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於 2026 年 1 月 27 日正式宣布,自 2026 學年起大幅提升助學金力度:凡家庭年收入低於 20 萬美元、且資產狀況處於“正常範圍”(within a normal range of assets)的學生,將無需繳納學費。這一決定,標誌著頂級名校在爭奪優質生源的競爭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早在 2025 年,哈佛、MIT便率先將免學費門檻提高至 20 萬美元,而耶魯此前雖然對中產階級家庭相當友好,卻始終缺乏一個清晰可見的“硬性承諾”。
過去,耶魯采取的是一套高度複雜的學生助學金評估體係,對外幾乎呈現為“黑箱操作”(black-box evaluation)。對於年收入在 18 萬美元左右的中產家庭而言,申請耶魯更像是在解一道難度極高的數學題:家長們反複使用學校提供的在線計算器推算,卻依然無法確定最終需要支付的是 1.8 萬美元,還是 2.7 萬美元。這種高度不確定性,常常在申請階段就勸退了不少原本具備競爭力的優秀學生。如今,耶魯通過劃定 20 萬美元這一明確紅線,把複雜的算術題直接簡化為一眼就能看懂的選擇題:家長隻需看一下報稅表,隻要收入低於這條線,價值約 7.2 萬美元的學費賬單,便由學校自動“買單”了。
當然,這項新政策並非毫無限製。耶魯同時強調,家庭財務狀況需是“典型資產結構”(typical asset profile)。具體而言,如果一個年收入 小於20萬美元的家庭僅擁有一套自住房,以及常規的退休金賬戶,那麽基本可以穩穩享受免學費待遇。但若一個家庭雖然收入不高,卻持有多套出租房產,或擁有數百萬美元的可支配現金,學校仍會通過 CSS Profile(College Scholarship Service Profile)等詳盡的財務申報體係,識別其真實支付能力,並要求其承擔相應費用。通過這種精細化核算,耶魯試圖把有限的助學金資源,集中投向那些主要依賴工資收入的“標準中產家庭”。
比較一下其他頂級名校,普林斯頓、斯坦福、哈佛、MIT 與耶魯之間的資助政策呈現出各有勝負的格局。目前,普林斯頓以 25 萬美元的免學費門檻居於領先位置,斯坦福則為年收入低於 15 萬美元的家庭提供免學費待遇。最牛的還是普林斯頓模式:它是目前唯一真正取消所有學生“自我貢獻”(student contribution)要求的名校。相比之下,耶魯、哈佛和斯坦福即使免除了學費,也仍會希望學生通過勤工儉學(work-study)等方式,承擔約 3,700 至 5,000 美元的雜費和個人支出。普林斯頓堅持不讓學生兼職工作,讓普通家庭的學生享有與富家子弟同樣的自由支配時間,這種對“時間公平”(equity of time)的追求,至今仍是其他名校尚未做到的。
然而,如此慷慨的助學金新政,耶魯肯定也是咬著牙做出的決定。目前,耶魯正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財政逆風。盡管它坐擁約 440 億美元的巨額捐贈基金(endowment),但這筆資金並非可以隨意動用的提款機。而且,根據一項於 2025 年 7 月生效的新法案,聯邦政府對所謂“富豪大學”(wealthy universities)的稅收政策發生了實質性變化。自 2017 年起,政府開始對這類大學的投資收益(investment returns,而非捐贈基金總規模)征收 1.4% 的稅;而從 2025 年 7 月開始,對於人均捐贈基金規模極高的學校,這一稅率已提高至 8%。對耶魯而言,這意味著每年的稅負可能從數千萬美元,驟然躍升至約 3 億美元。這是一個兩頭擠壓的情形,一方麵助學金支出加大了,另一方麵捐贈基金的收入被稅收吞掉一大塊。
在外部稅收大幅壓縮資金空間的同時,耶魯還需要同步擴大助學金支出,並為年收入低於 10 萬美元的家庭額外承擔約 2.1 萬美元的食宿費用減免(room and board grant)。這種前後被擠壓的局麵,迫使學校在基建投入、師資招聘、行政開支上不得不更加精打細算。頂著如此沉重的財政壓力推出新政,耶魯的真實考量在於:在後 affirmative action 時代,它需要通過更為直接、透明的經濟杠杆,鎖定最具潛力、也最具流動性的中產階級頂尖人才。
目前公眾討論的焦點多集中在日常生活的 affordability 上,但對有孩子的家庭而言,大學費用才是真正體量最大、壓力最集中的 affordability 問題。與學費長期、持續、成倍的上漲相比,食品和日用品價格的漲幅幾乎隻是“小巫見大巫”。耶魯此次推出的新政,等於向優秀學生敞開了明確而慷慨的大門:隻要足夠優秀,學費的 affordability 將不再成為需要反複權衡的現實負擔。在這一製度框架下,我相信相當多華人家庭的孩子,都有機會實實在在地享受到耶魯以及其他頂尖名校所釋放出的免學費紅利,實現名校夢想。
2026.1.30 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