupost一樣,我們偏好招募通才型的人才,而不是隻靠分工明確的專家隊伍。
整個基金會行業其實有點像學術界,節奏慢、分工細、信息封閉。這不算最高效的方式,但我們現在這支團隊,是我認為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一批人。
我們可以靈活調整資源配置,退出一些舊的領域,進入新的方向。
目前我們最重要的關注點是:支持美國和全球民主製度的建設。
比如我們關注:如何保障自由、公正的選舉;如何提升投票參與度;如何改進選舉製度本身;以及,如何推動製度性改革,從根本上帶來更好的治理結果。
這是我們當下最優先的領域。
同時我們也持續投入醫療研究,支持美國和以色列的科研項目;還在波士頓本地做了很多服務最弱勢群體的公益項目。
沃爾德倫聽起來真的非常棒。那最後一個問題我知道你還有一個很熱情的興趣項目:賽馬。能不能講一分鍾你的賽馬情緣?
卡拉曼我最喜歡的兩個體育項目,一個是賽馬,另一個是棒球,我還是波士頓紅襪隊的小股東(笑)。
我小時候住在巴爾的摩,家附近就是Pimlico賽馬場。
其實這兩個愛好跟投資也有相通之處:它們本質上都是高度分析性的活動。你要處理大量數據、不斷觀察、推演,然後試圖找出哪裏有錯定價。
你得判斷買哪匹馬?參不參加這一場?什麽樣的策略最可能贏?
我就是喜歡這些東西,喜歡處理複雜信息、喜歡分析,也喜歡在混沌中尋找路徑。
沃爾德倫沃爾德你給人的感覺是個終身學習者,總是充滿好奇、讀很多東西。能不能談談你是怎麽保持這種狀態的?從持續學習的角度,給我們一點建議?
卡拉曼我猜,高盛的每一個人可能也都是終身學習者吧(笑)。
就我自己來說,這種狀態是在人生旅程中慢慢形成的。你得意識到,你正在經曆一段旅程,然後努力把它走好。
我確實是個非常有好奇心的人。現在我讀的更多是文章,書讀得比以前少了,我們都一樣,老是盯著手機。
我願意相信現在的文章質量更高,但說實話,我也不敢確定(笑)。
我們上學其實不是為了記住某門課的知識點,而是為了學會怎麽去學習。這樣等到現實生活給你出題,你能快速搞懂它、應對得更好。
沃爾德倫那你最近有讀到什麽特別想推薦的書嗎?不一定是文章,有沒有大家都該讀一讀的?
卡拉曼有幾本我特別想推薦。
過去幾年裏我讀到最棒的一本是凱瑟琳舒爾茨(Kathryn Schulz)寫的回憶錄,書名叫《失與得》(Lost and Found)。
這本書一開始寫她的父親,他是個總是丟三落四的人,後來開始失憶、患上阿爾茨海默症,最後去世了。
她寫的是失去的過程:從物品,到記憶,再到父親本身。
但書的後半部分,她又遇見了自己的人生伴侶。
整本書非常動人。幾天前我剛好又想到這本,因為在一次私人活動中聽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美國知名的政治評論家、記者和作家)提到他正在讀它。我當時都想衝上去說:你早說啊,我可以早點寄給你。
我還有個小習慣:如果我讀到一本好書,就會去找這個作者有沒有別的作品。有時候隻有一本,有時候還有別的。
比如凱瑟琳還寫過一本《Being Wrong》,我強烈推薦所有做投資的人去讀。
這本書特別優美,講的是犯錯這個主題,也采訪了很多行為經濟學專家。
它讓我意識到:犯錯這件事其實非常複雜。你得承認自己錯了,還得理解你到底錯在哪。
而且,我錯了這個狀態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你真正意識到錯了,你其實已經開始對了(笑)。
我最近還讀了一本叫《光之吞噬者》(The Light Eaters)的書,講的是植物如何吃光。
非常有趣。
其實植物的智慧比我們想象的要強大得多。
有人跟我說這本書一般,推薦我去讀一本講真菌的我現在就在讀,也許蘑菇真的比植物還厲害(笑)。
但無論如何,植物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機製非常奇妙,簡直令人驚歎。
我媽媽很會養花,家裏滿是植物。我小時候還幫人割草掙錢。但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對植物其實一無所知。
所以,我推薦你去看看《光之吞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