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曲奇aaa
知人論世，樸實無華，不昧良知，人文情懷。
1995年，42歲的鄧麗君因哮喘死在了泰國清邁。現在醫學那麽先進發達，她那麽知名那麽有錢，怎麽就走了呢？
她是華語流行音樂天後級的人物，兩岸三地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1980年，中國音協在北京西山開會，氣勢洶洶地說，鄧麗君的歌曲就是“靡靡之音”，腐蝕性很大，《何日君再來》就是漢奸歌曲。在有關單位上報的文件上，中央領導鄧力群在文件上批示，口氣嚴厲，上綱上線。部隊的一些文化工作者撰寫文章，到大學、機關事業單位、文藝團體宣講，闡明其危害性和消除影響的緊迫性。
也沒幾年，這股批判聲就銷聲匿跡了。深圳羅湖口岸、深圳中英街、廣州越秀市場，鄧麗君的磁帶依舊買得火熱。
隨後幾年我們有了一個動議：邀請鄧麗君小姐訪問中國大陸。
可能嗎？她一個台灣人，政治傾向上好像也有問題。上麵的領導機關能批準嗎？大家的意見是試試看。當然這裏有一個政治背景在裏麵——
1972年就和平統一台灣，鄧小平提出方案。隨後中央就委托章士釗到香港與台灣方麵人員接觸。廖承誌也通過關係向台灣領導人喊話。可1979年中美建交，蔣經國先生馬上提出“三不政策”。盡管這樣，同年，香港大老板霍英東還是舉辦晚宴，借名招待國家女排，請鄧小姐出席，想從側麵破局。
天有不測風雲，大事發生，事情進展讓人始料不及。台灣王錫爵架飛機降落廣州白雲機場，沒辦法台灣當局此時就不得不進行接觸，開始了國共內戰後首次公開談判。
1987年，經國先生在形勢的壓力下，開放台灣老兵大陸探親。由此，海峽兩岸各種交流風起雲湧。
1986年至1987年，我與文化部有對外演出申報權的華澣國際的曾總、中央電視台文藝部王冼平導演開始各自籌劃，邀請鄧麗君小姐到大陸演出。
首要的問題是，怎樣能聯係上鄧小姐的經紀公司，或者聯係上她的好朋友，當然家人更好。
那時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通訊和交通還相當的落後，各種限製讓你舉步維艱。當然人們的思想還比較禁錮保守，特別是有些領導抵觸情緒很大。好多時間都花在了找人開綠燈上。
王導通過香港演藝界的朋友聯係上了成龍，好似成龍表態不太積極。
要辦事情，而且是通過香港聯係台灣、日本和新加坡，這就要找人進行前期投資。北京我們找了一大圈，天花亂墜與人家吹了一大通，肯出錢的人沒有。當然，當時中國人也不像後來的中國人那麽有錢。當時廣東是改革的前沿，我們也把找錢的目光放在那裏。很快籌備建設深圳華僑城的一個老板，邀請我們南下深圳和香港具體說說想法。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文體部也給了不少幫助。
回京時我們是帶著投資和信息回來的。作家海岩（電視劇《便衣警察》的作者）在北京竹園賓館借我們了一間小辦公用房，算是朋友幫忙。這裏過去是康生的家，在一條小胡同內，很是安靜隱秘。帶回的一條是：找喬冠華的大兒子喬宗淮，因為他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當領導，與香港很多大佬相識，應該有關係能找到鄧小姐；另一條是：找賀鵬飛，就是賀龍元帥的獨子，因為軍隊係統的一些部門在港也神通廣大，人脈了不得。
曾總，原是文化部周部長的秘書，又是當時廣州軍區尤司令員的女婿，無論從他自己的工作關係上，還是家庭在廣東和香港的影響上，他出麵聯係喬宗淮最合適。那我任務就是聯係賀鵬飛了。
我不直接認識賀鵬飛，那時他在總參裝備部工作。也巧，我的大學論文導師黃鋼與賀鵬飛的姐姐賀捷生很熟。黃鋼，老八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的作者，有一身份是《人民日報》國際評論員，喬冠華也有這個頭銜；他還是報告文學學會的頭頭，賀捷生也專長寫報告文學，她寫的《擊斃二王的報告》當時剛獲全國大獎。我找到黃鋼的夫人譚家琨老師，請她幫忙。不久，我們就通過賀捷生會晤了賀鵬飛。他在北京遠望樓賓館請我們吃飯，樂意促成。兩三天後就有了回音，有眉目了。
很快我們一行人就到上海見到了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在上海人藝院長、劇作家沙葉新的安排下，我們一邊吃著淮揚菜一邊聊到我們的計劃：在北京的展覽館劇場和首都體育館演出三場，並邀請一兩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出席。我們已經通過王光英的秘書向他通報了情況。他說光英同誌也喜歡鄧小姐的歌，也有她的磁帶。
鄧長禧說，演唱會能不能在故宮的午門、太廟或更大的地方舉辦，我們禮貌的笑了笑。他太不了解中國國情。當時誰敢在這種地方演出，誰敢審批。但我們不能把話講透。
曾總也有反饋，他在珠海與喬宗淮的夫人彭燕燕接洽了，她有意與我們合作，給出了她設想的演出路線：北京、上海、廣州和西安。北京第一家合資五星飯店副總王雁南（紫陽的女兒）也表示長城飯店可以給予讚助，接待整個活動。
隨後，我們又在廣州兩次見了鄧小姐的哥哥鄧長富，對鄧小姐一些顧慮做了些介紹和解釋。廣州的中國唱片總公司的陳小奇為我們準備了所有鄧麗君的影音資料，廣東演出市場大佬鄧軍為我們所要報關的演出器材準備了報批材料。因為那時國內演出燈光和音響器材還比較單一落後，如果不從香港租賃可能達不到鄧小姐演出的要求。
最難的事情是文化部報批手續的辦理。文化部辦公廳一處錢處長幫助起草報請文件，文件要會簽中央和北京市多個政府部門，因為鄧麗君的名字還是比較敏感的。
台灣當局通過渠道，知道了中國大陸政府部門正在著手邀請鄧麗君到大陸並已經走馬上路了。於是台灣當局馬上派宋楚瑜出麵幹涉，找鄧麗君及工作團隊施加壓力。1988年中央電視台那邊首先邀請告吹，但我們還在努力做著各方麵的推進工作。
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發生。鄧麗君在此的表現，很令北京不滿，一切邀請活動就此停止。
1992年，鄧小平在珠海召開高級軍事會議，重申對外開放，要讓放緩的改革步伐提速。鄧公的南巡講話說：“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同年，為加強民族認同感，消減政治分歧，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及交流又開始回升。
同年，劉忠德接替賀敬之主持文化部工作，1993年3月上任文化部部長。
這些變化，又燃起我們重新邀請鄧麗君到中國大陸演出的心火。請示報告再一次上報到劉忠德那裏，從劉部長初看報告情形看，他還是蠻支持這個事情的。可過去了兩周，也不見報告批複回來。一問他秘書，知道這次又要告吹。秘書說，部長接到相關部門的電話，是什麽報紙透露出鄧麗君可能有特嫌的信息。對於這種事，文化部隻能等結論。這一等，許多事情就擱淺了。
1994年，鄧麗君“禦用詞人”莊奴到北京，經時任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曾慶淮的介紹，我到北京王府井的華僑飯店去看他。我向他說了我們兩次努力的邀請工作，也談了他寫的《小城故事》、《甜蜜蜜》的往事，後來我把這些寫了一篇稿，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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