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筆鄰。
在台灣近代史上，蔡孝乾是個難以簡單評判的人物。他既是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奠基者之一，又是其最具毀滅性的“變節者”；他曾滿懷理想要解放民族，後來卻成為國民黨保密局的重要軍情頭子。他的一生，就像一場被撕裂的信仰實驗：起於激情，敗於現實，終於沉默。
1904年，蔡孝乾出生在彰化花壇的一個貧寒家庭。少年時代，他靠獎學金讀書，家貧卻誌高，尤其對“民族自救”的議題充滿熱情。20世紀20年代初，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暗潮洶湧，文化協會的啟蒙思潮正在島上蔓延。蔡孝乾在這種氛圍中受到了民族與階級雙重啟發。1924年，他赴上海大學留學，結識了瞿秋白、任弼時等人，正式接觸馬克思主義。
那是個信仰如火的年代。北伐軍正南征北戰，蘇聯的“新世界”被許多青年視作曙光。蔡孝乾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參與創立“台灣共產黨”。他在地下刊物《赤星》上撰文，痛批日本殖民統治，呼籲“工農聯合，推翻帝國主義的枷鎖”。他堅信，隻要信仰足夠純粹，就能改變世界。
1931年，日本警方大舉搜捕台灣共產黨組織，蔡孝乾被捕，判刑12年。獄中，他沒有屈服，依舊寫信給同誌、講述革命信條，被稱為“最堅定的革命者”。但牢獄也讓他看到了另一麵：革命不是詩，而是血。同誌被拷問、死去，信仰逐漸變成一種苦行。
1942年，他獲假釋出獄，已經是日本戰敗前夕。那時的台灣共產黨早已土崩瓦解，他成了僅存的火種。戰後，他秘密赴上海，重建台共組織，接受中共華東局的指導。他以“吳明”為化名，成為台共書記，在台北、基隆、高雄等地建立地下網。那時，他的信仰仍舊熾熱——可他沒想到，自己最終會被信仰反噬。
1949年，國共內戰已進入尾聲，台灣成了國民黨最後的堡壘。台共在島內活動頻繁，情報多次泄露，引起當局警覺。1950年6月，蔡孝乾在台北被捕。被捕後，他麵對了一場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淩遲。
保密局的審訊者非常清楚——他不是普通地下黨員，而是整個台共的神經中樞。酷刑、威逼、心理戰，一層層地摧毀了他的意誌。據傳，他被單獨囚禁，連續數周不讓睡覺。他一開始咬牙不語，但隨著其他同誌被捕、組織瓦解、內線被出賣，他終於崩潰。1950年底，他選擇了投誠。
他供出了台共主要骨幹——包括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數百名地下黨員被捕、處決或流放。台灣共產黨，就此在曆史上被“一鍋端”。
按常理，一個投敵者的下場往往是被利用後遺棄，但蔡孝乾例外。或許因為他的投誠價值巨大，或許因為保密局想以他為“反共樣板”，國民黨不僅沒有拋棄他，反而給予重用。1952年，蔡孝乾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進入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任職；隨後，他又轉入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立下功勳，升任少將副主任；不久，又兼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今調查局）副局長。
從共產黨到國民黨，這個轉變的幅度令人目眩。昔日他曾在審訊中被拷問，如今他坐在審訊室的另一邊。他熟悉共產黨地下黨的心理，精通秘密組織的運作，這讓他成為反共情報戰中極有用的人。他在報告中剖析“台共失敗的經驗”，指出“理想主義不敵組織紀律”，這些話語裏，既有反思，也有自辯。
