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70 年代初，文革期間，衛生局長把我派去哀牢山深處的一個公社調查農村醫療的情況。我一個人從縣城來到公社，要住上幾天。
白天，我與當地少數民族赤腳醫生去村寨走訪病人，晚上回到公社所在地。我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因為那兒的農民家都是家徒四壁，自家溫飽都有困難，所以沒有地方可以讓我留宿，因而我們每天隻在公社附近巡回。隻是，即便是近處，從一個村寨到另一個村寨往往要在哀牢山裏翻越幾個小時。
當地人一日吃兩餐。一早出工到10點左右就回家吃上午飯，飯後繼續出工，到下午6點左右收工回家吃晚飯。晚飯後村裏的男人們喜歡聚在公社會議室裏吸水筒煙，聊天。青年人會在籃球場附近打情罵俏，孩子們在球場上嬉鬧。老人與婦女通常晚飯後不會出門。
平時，我在公社衛生所與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吃飯，然後回到我的住宿地。我住在會議室邊上的小房間，兩條板凳上放兩條木板就是一張床了。好在床上有蚊帳，略能保護一些隱私，因為小房間的門沒有鎖，人們時常進進出出說找什麽人。
整個公社所在地是沒有廁所的，據說以前有過一個樹丫子搭的廁所，早就塌了，再也沒有修建過。當地老鄉說，周圍都是樹林子，那就是最大的廁所了。
相比爬山之艱辛，我更恨沒有廁所的地方。大概因為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田徑隊成員，從小就堅持鍛煉身體，於是培養了軀體的靈活和個性的堅毅。隻是，萬事陰陽相存，利弊皆有。正因為我能爬山，有時在險情中救了自己的命，或避免了自己受傷；弊處是衛生局長挑選我跟著他、或跟著醫療隊在哀牢山裏長年不停地跋涉，而其他“笨的連路都不會走”的知青醫護人員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縣城裏，過著慢節奏的日子。
無論是我隨局長下鄉，還是隨醫療隊去巡回，通常隻有我一個女生。我永遠不知道自己在野地裏上廁所時是否會有餓狗竄過來吃屎；我也無法預測是否有毒蛇過來咬我一口。
衛生局長是一位13歲就參軍的革命老幹部，那時已經50多歲了，沒什麽文化，為人憨厚。每次我躲進樹叢，我會讓局長在外圍幫我堵住餓狗，或用樹枝弄出噪音來嚇唬毒蛇。
與醫療隊的醫生們下鄉時，那些同樣是大城市分配來哀牢山的男性大醫生們，往往說我小資情調太重，膽子太小，不願陪我外出上廁所。於是我一人獨行，在恐懼焦慮籠罩之下解決生理需求。
平時晚飯後，通常有一個多小時的空擋是寂靜的。我在食堂吃飯，半小時就吃完。回到公社辦公室和會議室，空無一人，老鄉們還在家裏吃飯呢。我一個人在籃球場上溜達，看著夕陽落下，看著天色發暗，看著那姿態各異的雲兒，自由飄逸。
那天，我晚飯後來到籃球場，那兒已經有小孩在玩耍了。會議室裏擠滿了人，好些人蹲在會議室外抽著水筒煙。
我問老鄉晚上有什麽事嗎？他們告訴我要開大會。
那天很特別的是有人在籃球場上拉上電線，支上幾個電燈，球場不再是昏暗一片。
球場上的人越來越多，男人女人，老的少的，背孩子，抽煙的，人們彼此聊天，大家似乎很開心，鄉裏鄉外的人們難得見麵，臉上都堆著笑容。孩子們打鬧著，在人群裏穿梭，整個球場人滿為患。聽說周圍好幾個大隊的老鄉趕了好幾十裏地來參加大會。
鄉親們說的是彝族語言，我一句不懂。因為語言不通，我一直沒搞清楚他們要開什麽大會。
天黑後，一個手持大喇叭的人開始說話，在漢語中夾雜著彝族話。再過一會兒，一個說普通話的人用手持高音喇叭帶領大家喊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整個籃球上上的男女老少呼應著：“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因球場人多，那時我在會議室的角落裏坐著。聽到口號聲，我想看看那位當中學老師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樣的人。
我擠到人群裏，因為沒有抬高的主席台，會議主持者和被批鬥的人都站在平地上，我看不清他們的臉麵。
我使勁向前擠，終於在人群的縫隙中看到那個低著頭，胸前掛著大牌子的反革命分子了：他是個戴眼鏡的瘦弱的漢族年輕人。
大喇叭裏的普通話喊聲再次清晰地注入我耳膜：“反革命分子XXX偷聽敵台，被判死刑！”
聽敵台被處於死刑？
我驚呆了。
文革前我在家裏經常聽《美國之音》的短波，那不是敵台嗎？
我這人說話常常是口無遮攔，我記不清我在講封資修的故事時是否暴露過自己聽過敵台？
“聽敵台就槍斃！” 我感到一陣涼氣從頭灌到腳。
籃球場上“槍斃反革命分子XXX”的叫喊聲越老越高，震聾發瞆。
大會是怎樣結束的，我已經記不清了，但那份恐懼一直盤踞在我心裏。
事後我問老鄉，那位當中學老師的反革命分子偷聽敵台後怎樣啦？
“槍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