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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這股“境外勢力”徹底改變了日本

(2025-08-14 15:29:16) 下一個

二戰前的日本,民主與平等並非完全不存在,但它們的形態極其受限,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與近代化初期的半成品特征。日本的議會製度,最早源於明治維新後確立的《大日本帝國憲法》(1889年),它賦予國會有限的立法權,但行政權力牢牢掌握在天皇與內閣手中。

 

1889年出台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法》規定:僅限25歲以上男性,而且必須直接向國家繳納超過一定額度的國稅(約15日元以上)。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普通農民、工人、低收入者都被排除在外,選民人數隻占成年男性人口的約1%。直到1925年,《普通選舉法》才真正廢除了納稅額限製,將選舉權擴展至所有25歲以上男性。雖然這是民主史上的一次大跨步,但女性完全被排除,政治仍是男性的領域。

 

戰前的日本是典型的父權製社會,性別不平等貫穿政治、法律、經濟、文化各個層麵。女性不但沒有選舉權,還被《治安警察法》(1900年)明文禁止參與政治集會,不能作為聽眾進入政治會場;民法沿用家父長製,戶主總是男性。妻子離婚需要父兄或丈夫許可,財產繼承權嚴重不平等;教育強調良妻賢母,女性被定位為家庭內的勞動力和生育機器,社會輿論幾乎不給女性公共活動的空間;雖有女工群體,但她們常被限製自由,工資低廉,無工會保障。例如紡織廠女工普遍要在宿舍集中居住,不能隨意外出。在這樣的境況下,男女平等連萌芽都談不上。

 

1945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標誌著一個軍事化帝國的崩潰。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轟炸、東京大轟炸,以及千島群島和南薩哈林的喪失,讓日本精英階層意識到,舊體製已經徹底走到盡頭。

 

戰敗後,日本迎來了盟軍占領時期(1945-1952),最高統治機構是盟軍最高司令部(GHQ),司令官為麥克阿瑟將軍。GHQ的首要目標是:解散日本軍隊,廢除軍國主義體製;重塑日本政治製度,防止軍國主義複辟。

 

《大日本帝國憲法》本質上是明治天皇賜予的憲法,核心權力集中於天皇,議會作用有限,內閣對天皇負責而非對國會負責。這種體製被認為是軍國主義得以滋生的重要土壤。麥克阿瑟與GHQ法律顧問們認為,要徹底改變日本,必須削弱天皇的政治權力,確立議會主權與普選製,確保人權與性別平等;禁止日本再次發動戰爭。

 

戰敗後,日本政府嚐試自行起草新憲法,但其方案基本保留了天皇的統治權和軍隊存在的可能性。GHQ認為這與民主化目標背道而馳,直接否決。

 

19462月,GHQ在僅一周時間內完成了憲法草案。麵對占領當局的強勢,日本政府在形式上保留了立法程序:草案提交國會審議,經過修訂後於194611月通過,並於194753日正式生效。雖然日本人參與了修改,但核心框架和精神來自GHQ

 

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主權在民,這是對天皇主權時代的徹底否定。天皇成為象征性元首,不再擁有統帥權和立法權;第9條規定日本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並不維持陸海空軍。這為日本戰後幾十年的和平外交奠定了基調(盡管後來的自衛隊繞過了這一禁令);憲法保障所有成年人(無論性別)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女性首次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政治參與資格。這在當時亞洲國家中極為罕見;全麵保障基本人權,包括言論、出版、結社、信仰自由,以及居住遷徙、財產權、勞動權等。憲法第14條明確規定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得因種族、信仰、性別、社會地位或門第而受歧視;憲法第25條提出生存權概念,要求國家保障國民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為日後日本社會保障體係(養老金、醫保、失業保險)提供了憲法依據。

 

這個草案,從根本上重塑了日本政治結構。新憲法奠定了日本的議會內閣製框架,內閣對國會負責,選舉製度從此穩定運行。多黨製得以確立,政權和平交替成為可能。

 

19464月的眾議院選舉,是日本曆史上第一次女性參政,39名女性當選議員。此後女性受教育率與勞動參與率顯著提高,盡管性別工資差距依然存在,但法律上已經消除了製度性障礙;1950年代起,日本陸續建立全民醫保(1961年實現全民覆蓋)、公共養老金製度(1961年創立國民年金),並不斷擴充教育與住房保障。

 

通過禁止戰爭、解散軍隊、普及和平主義教育,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了對戰爭的反思與否定態度。這不僅影響外交政策,也深刻影響了國民價值觀。政治穩定、社會和平、美國的安全保障,加上朝鮮戰爭帶來的經濟刺激,使日本在1950-1970年代實現高速增長。民主製度與和平憲法也幫助日本擺脫戰犯國形象,重回國際社會。

 

毫無疑問,《和平憲法》在起草與通過過程中,美國占據了絕對主導,日本缺乏自主性。但這部憲法的成果——政治民主化、法律平等、人權保障——在戰後七十多年裏,成為日本社會的根本框架。

 

它的成功,一方麵得益於美國強力推動,另一方麵也因為日本戰敗後的國民心理——對軍國主義的失望、對和平與繁榮的渴望——與憲法精神產生了契合。從這個角度看,二戰的失敗,雖是國運的低穀,卻為日本社會帶來了重生:它從一個封閉、等級森嚴、軍事擴張的帝國,變成了一個開放、法治、和平的民主國家。這條道路不是自發的,卻成為日本戰後發展的堅實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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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紅米2015 回複 悄悄話 我也認為,東亞社會不大可能自發地轉變為穩定的民主體製,必須有外部的強製。以中國的體量,這樣的外部強製近乎不可能實現。所以也就別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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