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巷子（三）

三奶奶、近鄰、呆秋子

每一個集體，大到聯合國小到村落都有領導。傳統鄉村裏，有的地方像小說《白鹿原》裏似的有族長，有的地方有鄉賢。離開黃巷子去縣城讀高中前，我不知道誰是這個二百多人村莊的領導。當時一個正式行政村覆蓋好幾個莊子，村長和村支書大概住在其他莊子吧。二百多人的黃巷子，也有幾戶有影響力的人家。一戶男主人是鄉裏唯一一所中學（初中）的校長；一戶是分田到戶前的生產隊老隊長；一戶家的大兒子據說在北京中央部門裏當官；還有一戶響應國家經濟建設號召，男主人在鎮上開辦鄉鎮企業，號稱“機器一響，黃金萬兩”。過年時，這幾家堂屋總是坐著許多閑人，麻將桌上的洗牌推牌的日夜不斷。自然，一年到頭，鄰裏鄉親之間如有什麽糾紛衝突，就會請他們出來勸解一番。他們好似黃巷子的VIP。 雖然我的大伯和一位本家伯父同屬VIP成員，他們給我，這個最年幼的侄女的印象是: 高大、嚴肅、冷淡。三十年後，回想黃巷子的那些父老鄉親，三奶奶、近鄰黃二姐閔二哥、呆秋子，這幾張臉鮮明地浮出腦海。他們似乎預示著黃巷子所有男女老少的命運。

黃巷子分巷東和巷西兩個隊。巷東隊人家多在村中大道——一條寬土路的東邊居住，西邊就是我們巷西隊。三奶奶屬於巷東隊人。她姓什麽叫什麽，多大年齡，兒時的我，一無所知。既然叫“奶奶”一定與我奶奶是同輩人。她和我奶奶完全不同。奶奶有大伯和父親兩個兒子，外加三個嫁出去的女兒。母親病重前，奶奶獨自住在我家四間磚房的最西邊一間。母親去世後，奶奶房間的山牆被打通開門。從此，她和我們吃住一起，代盡母職，雖有辛勞，但我也時常看到她臉上的笑容。笑容，哪怕一絲溫和的慈祥表情，我從來沒有在三奶奶的臉上看到過。在小孩子的眼裏，隻要三奶奶那近九十度彎駝的身軀出現在家門口，心裏便生出恐懼，像童話故事裏天真無邪的小公主看到了老巫婆。她手裏總是拄著一根木棍，打了補丁的大襟衣服灰藍破舊，那張老樹皮一樣的臉上，一雙渾濁的眼睛，警覺而凶狠地環顧四周。一次，不知什麽糾紛，我親眼見到親耳聽到，三奶奶拄著那根木棍站在鄰居家門前不遠處長時間叫罵。“我咒你家人得胃癌，得肝癌，得腸癌……”農民知曉的身體器官一個個被三奶奶冠以”癌“字清算一遍。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癌“這個字，不懂什麽意思，覺得一定是什麽令人恐怖的奪命之物。楊巷字被我稱“奶奶”的人，包括吳家二奶、張家老奶奶、袁家大奶奶，和我奶奶一樣，隻是在農忙時下地送個飯或者搭把手，她們主要在家裏幫忙做飯和飼弄牲口看看孫輩，很少在村裏轉悠。三奶奶不一樣。農忙時，她背著個化肥口袋，不論誰家收割過的麥田稻田，她都去撿拾落下的麥穗稻穗。誰家要是嘟囔幾句，她就地開罵。農閑時，她在村裏東撿西拾，能當柴火的樹枝，有人回收的破爛，她都用那不能再彎的背，馱回去。冬天裏，拾糞的都得趕早，遲了，三奶奶就會從巷東那邊轉來拾走了。

有幾年春夏興起草藥熱。有人到鄉下收購曬幹的馬齒莧和豬耳朵邊子（注：後來知道這兩種野菜具有清熱解毒的功效。豬耳朵邊子有個學名叫“車前草”，現在也是上等中藥材），價格高達兩毛錢一斤。我們小孩子就挎著竹籃，手拿小鏟子，三兩一群，半玩半找，去田埂頭挖藥草，曬幹了賣個五角幾元錢的，交給大人，換來幾句誇獎。 田野裏總能看到一個枯草色蹲著的身影，那是三奶奶，她也挖藥草。

