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筆鄰。
在中國現代史的政治舞台上，總有一些人用自己的筆、自己的嘴，替權力塗脂抹粉、添香加彩。他們的文章看似高深莫測、理論宏偉，實則不過是將執政者的政治口號換上一身學術外衣，再端上去當“世界獨創”。而林毅夫，正是這一類人的當代代表人物。
2025年8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林毅夫的最新長文，標題堂皇得讓人忍俊不禁——〈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紮根中國、放眼世界、引領未來的科學理論〉。他在文中稱，習近平經濟思想解決了“西方經濟學未能解決的市場效率與政府作用兼容問題”，還宣稱“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西方無法企及的“奇跡”。這樣的論調，換成舊時代的說法，叫做“普天同慶，萬歲萬歲萬萬歲”；換成今天的網絡語言，那就是——“笑掉大牙”。
林毅夫何許人也？在中共官媒的包裝下，他是“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在曆史的真實背景中，他的履曆卻遠不如此幹淨：原名林正義，出身台灣金門，年輕時是蔣軍軍官。1979年5月，他在金門駐防時，趁夜從小金門島遊水叛逃到廈門，撇下了懷孕的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孩子——這樣的“家國擔當”，足夠寫進叛徒教材。
那一年，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鄧小平的政策對外釋出善意，對這種“投奔祖國懷抱”的叛逃軍官，既當政治籌碼，又當宣傳樣板。林毅夫被中共當成“和平統一”的活招牌，送進北大經濟係，後來公派留學芝加哥大學經濟係深造，再轉入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西方經濟學的係統訓練，本應讓他具備獨立批判的精神，但回國後，他很快學會了另一套更“高超”的本領：用學術語言為權力背書。
林毅夫回到北京大學後，憑借海外學曆與政治背景，很快爬上學界高位。他主持成立了“國家發展研究院”，表麵是智庫，實際上是政策包裝廠，專門將中共的經濟決策加工成“理論成果”，再端上國際舞台展示。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個人學術判斷逐漸讓位於政治忠誠。
這種轉變的標誌性事件，是他長期擔任“新結構經濟學”的鼓吹者。這一理論名義上是對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實質是為中共的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辯護——在林毅夫的語境中，政府永遠是“有能力引導市場的智慧之手”，失敗的項目是“必要的試錯成本”，經濟下滑是“結構調整的陣痛”，哪怕房地產泡沫破到天上去，也能被他解釋為“長遠優化”。
到了2025年，他的“理論服務”更是登峰造極。麵對習近平時代的經濟困境——房地產崩盤、外資撤離、青年失業率驚人——林毅夫的文章依然充滿“奇跡”“跨越式發展”“全球引領”之類的字眼。他在最新文章中稱，習近平經濟思想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局限”，因為它不僅調整生產關係，還推動生產力“邊界拓展”；強調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模式打破了西方的“線性教條”，走出一條“綠色高質量發展道路”。
如果這是在課堂上，他的學生大概會問：“老師，數據呢？”但在《人民日報》上，不需要數據，不需要實證，更不需要邏輯，隻需要豪言壯語與政治正確——這才是禦用學者的生存法則。
林毅夫的生涯，不禁讓人想起另一位曆史人物——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是革命詩人，文學才子，曾為民主與自由呐喊；建國後，他迅速轉型為毛澤東的“禦用文人”，寫下無數溢美之辭，甚至稱毛為“爺爺”，寫出狗屁不通的詩歌，把個人尊嚴徹底獻祭給政治效忠。郭沫若的晚年作品，在文學史上常被當作諂媚與墮落的反麵教材。
林毅夫與郭沫若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曾有機會走另一條路——郭沫若可以做一個獨立的學者詩人，林毅夫也可以做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但他們都選擇了放棄批判精神，轉而以才華換取庇護。他們的文字與學術，不再是探索真理的工具，而是為權力製造幻象的器械。
有人或許會說，林毅夫不過是發表了幾篇政治掛帥的文章，有什麽大不了？但問題在於，這樣的禦用文人，最大的危害並非言論本身，而是用學術權威為謊言背書，讓錯誤的政策披上“科學理論”的外衣，從而延長它們在現實中的生命。
當林毅夫說“脫貧是奇跡”時，他不會提及大量被擠出統計口徑的低收入人口；當他說“跨越式發展”時，他不會談到沿海工廠倒閉潮和內陸城市的財政枯竭；當他說“市場與政府作用兼容”時，他不會承認企業家因政策不穩而集體逃離的事實。
這種選擇性失明，比普通的謊言更可怕，因為它來自一個本應懂得數據與邏輯的學者之口。一旦這樣的言論成為主流敘事，公眾就會被引導去相信——所有的問題都隻是“階段性陣痛”，所有的失敗都隻是“戰略調整”，所有的現狀都比過去更好，比世界其他地方都先進。
林毅夫的個人經曆，本是中國當代史上一段複雜的政治故事：從蔣軍軍官到北大學者，從西方訓練到中共禦用，跨越的是兩個製度、兩種文化、兩套價值觀。遺憾的是，他選擇了最安全、最有利卻也最墮落的一條路——徹底將自己的知識資本投入政治效忠的市場，換取無盡的榮譽與權力的青睞。
他最新的文章，不過是這條道路上的又一次自我證明：當一個學者不再追求真理，而是追求取悅於權力，他的文字就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謊言；當一個社會用這種謊言來指導經濟與政治，它最終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郭沫若的時代，禦用文人的諂媚至少還留在紙上；林毅夫的時代，這種諂媚已經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國家最高喉舌，被包裝成“科學理論”，甚至進入教科書影響下一代。這樣的學術與文風，不僅貽笑大方，更貽害百姓，貽害國家。
在曆史的長河中，這些禦用文人的名字，也許會短暫閃亮，但最終都將與他們所服務的謊言一同沉沒。而林毅夫，已經在這條下沉的船上，駛向與郭沫若同樣的終點——被後人當作諂媚與學術墮落的反麵教材，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 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對林毅夫偽理論家和偽經濟理論批判最有力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