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3日清晨,巴黎的天空陰鬱而安靜。萬潤南——那個40年前攪動中國科技和民主浪潮的名字——在醫院的病榻上,緩緩地停止了呼吸。79歲的他,終於從長久的病痛與鄉愁中解脫。清華校友圈裏第一時間傳出了消息:“萬爺走了。”這句短短的留言,像一滴墨落入湖麵,激起層層漣漪。無數曾在八十年代為夢想拚搏的同代人,忽然感到——那個敢想敢幹的時代,又走遠了一步。
1946年秋天,江蘇宜興的一個書香門第迎來了新生命。他的家族延續了明清以來的耕讀傳統,祖父萬培根是學者,父親萬達邦為人正直嚴謹。這樣的家風,使得萬潤南從小便浸潤在知識與責任的氛圍中。
1964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建築係。那一年,中國正處在政治風暴的前夜,校園中卻依然彌漫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氣息。清華的教育給了他兩樣東西:工程師的理性與士大夫的擔當。多年以後,他仍會說:“工程師的使命,不隻是造橋修路,更是讓社會的係統運行得更合理。”
1970年,畢業後的萬潤南被分配到河北承德鐵路局接受“工農兵再教育”。那是一個理想破碎、理智沉睡的時代,但他並沒有被體製磨平棱角。文革結束後,1978年他進入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擔任工程師,參與早期計算機係統開發工作。
彼時的中關村還隻是一片灰色平房,但一群心懷夢想的工程師們已經在籌劃未來。1984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起,“科學的春天”迎來真正的萌動。萬潤南和幾位夥伴——寧高寧、王誌東、段永基等人——用2萬元借款創立了“四通公司”。
在那個國企壟斷、計劃經濟尚未退場的年代,四通的出現幾乎是一場思想革命。第一台“四通打字機”,用中文取代了繁複的鉛字印刷,打通了信息傳播的瓶頸。那一年,北京街頭貼滿了“打字服務”小廣告,背後幾乎都用著四通的產品。“我們做的不隻是機器,而是讓中國人能更快地寫出自己的語言。”這是萬潤南對那段創業歲月最自豪的總結。
1987年,四通的營業額達到五億元;1988年,員工超過七百人,在全國一百多個城市設立分支。四通不僅製造機器,更製造了一種“現代企業精神”:透明、開放、民主。在當年的中關村,四通員工可以自由討論公司決策,甚至參與利潤分配——這在國企主導的八十年代簡直是異端。
那時的萬潤南,風度儒雅,談吐平和,被稱為“儒商”。他喜歡引用《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相信企業家不隻是商人,而是社會變革的中堅。在他看來,中國的未來必須由理性與自由共同驅動。
然而,理想主義與權力結構之間,從來都有裂縫。1987年,胡耀邦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下台,改革派全麵受挫。萬潤南與胡耀邦私交甚篤,他本人也被視為“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9年春,胡耀邦逝世,民眾自發悼念。作為四通總經理的萬潤南,為學生提供了物資支持,也公開表達同情。當局內部的分歧激烈到頂點,改革派與強硬派的鬥爭走向決裂。在“六四”大屠殺槍聲響起的那個夜晚,萬潤南與妻子匆匆離開北京——他知道,留在原地意味著被捕。
同年9月,他與嚴家祺、吾爾開希、劉賓雁等人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擔任秘書長,後任主席。在接下來的歲月裏,他往返歐洲與美國,奔走呼號,希望以和平方式推動中國的民主化。1990年代中葉,當“接觸政策”與現實主義盛行,西方對中國的戰略利益考量逐漸蓋過理想支援,海外民運漸趨低潮。
他沒有放棄理想,卻漸漸退出了政治一線。“我不後悔,也不抱怨。隻希望有一天,中國不再需要流亡者。”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2014年,他重返法國定居,在巴黎南郊的住所種花、寫詩。詩集《萬歌詩詞——詩海餘韻》中,收錄了他流亡多年寫下的數百首詩。他在詩中寫道:“惟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憂。星空下,癡心夢斷,夢斷神州。”
盡管心髒疾病讓他長期與病魔周旋,但他依然保持清醒與幽默。友人回憶,萬潤南說:“哪一天我不發朋友圈,那就出事了。”——那一天,終於在2025年9月18日到來。他的朋友圈沉默,再無文字流出;他於10月13日清晨離去,成了那段曆史的靜默注腳。
四通橋、四通人、四通精神——這些已成為80年代改革史上的符號。在清華校友的悼詞中,有人寫道:“四通橋就是萬潤南最好的紀念碑。”他是那個時代“理性與激情”的結合體:既有工程師的邏輯,又有文人的浪漫;既懂商業,也懂政治;既相信製度的變革,也相信個體的尊嚴。
他的故事提醒我們——中國的現代化,不隻是鋼鐵與GDP的增長,更是人格與理想的搏鬥史。40年前他種下的那顆自由的種子,也許還埋在中關村的某個角落,在等待新的春天。
巴黎秋風微涼,塞納河水緩緩流過。這位曾經讓世界驚豔的“中關村儒商”,終於安息。他曾說:“我這一生,隻做兩件事——造機器,造思想。”如今機器早已淘汰,但思想仍在傳播。一個曾經相信中國可以自由呼吸的工程師,用他的方式,證明了什麽叫“人可以被流放,卻不能被消音”。
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
日暮塗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