地處沿江，黃巷子的夏天先濕熱後炎熱，三十五攝氏度以上高溫天氣並不少見。夏天裏，大人們一般午睡一會兒，下午三點以後再出門幹“夏管”的活。一年夏天，鄉政府所在的鎮上有人收幹槐葉，也說是入藥。刺槐樹在江淮地區最為常見，村莊裏到處都是。春末夏初，槐樹開出串串白色的小花，清香襲人，風吹香飄，從村頭到村尾，香隨一路。這樣甜淡而又持久的香氣，純屬自然的恩賜，與之媲美的隻有二月初野生的迎春花。所幸，那時候沒聽說人要吃槐花。槐樹多，也就決定了槐葉的廉價，曬幹了五分錢一斤。

那年夏天，我和姐姐中午常去摘槐葉。槐樹高大，有刺，無法上爬。我們就找小樹或者低處枝丫上的葉子摘。一次，我們在離家不遠的水溝邊摘槐葉，遇到三奶奶。 她搶了我們的目標小槐樹。姐姐氣不過，與她爭執了幾句，被三奶奶一串髒話痛罵。回家後，我把遭遇告訴了奶奶。奶奶一點沒有生氣，平靜地講了三奶奶的故事。和我的奶奶一樣，三奶奶也是早年守寡。她家也姓林，但和我們不是本家，村裏有幾家和她家同宗同族。困難年代，三奶奶唯一的兒子死了，兒媳婦帶著小孫子改嫁外村。三奶奶一個人拖著孫女和大孫子過日子。集體解散後，各自種田。三奶奶的孫女隻能早早嫁到同隊的張姓人家，以便就近幫襯奶奶和兄弟。全村人可憐三奶奶，從不跟她計較什麽，她罵得再難聽，當沒聽見就是了。

九二年上高中，我便離家去了縣城，隻是寒暑假短期住在黃巷子。這期間，三奶奶什麽時間離世的，從沒有人提起過。七八年後她再次在家人的口中被提起，是父親惋惜三奶奶的能幹小孫子，那個幼年隨著改嫁母親去外村的“小四子”。他在繼父家過得不好，十幾歲後出去學了泥瓦匠手藝。小四子長得不錯，能吃苦。靠著在外當瓦匠的手藝，賺了些錢。他回到黃巷子，在哥哥家附近給自己蓋了幾間磚瓦房。老話說，蓋房子娶媳婦。有了房子，又有手藝，很快小四子從臨近的村莊娶了媳婦，成了家。然而，當村裏人翹起大拇指，稱讚小四子自強、自立、爭氣時，悲劇發生了。父親並不知道具體原因，隻聽說小四子兩口子吵架。他媳婦一氣之下喝了農藥，沒有搶救過來。小四子萬念俱灰，將不到兩周歲的幼兒交給大哥大嫂，一個月後追著媳婦奔向黃泉路。小四子回到黃巷子定居時，我已不在家鄉常住。父親說起他時， 我隻是暗自覺得，幸好三奶奶那時已經作古。

 

寬土路從村頭延伸到村尾後的田野。黃巷子北邊最後一排五戶人家，分在路兩側。路西是一對分家獨立的親弟兄。路東三家依次是大伯家、我家和鄰居黃二姐閔二哥家。黃二姐家的四間青磚瓦房和我家紅磚瓦房連在一起，共用一道山牆。借用現代房市術語，我們兩家房子可稱為“聯排平層別墅”。