在台灣官府的燈光下，他穿上筆挺軍裝，胸前佩戴少將軍銜。隻是每當夜深，他偶爾會在酒後自語：“我這輩子，毀了兩次。”第一次毀的是台共，第二次毀的是自己。
蔡孝乾的晚年極為低調。他很少再提政治，也不公開談往事，隻在私下為學生講“情報分析”的課程，強調邏輯與紀律，卻不再提“信仰”二字。外界傳聞他晚年悔恨，也有人說他早已將信仰視作幻影。無論哪種說法，他都沒有辯解。
1982年，他在台北病逝，享年78歲。葬禮簡單，沒有黨派代表，也沒有昔日同誌。一個曾經為理想坐牢12年、為信仰出賣信仰的人，就這樣靜靜地消失。他的墓碑上，隻刻著三個字——“蔡孝乾”。沒有軍銜，沒有稱號。
蔡孝乾不是單純的叛徒，也不是簡單的受害者；他是那個時代理想與恐懼交織的縮影。當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發生正麵碰撞，信仰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掏空。蔡孝乾的“投誠”不是偶然的軟弱，而是理想在絕望麵前的潰敗。他曾經相信“信仰可以戰勝死亡”；後來他發現，信仰最怕的，是死亡。他的悲劇不在於“背叛”，而在於——他為了活著，隻好放棄信仰。
曆史學家們仍在爭論：蔡孝乾是“叛徒”，還是“醒悟者”。但無論哪種定義，都無法否認他的一生映照了一個時代的裂痕。從共產黨的熱血青年到國民黨的情報官員，從牢獄烈士到台灣少將，他完成了人類最複雜的轉身：信仰的坍塌，並非轟然倒塌，而是一步步塌陷——直到他自己也聽不見那聲崩裂。他的一生，是信仰的墓碑。那墓碑上，沒有敵我，隻有人性。
附文：《軍統頭目穀正文兩次抓捕蔡孝乾回憶錄》：
自毛人鳳從官邸領回了三十萬獎金後，許多撤退後賦閑在台灣各地的保密局同僚，認為特勤組有錢可賺，紛紛請求過來“協助”。於是，當我打高雄押解陳澤民返回台北時，突然發現我的單位多了十幾個人。我心裏想，依我的經驗，在北平時代，真正能夠幫上大忙的人，大都是我親自吸收的。因此，我對人事處隨隨便便往特勤組塞人的做法很不以為然。
“這些人幫不上忙還不打緊，我深怕他們誤事。”我向毛人鳳抗議。“如果依你的意思，你會怎麽樣？”“我一定采用本地人。” 我說，隨政府來台灣的人對台灣的一切皆感陌生，一點關係也沒有，執行任務遠不如台灣本地人來得順手。毛人鳳沉吟了半晌，點點頭說：“好吧，我讓林頂立派幾個人給你。”
在我物色人才重組特勤組的同時，對陳澤民的偵訊並未中斷。從他的口中，我又聽到了老鄭這個名字，並且套出了他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號的住處。
這時候，已經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中旬了，當天晚上，我帶著張清杉（台北縣淡水鎮人，當時隻有二十歲，是一個很有精神、反應很快的小夥子，在後來的各項任務中，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翁連旺等人埋伏在泉州街老鄭住處四周，等候老鄭入甕。但直到東方天際現出一線曙光，老鄭還是沒有回來。“看樣子，今天老鄭是不會來了。”我說，心裏卻反倒輕鬆。“這個地點正確嗎？” 翁連旺問我。
對於這個地址，我很有把握，至少我認為，它是老鄭在台北許多藏身地點的一個，不知道哪一天，他一定會回來。因此，我決定派一個人長期埋伏在泉州街二十六號。“我來！” 張清杉興致勃勃地說。我本來也是屬意於他，因此，交給他一把手槍和一腰帶子彈，並交代他：“盡量少出門，如果必要外出，一定要選在深夜無人的時候。”
張清杉是一個聰明的小夥子，在當時，一般住家房裏隻有一盞燈，人們要在哪裏活動便提著燈走到那間房裏。因此，張清杉進駐泉州街二十六號的時候，便把燈擺在身旁，一旦有人進屋摸黑找燈的時候。便可輕易將他捉住。十一月過去了，老鄭依舊杳無蹤影。十二月，張清杉仍無所獲。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深夜，張清杉正要入睡，忽然聽到某種細碎的聲音，然後，有人從後院開門。
