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的台灣島,蔣介石正處於一種矛盾的心境。一方麵,退守台灣十餘年,他的“反攻大陸”夢想始終未熄;另一方麵,大陸的形勢似乎在向他招手。1958年中國的“大躍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饑荒。消息經由逃港難民和地下電台源源不斷傳到台灣,蔣中正聽得熱血沸騰。在他眼中,大陸已經虛弱不堪,饑餓的民眾隻需一點火花,就會化作燎原烈火,把中共的統治燒得片甲不留。於是,一個代號聽上去雄壯威武的秘密計劃被提出——“海威行動”。
這項計劃由國防部情報局局長葉翔之具體籌劃。葉翔之出身黃埔軍校,曾在戰場上拚殺多年,深知國軍在台灣“困獸猶鬥”的局麵。他向蔣介石保證,隻要能空投三五千突擊隊員進入大陸,便可點燃“第二次國共內戰”的烽火。蔣中正聽得心潮澎湃,在日記裏寫下:“時機難得,豈可坐失?倘能先發製人,則大業可圖。”
1962年春夏之交,台北的士林官邸裏,幾場緊張的會議接連召開。會議桌上攤著一張張大陸地圖,廣東、福建、浙江的沿海線被紅筆圈出,標注著可能的空降或滲透點。蔣介石的要求極為明確:首批投下3,000至5,000名突擊隊員;必須在廣東、福建等地建立根據地,聯絡潛伏的“反共誌士”;必須做到“點火”——點燃反共革命運動。
葉翔之的籌劃更為細致:情報局要招募特戰隊員,多數是孤軍後裔或“反共救國軍”殘部;配合偽造的身份與物資,空投至閩粵沿海;美國必須提供空運與火力支援——C-123運輸機、B-57轟炸機,以及坦克登陸艇。
然而,美國白宮的態度冷淡。1962年,美蘇正在為古巴導彈危機鬥法,華盛頓可不想讓台灣再點燃一個新的戰場。美國國務院婉轉地告訴台北:“此時貿然行動,風險甚巨。”蔣介石不甘心,他決定:即便美方不給綠燈,也要“先幹再說”。
1962年12月29日,一個寒冷的冬夜。台北鬆山機場的跑道燈光被壓得很暗,一架架C-46運輸機轟鳴著起飛。機艙裏坐著的是九支特戰小隊,總計三百餘人,背著沉重的武器與補給箱。這些人多數來自台灣本地軍隊,也有一些是滇緬孤軍的子弟,被許諾“功成之後封官”。他們並不知道,這趟旅程將成為一段血與淚的記憶。
飛機在夜幕中飛越台灣海峽,抵達廣東沿海。隨著艙門打開,一名名特戰隊員被風卷著拋下,降落傘如白花一般在黑暗裏綻放。“記住,建立基地,聯絡群眾,等候大軍!”臨行前長官的叮囑仍在耳邊。許多人心懷激動,仿佛真的能成為點燃大陸的火種。
1963年1月,空降部隊在廣東偏遠的山區設立了幾個秘密據點。初期,他們確實得到了一些當地群眾的接濟。有人遞上番薯,有人悄聲告訴他們哪條山路能避開解放軍的巡邏。
然而,理想很快撞上了現實。補給斷絕:台灣無法持續空投,許多小隊很快缺糧少藥;群眾冷漠:大陸民眾飽受饑荒之苦,他們隻想活下去,對所謂“反共革命”提不起興趣;情報泄露:中共公安與民兵迅速出動,多地群眾直接舉報“國民黨特務”。
在福建霞浦的海尾,1963年11月19日,數十名遊擊隊員剛剛登岸,就被當地民兵與解放軍團團圍住。一場短暫的槍戰後,大部分人倒在血泊中,隻有少數被俘。被俘者在獄中聽到一句話:“你們等的反攻大軍,永遠不會來。”
到1965年,約有1,800名國軍特戰人員被派入大陸,最終生還的不到三分之一。許多人死在山林與沼澤,更多人死於伏擊與圍剿。根據中共方麵的資料,僅在1962年至1965年間,就“殲滅國民黨武裝特務40股、594人”。這還隻是冰山一角。
對於台灣方麵來說,“海威行動”的消息被嚴格保密。家屬隻能得到一份模糊的通知:“因公殉職。” 很多人直到幾十年後才知道,自己的親人原來葬身在大陸的山河之間。而在蔣介石的日記中,關於“海威”的記錄逐漸減少,直到1965年後,幾乎不再提及。失敗的現實讓他不得不麵對一個事實:大陸並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虛弱不堪,台灣也沒有能力單憑特戰就推翻中共政權。
“海威行動”最終成為國光計劃中的一段悲壯插曲。它的本質,是一個建立在幻想上的軍事冒險。蔣介石以為,隻要點燃星星之火,就能燎原;但現實是,火種一落地,就被風雨吹滅。一千多條年輕生命,葬送在幾乎沒有成功可能的任務中。所謂“依靠大陸民眾起義”,最終證明是空中樓閣。而美國從頭到尾都沒有打算支持,蔣介石卻始終心懷幻想。
幾十年後,在台灣,有幸生還的“海威”隊員偶爾會在聚會上提起那段往事。他們說起夜空中跳傘的顫抖,說起荒山野嶺裏啃草根充饑的日子,說起兄弟們倒下時的眼神。有人潸然淚下:“我們不是不勇敢,而是被推上了一條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路。”而在大陸,許多當年參與圍剿的民兵,早已白發蒼蒼。有人感歎:“他們不過是一些年輕人,被命令送來送死。”曆史最終把“海威行動”收進了塵封的檔案。但它留下的故事,卻讓後人清楚地看到:戰爭從來不是浪漫,而是血與淚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