閔二哥約一米七的個頭，不大不小的方臉上，濃眉大眼，高挺鼻梁，走路時習慣低著頭哈著背。黃二姐和他走在一起，分不出明顯高矮。小時候，奶奶常常念叨“早起三光，遲起三慌”的俗語，教育我們早起。所謂“三光”——頭臉光、桌子光、地上光，意思是早早起來，洗臉梳頭，收拾齊整自己，然後把家裏堂屋（正廳）打掃幹淨，桌子擦拭一遍，光光亮亮開始新一天。遺憾，“三光”之美好景象極少在我家裏呈現。倒是閔二哥和黃二姐的家，每天都像是遵從我奶奶的教導。黃二姐的頭上總像擦了油一樣，兩條辮子烏黑發亮，長度恰好過肩膀。她家堂屋的富櫃上整齊擺放著開水瓶、搪瓷茶缸等常用物件。堂屋中間的八仙桌麵光潔如鏡，四條長板凳規規矩矩地圍著桌子，夯土地麵上看不到一頂點泥巴。和我家一樣在房子最東麵的一間是她家的廚房。那會兒農家廚房的標配是：三口土灶，大中小三個鐵鍋，中間連接處嵌入兩個鐵罐。中間鍋煮粥飯，外側小鍋炒菜，裏側大鍋平日主要用來烀豬食。灶下堆柴，燒火做飯的同時鐵罐裏裝水，飯好了，兩罐熱水也就有了。灶台表麵和灶牆大多石灰塗抹，新時雪白，時間久了，發灰起殼，漸次剝落。到了九十年代，興起瓷磚。黃二姐家用瓷磚把灶麵貼了一遍，她家的廚房就在“幹淨”的基礎上加上了“白亮”。

無論忙時閑時，黃二姐和閔二哥夫婦兩總是同出同進，很少見他們著急上火。地裏回來，黃二姐擇菜做飯，閔二哥就負責喂豬管牲口。除了抽煙，閔二哥沒有好酒賭牌的惡習。他抽的是村裏小賣店裏最便宜的、不帶過濾嘴本地煙。因為常年夾煙、彈煙灰，閔二哥的右手食指中指兩個指甲早被熏成黃褐色。吃喝嫖賭抽，在村裏是壞男人的五大標簽。小孩子見到黃指甲的男人，總有點發怵，敬而遠之。閔二哥算是例外。看到住校的我剛從學校回來，兩條腿還沒曬黑，就學著電視劇裏的口氣道：“二姑娘回鄉啦！“；黃二姐幹活動作慢，閔二就用一句“大小姐繡花呢”打趣她。三伏天裏，灶膛下流汗烀豬食的活，人人躲著，閔二哥讓黃二姐歇著，自己包了。

黃二姐和閔二哥家門前有棵法國梧桐樹。黃巷子到處可見槐樹、楊樹、榆樹、棗樹，記憶中枝葉繁茂的梧桐樹隻此一棵。夏日裏，梧桐樹下，一片蔭涼。閔二哥黃二姐喜歡搬個小板凳，坐在樹下，見誰就拉幾句。閔二哥手指間照例夾著煙，慢吞吞地吐著煙氣。夏夜裏，我們搬出竹床、門板、長凳，躺在星空下乘涼。閔二哥搖著芭蕉蒲扇，講起鬼怪故事，孩子們圍著聽得津津有味，又被嚇得不敢獨自進家解手。

閔二哥的父親老閔大伯和同父異母的弟弟住在村南頭。秋冬晚上相對無事，閔二哥黃二姐一家四口，夫婦並肩在前，兩個兒子一高一低緊隨其後，常常往南頭父親家去坐坐。他們一起行走的身影，是童年的我對“家庭”這個詞語含義的最初理解。

閔二哥親生母親早逝，留下他和哥哥妹妹三人。於是，他的小姨嫁了老閔大伯，一起照顧三個孩子，之後又生了老四。閔二哥的大哥，我從未見過，據說他在北京中央部委任職。由此，老閔大伯在黃巷子和我的企業家大伯一樣備受尊敬。閔二哥的妹妹嫁在幾公裏外隔壁鄉的鎮上，妹夫開機修店。那時候鄉、鎮政府所在的街道，也就兩三條街，主要由鄉/鎮政府辦公大院、糧站、供銷社 、中心小學、中學、衛生院等公家單位，加上一些個體商戶組成。鄉鎮企業剛剛萌芽，數量少，位置多在街尾處，遠離學校和政府大院。鎮上的居民雖說不全是城鎮戶口，吃公家飯，但在村裏人的眼裏，穿著的確良襯衫、兩腿不沾泥，就是令人羨慕的“街（gai音）上人”。搶收搶種時，閔二哥的妹妹妹夫年年回來下地幫忙，插秧挑擔，跟農民無異。事實上在大忙時，分田到戶的農民們又像回到了大集體時代，誰也不忍心盼望了半年的果實爛在地裏，自家地裏收好，會主動無償幫助缺勞力的家庭。閔二哥黃二姐和我家這樣的近鄰尤其如此。忙得沒時間做飯時，有時就去鄰居家飯鍋裏盛一碗，填了肚子繼續幹。