張清杉默不作聲，悄悄走到客廳的桌邊，躲在桌子底下。敲門的人機警地從後院繞到前門，開門進屋後，又非常謹慎地把門扣上。他摸黑走到桌前，把燈打開。就在這個同時，張清杉從桌子底下冒了出來，拿著手槍對準來人的腦袋。“我等你好久呀！” 張清杉笑著說。這個神秘男子化名叫做老鄭，本名蔡孝乾他是台灣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
房裏突然光亮起來，蔡孝乾瞇著雙眼，勉強開口問張清杉：“你等我幹什麽？”張清杉仍舊保持幽默的口吻反問：“那你躲著我幹什麽？這麽久都沒回來。” 說著，他示意蔡孝乾舉起雙手，然後用預先準備好的手銬將他銬上。
當時，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裏，總認為中國共產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台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無法相信自己竟會落入國民黨手中這件事。
張清杉逮捕蔡孝乾的時候，我正在川端橋（即今之光複橋）下釣魚。回到延平南路，第一眼看到老鄭，竟意外地非常眼熟。當然，他的臉孔對我而言是陌生的，隻是，從他渾身上下所散發出來長征老幹部特有的傲慢，我在一一五師期間看過太多了。“沒想到你參加過長征。”“你怎麽知道我參加過長征？”我明白告訴他，他身上那股傲氣，便是長征幹部的特殊標記。
我向張清杉要了鑰匙親自為老鄭解銬，並與他聊起長征往事。我並不期望這種友誼攻勢很快就能收買蔡孝乾。因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友誼攻勢的效果是有限的。不過，我並不心急，隻要他——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 ——在我手中，肅清共諜的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
大約就在蔡孝乾落網的同時，高雄組也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行動，黃昭明硬是要我親自帶隊幫忙。在南下之前，我特別交代牛樹坤，要好好款待蔡孝乾，不可急於探查線索。從用李汾釣到陳澤民之後，黃昭明對我的釣魚術頗為折服，他將許多抓來的人說了一頓教，然後又把他們放走，試圖用這些人釣到更多大魚。不過可能是因為他說的話並不得體，以致不但沒法釣到大魚，連放出去的餌也一個個地不見了。
為此，他很懊惱：“為什麽你能夠說得動李汾，叫他心甘情願為你釣上陳澤民，而我卻不能？”“你了解自己放出去的每一個人的弱點嗎？”“是啊，我不了解，所以，現在該怎麽辦？”“你為什麽擺著好餌不用呢？” 我說：“你忘了陳澤民的妻子。”
陳澤民落網後，我曾帶著他到後火車站五塊厝的住宅搜查。當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她身邊三個稚齡的孩子，心裏就有了底，我想為了丈夫，她一定會到處奔波求助，而她所走動的對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區的共產黨員，因此，我告訴黃昭明：“派人跟蹤陳澤民的太太，準有抓不完的人。” 我肯定隻要循著陳澤民妻子這條線索，黃昭明和高雄組就有能力逮捕大部分高雄地區的重要共產黨員。
沒想到，我在高雄停留還不到一個禮拜，台北就出事了。有一天深夜十點三十分，張清杉打電話給我，他用沮喪的語調說：“老鄭跑了。” 這個消息未免太不可思議了，在我的單位裏，竟然會發生要犯脫逃的事。
