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辛基的八月,本應是芬蘭人最愜意的時光。碧綠的草地、清新的空氣,再加上西貝柳斯公園裏悠揚的音樂雕塑,構成了北歐夏季的詩意畫麵。誰能想到,一場荒誕的“跨境鎮壓”居然在這裏上演。
8月13日,前香港特首、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與妻子唐青儀在公園散步時,遇到幾名正在打坐、並向遊客收集人權請願書的法輪功學員。按理說,旅居海外的中國高官,最多也就是皺皺眉頭,快步離開,畢竟在人家的地盤上,外交禮儀與體麵還是要維持的。可梁振英不,他偏偏選擇“狗急跳牆”,走上前去,像審問犯人一樣,要求法輪功學員提供姓名、籍貫、住址和所屬組織。
根據現場視頻,梁振英舉著手機,對著學員們拍照存檔,還口出威脅:“有了你們的姓名,回去就馬上傳,一連串查下去。”這口吻,不像是退休政客的隨意嘲諷,更像是大陸公安局裏常見的“口供模式”。
當學員反問:“如果中共找我祖父母麻煩怎麽辦?你來保護他們的安全嗎?”梁振英一時語塞。顯然,他習慣了在香港官威淩人,卻沒料到在北歐的公共公園裏,這一套根本沒人買賬。
事後,芬蘭警方到場取證,確認法輪功學員的活動合法,並保證會監控相關區域。芬蘭外交部更直接表態:言論與信仰自由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任何恐嚇行為都不能接受。話裏行間,已是對梁振英的不點名譴責。
從2012年到2017年,梁擔任香港特首,正值港人公民社會活躍、街頭抗爭不斷的年代。他對民主派強硬打壓,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拒絕一切對話。對法輪功,他更是磨刀霍霍。
2021年,他在社交媒體上自曝“戰績”:“早在2013年,我指示食環署沒收法輪功展品,並要求定期進度報告。”當手下擔心引發衝突,他竟拍胸脯保證:“有事叫警察。”結果,果然無人敢當場爭執。他在文章裏洋洋得意,仿佛這就是自己“維穩”的勝利。
這種驕矜暴戾的心態,在芬蘭公園裏再次暴露。他不是隨口嘲諷,而是當眾承認:“法輪功在香港,好多年之後,我們把所有東西查得清清楚楚,你們在香港的一切都暴露了。”這句話意味深長:
第一,他等於自爆當年當政時,政府動用國家機器徹底監控、清查法輪功學員。這已經涉嫌“泄露國家機密”,至少是對香港所謂“高度自治”的一個當眾拆台。原來“依法治港”就是這樣治的——暗中盯梢、係統清查。
第二,他把這種威嚇的邏輯延伸到海外,認為隻要掌握了名字,就能“連著查下去”。這不就是“跨境鎮壓”的核心思路嗎?試圖用中國式的長臂管轄,在歐洲的公園裏重現大陸式的恐懼氣氛。
第三,他顯然高估了自己的身份與權力。在芬蘭,他不過是一個外賓,頂多帶著兩個保鏢。而在西方社會,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是寫進憲法、受法院捍衛的基本原則。梁振英想把中共的官威移植到赫爾辛基,無異於螳臂當車,結果隻能自取其辱。
梁振英的行為,本質上就是流氓邏輯。他暗示法輪功學員是“收錢參與活動”,這是中共對異見群體的老一套抹黑。凡是不合口味的聲音,都被誣陷為“境外勢力資助”“拿黑錢”。這邏輯的可笑之處在於:如果真被金錢驅動,怎會有人心甘情願風吹日曬,默默打坐、收集簽名?真正收錢的,怕是那些替權力搖旗呐喊、拿納稅人錢搞“愛國宣傳”的人吧。
更荒唐的是,他竟然親口承認自己動用國家機器長期監控法輪功。換句話說,他公開宣稱自己就是“打壓信仰自由”的急先鋒。可笑的是,這種“戰功”並不光彩,反而證明了他是中共最忠誠的走狗。為了政治仕途,他甘當打手,把信仰者視為敵人,把宗教自由踐踏為汙泥。
一個自詡“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副國級人物,竟在海外公園裏對幾名普通練功者咆哮拍照,像極了電影裏的“惡霸地痞”。如果這就是“國家領導人”的氣度,那中共培養出來的幹部形象,簡直就是國際醜聞。
法輪功作為一個宗教群體,是否值得信仰,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它是否“好壞”,不能由政府裁定。正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各自有不同的教義和實踐,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便。政府唯一的職責,是保障信仰自由,而不是橫加取締。
中共在1999年一紙公告,就將法輪功定性為“邪教”,隨後便展開大規模鎮壓。這種做法,與其說是維護社會秩序,不如說是對獨立於黨國之外的信仰群體的恐懼。在中共眼裏,任何擁有獨立組織力和傳播力的群體,都是潛在威脅。
梁振英的行為,不是文化交流,而是恐懼與威脅。這不僅冒犯了法輪功學員,更是對整個西方社會的挑釁。看一個人真正的教養,不在於他麵對上級時多麽謙恭,而在於他對弱者時是否仍能保持尊重。梁振英對幾個在公園裏默默打坐的普通人,卻能惡語相向、恐嚇威脅。這說明,他內心深處從未有過真正的寬容與文明。他所擁有的,不過是依附權力的虛張聲勢,一旦離開體製的庇護,便顯得格外可笑。
從梁振英的言行,可以看出一個政治人物如何一步步淪為權力的奴仆。他原本是香港政壇的“專業人士”形象,後來為了博取北京歡心,甘當打壓民主派與異議群體的急先鋒。等到離任後,轉身成為政協副主席,繼續以“黨和國家領導人”自居。如今,他不惜在海外“親自下場”,做出這種不堪的舉動。這一切,隻為了證明自己對北京的忠誠。不惜犧牲香港的形象,犧牲個人的尊嚴,去當一個沒有底線的執行者。
芬蘭公園裏的這出鬧劇,揭示的不僅是梁振英個人的醜態,更是中共“跨境鎮壓”的縮影。它表明,中共並不滿足於在國內打壓異見,還要把手伸到海外,去製造恐懼、壓製聲音。梁振英可以在香港下令沒收展板,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自吹自擂,但在赫爾辛基,他不過是個失態的老人,一個被權力操縱到失去理智的官僚。
這場事件的荒誕之處在於:他本想展現忠誠,卻反而暴露了流氓嘴臉;他本想震懾別人,卻最終成為國際笑柄。或許,這正是權力的宿命:當一個人把尊嚴抵押給政治利益時,他所剩下的,隻是一次次的醜陋出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