黃二姐和閔二哥育有兩個兒子，老大像媽，老二像爸。套用今天的術語，兄弟兩顏值達到網紅小鮮肉級，特別是老大，膚白、個高、蛋臉、大眼。他們都沒有考到高中。八九十年代農村男孩子輟了學，出路也就兩條：一是當兵入伍；二是邊跟著父母種地邊學個手藝，比如木匠、瓦匠等。當兵條件嚴苛，名額極少，沒有點門路的農家子弟別想。有親戚在城裏的人家，有的也會讓孩子進城看看能學點什麽。畢竟，在家扶老犁除了餓不死，看不到什麽前途。閔二哥和黃二姐的大兒子就在初中畢業後去了北京，找他在部委任職的大伯。我們以為他會從此留在首都。八九年夏天，他從北京回到了黃巷子，講了許多大城市的新鮮見聞。那我還是小學生，對北京發生的風雲事件沒有概念，隻記得他講，在北京洗頭用的叫“洗發香波“，洗了頭，往後一甩，頭發就順了，根本不用梳子。邊講這話，他邊甩了一下頭。那時黑白電視裏正播有“奧尼”洗發香波的廣告，聽了他的形容，讓我在現實中理解了洗發香波的神奇。村裏人包括我平時用洗發膏或者肥皂洗頭發的，洗完後，頭發纏結一起，需要用梳子慢慢梳順。兩三年後，他們家老二初中畢業，很快就戴上大紅花，坐著軍綠大卡車光榮入伍了。 老二在部隊上了軍校，有了軍職，新世紀前後複員轉業到了縣城工作。

如果人生如常，我應該能看到閔二哥黃二姐像村裏的同齡人一樣給兒子娶親，逗逗孫輩。可惜，生活沒有如果。九二年秋，我遠赴縣城讀高中。兩三個月放假回來時，閔二哥已經躺在了他家堂屋的木板上——那是將死之人躺著的地方。木板下的大盆裏是從他腹腔內放出的黃中泛紅的血水積液。踏進他家門檻，我不敢走近去看閔二哥那已經完全脫了人形的臉。數年前，母親逝於肝腹水。木盆裏那些液體，對我來說，熟悉又可怕。聽人說，閔二哥得的是癌症，晚期。

閔二哥去世後，按照習俗，他的大兒子在父喪五七之內娶了黃巷子東麵一村莊的李姓女子為妻，頂立門戶。也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在黃二姐的臉上看到慵懶嬌柔的微笑。新媳婦小李，據說是閔二哥生前相中的，非常吃苦耐勞。然而，當家長的重擔突然落在毫無準備的閔家大兒子身上，那份打擊和壓力無法形容。他還沒有機會跟自己的父親學習四季農活，就得摸索著套牛耕地了。同時，命運又給他加添一個“丈夫”的身份和責任。次年，四十出頭的黃二姐升級當了奶奶，二十歲的閔家老大做了父親。三代四人，同一屋簷下。不知怎地，我再也無法從那個屋簷下感受到家庭的樣子。老大和小李夫妻兩經常吵鬧打架。隔著兩家共用的那道山牆，我在家裏聽到過小李哭喊“救命”。沒過幾年，黃二姐改嫁去了別的村，隻在農忙時和新丈夫一起回到黃巷子幫大兒子家忙一陣子。新世紀初，我家拆了老房子在隔壁的大鎮上建了新房。隨著新農村的建設和發展，黃巷子的人逐漸搬到鄉鎮府所在街鎮或者沿著國道大馬路修建新樓房，閔家大兒子也在街上有了樓房。

 

呆秋子是黃巷子那家葉姓獨戶人家的小兒子，大名叫什麽，不知道，到底幾歲，不清楚。他是我兒時的一個小夥伴，也可以說是我和小夥伴們的“仇家”。呆秋子上麵有四個哥哥一個姐姐。據說是因為小兒腦膜炎的原因，除了他，他的另外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也表現出智力遲鈍、呆頭呆腦的症狀。呆秋子身體健壯，比我高出足有一個頭以上，大方臉上有點肉嘟嘟，卻沒什麽表情。