張清杉說，事情發生的過程是這樣的：午餐時，蔡孝乾拒吃局裏為他從中華路買來的水餃大餐（就當時的生活水準而言，中華路的水餃是昂貴的美食），他說吃膩了，想改吃西餐。他說：“要延平北路波麗露的牛排。”負責照顧蔡孝乾的牛樹坤不免光火起來，但因我臨下高雄之前特別交代過要滿足蔡孝乾的物質要求，他隻好忍著氣到延平北路買牛排。
飽餐一頓之後，蔡孝乾在牛樹坤耳邊偷偷地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為了感謝你的午餐，我有一條線索送給你，它會讓你升大官。” 這話把牛樹坤搔得心裏癢癢的。
蔡孝乾繼續說，他所參加的各級會議，全都透過一名姓施的連絡人，隻要把這個連絡人抓起來，台灣共產黨就全在掌握之中（直到蔡孝乾脫逃，保密局裏尚無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領導人。因此，當他提到施姓連絡人的時候，的確具有很大的說服力）。蔡孝乾說，這個連絡人在博愛路電信總局任職。“我們要怎麽抓他？”“帶我到電信總局，我當場指認。”
於是，牛樹坤把這件事告訴張西林，並另外帶了三名幹員領著蔡孝乾一同前往電信總局。一進門，蔡孝乾便鄭重其事地說：“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你們暫時和我保持一段距離，當我在哪裏停下，我麵前的那個人就是連絡人。” 然後一個人獨自走向櫃台。他沿著櫃台走著走著，卻一直沒有停下。當他走到櫃台另外一端的時候，忽然拔腿快跑，從電信總局側門奪門而出。
牛樹坤和張西林知道受騙了，在後麵緊追。當他們追出側門的時候，隻見張清杉揪著蔡孝乾的衣襟說：“蔡先生，你要去哪裏？” 原來，張清杉不放心牛樹坤私自把蔡孝乾帶出保密局，悄悄尾隨，並埋伏在側門外麵。
蔡孝乾脫逃失風後，一臉悻然，淡淡地表示，他所要指認的人沒來上班，他怕受到責備，因此，突然興起從側門逃跑的念頭。他的說詞相當動人，牛樹坤和張西林都相信他。然後，他又擠出非常愧疚的表情說，施姓連絡人雖未上班，但他知道住處，晚上到那裏去抓，就有如探囊取物。“他住在哪裏？”“武昌街。”晚上九點整，牛樹坤、張西林瞞著張清杉，又帶著蔡孝乾前往武昌街逮捕施姓連絡人。
當時武昌街仍有許多日據時代的木材廠，環境頗為複雜。蔡孝乾沿著木材廠一間一間指認，每指認一間便說：“快到了。” 終於，他逮到牛樹坤和張西林一個不留神，趁機衝入一間黑漆漆的木材廠。牛樹坤、張西林追入木材廠之後，蔡孝乾已然杳無蹤影了。
自從民國三十九年元旦蔡孝乾第一度落網，留下了許多具體線索，使偵防組得以在短短時間內，連續破獲吳石、劉晉鈺、朱諶之、嚴秀峰等人的案子之後，所有台共成員因而陷入一陣大恐慌。
蔡孝乾出生於台灣花壇，青年時代前往大陸參加共產黨。抗戰勝利初期，蔡孝乾由延安潛往上海，籌備返台領導，發展組織事宜，在這段時間裏，他和一名上海女工結婚。民國三十五年，他帶著妻子和她的妹妹巧巧返回台灣，正式接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地下黨務領導。
不久之後，他的妻子病死，於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漸漸發生戀情，當時，巧巧才不過十四歲而已。在蔡孝乾脫逃後的逃亡過程中，他起先與巧巧寄居於台北中山市場黃天家中。但是台北的風聲實在太緊了，蔡孝乾在黃天家裏躲得不安心，他決定到山區隱匿一些時日。三十九年二月中，他帶著巧巧前往嘉義糞箕湖投靠林醫生。
另一方麵，蔡孝乾的脫逃，也造成保密局，尤其是局長毛人鳳相當大的壓力。民國三十九年初，蔣介石尚未複職，但每個禮拜三，他都會以總裁名義在士林官邸召開會議。“脫逃的那個奸匪叫什麽名字？抓回來沒？” 蔣介石常常這樣質問毛人鳳。
為了減輕毛人鳳所受的困擾，我建議他寫一分報告，說明蔡孝乾脫逃對瓦解在台共諜組織其實利多於弊。這份報告的大意是：逃亡者有如行走於沙灘之上，經過必留足痕。蔣介石看了這份報告，以後開會，果然就不再提蔡孝乾的事了。