在黃巷子，六七歲到十四五歲間的孩子，夏天裏都有專職——放鵝、放牛、放水鴨。在我家，姐姐負責放鵝，水鴨在水裏時間多，常常需要脫衣褲下水，多為男孩子負責，弟弟就管鴨子，放牛自然就落到我身上。傳統農業中，耕牛屬重大必要生產資料，一年到頭飼養照顧，待遇和人接近。黃巷子一家獨有一頭牛的情況很少，平均兩家共一頭牛。我家的水牛是和巷東隊一家共有的，兩家按月輪流照顧。 和我一起放牛的有本家二伯家一個堂兄加一個堂弟、近鄰閔家二兒子、村前頭兩個和我一般年紀的男孩，我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呆秋子有時會牽著牛跟我們放牛娃娃團的後麵。

夏日晝長。放牛娃們早上騎牛向田野出發，一人一條田埂，牛兒一口一口啃草，我們坐在牛背上提著牛繩，繩係牛鼻，不時拉拉，防止牛伸嘴吃地裏的莊稼。快到中午，日頭漸辣，水牛怕熱，我們就把牛拴在水塘裏，稱為“打汪”。牛兒打汪，會水的孩子也跟著跳到水裏，戲水消暑。 下午三四點後，拉牛出水塘，再向田間走。放牛枯燥，男娃們喜歡挑戰不同的騎牛姿勢來打發無聊。一會兒分腿騎坐，一會兒合腿側坐，一會兒騎在牛脖，一會兒又手握牛角站立牛頭，彼此間吹著口哨比賽似的，有的幹脆躺在牛背上打個盹。要是一人配根笛子，真就成了“牧童歸去騎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想自在的時候，我們把牛拉到一個遠離農田的大塘埂上，派一個人看著，其他人合夥找樂子——打牌、玩石子，有時下塘摸河蚌，甚至跑到地裏偷摘瓜果。到天色擦黑，一看牛屁股旁邊的胃癟癟，怕回家挨訓，顧不得良心，一真就成了 ““牛拉到鄰村地裏大嚼綠油油的秧苗，直到牛胃圓鼓起來，同一夥人騎著牛大搖大擺、浩浩蕩蕩回家了。

呆秋子反應慢，跟不上夥伴們，又想和大家在一起玩。有的孩子偷懶時就使喚他。大家玩遊戲的時候，他自然而然成了假想中的壞蛋。夥伴們一起玩泥巴送殯遊戲時，躺在小小泥棺材裏死泥人就被起名“呆秋子”。早春時節，也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人們發現，吃稻草的牛拉出的糞也可以當燃料。於是，有的人家收集牛糞，揣到起黏，做成圓餅形狀，貼在牆上曬幹了當柴火。調皮的孩子們揭了牛糞餅，想象成手雷，找個陣地，分開兩隊，互相投擲，跟演戰爭片一樣。這時，呆秋子就被指派幹後勤——撿拾被投得遠的糞餅，傳送到“前線陣地”。夏天裏，男孩們打小炮（注：一種竹子槍遊戲。新鮮細竹筒當槍管，竹筷子削了當槍把，子彈是一種綠色小果子），啪啪“槍戰”中，看客呆秋子”中彈”最多。他被打到，不知道躲跑，隻是攥起拳頭，皺起眉頭，露出發怒的表情以示抗議。盡管如此，因為生得高壯又麵無表情，幼小的孩子特別是女孩害怕呆秋子，看到他出現，總是離得遠遠的。

每個村子都有像呆秋子這樣，或智力、或精神、或身體，有別於常人的人，當我和同齡人都是孩子的時候，我們不懂，視他們如怪物。那時候地方民政部門職能尚未健全，沒有人關注他們。我的小舅舅就是怪人中的一員。母親去世前，十幾歲的他經常到黃巷子大姐家串門。後來他犯了精神病，走失過兩次。第二次離家出走後，親人們再也無處尋他。呆秋子長大以後如何，如今是否建在，不得而知。他們家原本就是外來獨戶，在黃巷子的人陸續搬離村莊，住到鎮上時，聽說他們家搬到了隔壁六合縣的程橋鎮（現屬於南京市六合區）。

 

中學語文課上學《桃花源記》，讀到“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時，自然聯想到生我長我的村莊——黃巷子。少年的我曾點數過黃巷子的所有人，想象著如果每家每戶都生一兒一女，長大後結婚成家一兒一媳，我們的生活就可以代代相傳，就像武陵人看到的世外田園安寧無爭。那畢竟是紙上文章！

新世紀第一年，我家在隔壁雷官鎮買了地皮建了新房。這跟後來如火如荼的新農村建設無關。九十年代中期姐姐出嫁，父親一人無法耕種，隻得鎖上門外出務工。直到上世紀末，普通農戶全年的淨收入約三千元。父親在工地上打工一人一年穩拿六千以上。旱澇有保的雙倍以上收入，吸引著越來越多黃巷子人進城務工，有手藝的幹手藝，沒手藝的進餐館、建築工地打工。人越來越少，黃巷子唯一一家兼營村裏小賣部的人家，熬不住了，留下新蓋的兩層樓房，別了古稀之年的父母，夫婦雙雙進城做當保姆，供養在外讀書的兩個孩子。滾滾商業化大潮下，社會賦予他們一個專有名詞——農民工。

剛開始，農忙時農民工們還會回鄉搶收搶種，以保口糧。往後，算算賬，不少人家直接拋荒不種。村裏有段時間搞“退耕還林“。二零一零年回黃巷子時，我發現村後的大片田野成了樹林，半大不高的樹苗稀稀拉拉地立在地裏。又過了幾年，為方便耕田機、收割機等農用機械開進地裏，進行現代化生產，村裏化零為整，推平田埂，八畝到十畝劃成一塊大田。與此同時，農村出現了“新地主”——農業大戶。各家把自己承包的土地租給大戶，每年按田畝數從大戶那裏領取租金。父親說，今年租金漲到600元一畝，加上國家給的土地補貼500元。父親和弟弟名下承包的六畝地共得收入4100元。父親年過65周歲，每月可領農民退休金176元。現在那六畝地就是村裏賬本上的一個數字，具體地在哪塊，種的是什麽，父親不知道，也不關心，因為靠那幾畝地，已經無法維持基本生存。

 

二零一九年，多年未歸的我回到黃巷子，看望八十多歲大伯大媽。二十多年過去，從鎮上到村子的寬土路終於變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隻不過兒時放學回家，寬土路通向的是一個炊煙嫋嫋的村莊，村前村後，一路上大嬸、老爺（叔叔）地叫著，家裏的大花狗老遠就搖著尾巴，喘著氣，歡天喜地地跑來迎接。如今，水泥路連接的依然是同一個地方，再無炊煙，人影難覓。從村頭走到村尾，一個鄉親也沒撞見。父親說，村裏隻剩下幾個看家老人，他們住不慣城鎮，喜歡守著菜園老屋，過從前的日子。二零二二年，大媽大伯先後百年西去，安息在村後的家族墳地。他們去世前後，村裏幾個看家的老人相繼離世。再問黃巷子還有誰？父親想了半天，答：好像沒什麽人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新加坡電視劇《變遷》曾在內地熱播。劇情講的是新加坡建國之初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化過程。該劇的主題曲音律親切，歌詞質樸（如下），白描般再現了雞鳴犬吠的鄉村生活在時代巨浪下的蛻變。

 

田邊的小路，留下我足跡千萬。

密密的椰林，陪伴我一起成長。

公雞唱， 稻花香， 柳絲長，

啊！這美麗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園。

經幾番風雨，曆幾許變化

看舊貌換新顏，

未來取代過去，新鎮取代村莊，

看舊貌換新顏。

……  ……

地處江淮之間的黃巷子，除了椰林，一樣曾是公雞唱、稻花香，柳絲長。縱橫交錯的田邊小路，留下父輩農人們辛勤的足跡。他們耕種、管護、互助、收獲。他們生兒養女，盼望著代代有人，生生不息。曆經變化，樓房新鎮建立在別處。千千萬萬個黃巷子一樣的村莊消失了，無數人心中的“故鄉”隻剩下地圖上幾個字，可以肯定的是，這幾個字不久也將被時代之巨筆塗抹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