黃天被架回訊問室，奄奄一息地側趴在桌子上，“老鄭躲在嘉義糞箕湖林醫生家裏。” 說完，他便昏厥過去。聽到這幾個字。最興奮的，莫過於張清杉，他站在黃天身邊抿著嘴笑。
二十七日晚間十時，我們的行動兵分兩組，一組由我親自率領八名幹員，搭乘鐵路夜間末班快車；另一組則由兩名幹員駕駛吉普車取道公路南下。班車在清晨四點鍾抵達嘉義市。我們在車站前方大約三百公尺的一家小旅館，租了三個房間住下來。
我囑咐大家睡眠養神，然後才開始構思行動的方法。天色漸明，我還沒想出一個具體而有把握的主意來，忽然，張清杉出現在我的眼前。張清杉表示，他打算天一亮，便單獨前往糞箕湖探查環境。
“好是好，可是老鄭認得你，怕會打草驚蛇。”
張清杉說，這點他也想過，不過，隻要裝扮成當地人的模樣，就不會引起注意。這個年輕人，做事情到底很投入，我沒有更具體的辦法，於是拍拍他的肩膀，等待天亮。
日光從旅館東邊木格玻璃窗照射進來，張清杉立即向旅館老板借了一雙木屐、一頂鬥笠和一輛腳踏車。張清杉跨上腳踏車，朝旅館老板指出的糞箕湖方向騎去。
張清杉說，那時他正好騎在一條沒有石子路麵的泥土路上，由於許久沒有下雨，騎起來還算順暢。正當他回頭觀望已經遠遠落在背後的嘉義市，盤算自己的裏程時，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現一個人影。這個人頭上雖然戴著鬥笠，身上的西裝卻表明了他不是一個鄉下人。兩人愈來愈接近，張清杉好奇地向著來人鬥笠下半個臉孔看，對方也忍不住朝張清杉看了一眼。四目相交，兩人都覺得十分麵善。
“真有這樣巧的事？” 張清杉心裏想，車子已經和來人擦身而過了。他把速度放慢，回頭望望那個人，剛好，那人也回過頭來。“沒錯，真的是老鄭。” 張清杉調了頭，那人不再走動了。他靜靜站立在路邊，等到張清杉騎到自己跟前的時候，他苦笑著，勉強說出一句話：“怎麽又是你？” 然後，他自動把手伸出，讓張清杉將自己銬鎖起來。
張清杉騎著腳踏車，顛顛簸簸地把蔡孝幹載回旅館。這時候，那些晚起的幹員正圍著一張桌子打撲克牌。當張清杉、蔡孝乾兩個人戴著鬥笠，一前一後出現在旅館門前時，大家不免吃了一驚。
“穀組長，我把老鄭帶來了。” 張清杉說著，然後很瀟灑地登上樓去，在二樓樓梯前滿足地說：“我想，我可以睡一個好覺了。”我並不急於問訊，我在旅館設了一桌上好飯菜，眾人不分敵我大快朵頤一頓。
任務結束後，每個人獲得兩百元獎金，各自安排了一個難得有錢又有閑的嘉南假期。我透過保密局台南站黃姓站長的介紹，前往布袋一名廖姓地主家做客。第二天，毛人鳳打電話到台南站，催促我火速北上。
他說，老鄭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乾，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他除了詳細供出如何參加長征，如何爭取潛返台灣發展組織外，還供出了省工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將搭乘四川輪偷渡離台的秘密。“後天傍晚，洪幼樵將在基隆登船，你快回來抓人吧！”
洪幼樵為客家人，為人好學深思，寧靜誠實。被捕後自覺倒楣，遇上不良的上級領導，出獄後任情報局研究員，著作甚豐。他是老蔡等台共中，活得最久的一人，最後得癌症死於一九九○年，這期間我三度探望他，皆握手無言以對。
到了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底，蔡孝乾、陳澤民、張誌忠、洪幼樵這四位台共組織的領導人物均已落網，如果把肅諜工作看成是一盤棋，勝負其實已見真章，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穀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