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一切都是剛剛好。
在公共話語場中，“你站哪邊”早已成為一句比“你吃了嗎”更能挑動情緒的社交雷達。尤其在信息碎片化、身份政治橫行的今天，人們越來越習慣以“立場”評判一切，而不是以“是非”為尺度，區分對錯。立場，成了現代人最牢不可破的信仰，但也因此掩埋了真正的判斷力。站隊，取代了思考；口號，遮蔽了道理。然而，如果一個人缺乏是非觀，僅僅以立場論英雄，不啻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危險而荒謬。
立場，是一種自我身份的表達，是“我是誰”的宣示。它根植於個人或群體的利益、曆史經驗、文化認同，乃至情感投射。比如，一個俄裔公民“立場上”天然更親近莫斯科；一個烏克蘭人無疑會支持抵抗外來武裝入侵。這是人之常情。在這一意義上，立場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家人吵架，無論誰對誰錯，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先護自家人”，哪怕親戚再不講理，也不能讓外人欺負。
但問題在於，當人們過度強調立場，將其淩駕於事實與道德之上時，判斷力便開始崩塌。立場一旦與“正義”“自由”“真相”剝離，隻剩下空洞的陣營認同，它就不再是值得尊重的“選擇”，而變成了一種道德懦弱的遮羞布。立場不等於是非，恰恰相反——隻有在是非分明的基礎上，立場才有意義，才有可能正當。
與立場的“我是我”不同，是非是一種超越身份的倫理判斷，是基於普世價值觀作出的選擇。所謂“普世價值”，並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一些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基本人性原則：尊重生命、反對侵略、自由意誌、尊嚴平等、對暴力的譴責、對弱者的憐憫。這些價值，是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和交流的底線，是人類共存的“最小公約數”。
比如，無論你是烏克蘭人、俄羅斯人，還是中國人、美國人，隻要你承認“侵略他國主權是錯誤的”，“和平比戰爭更有價值”，“人應該有選擇自己命運的自由”，你就能夠明白：俄烏戰爭中，俄羅斯是侵略者，烏克蘭是受害者。
在這一判斷上，是非先於立場，是非決定了立場。如果你先說“我是親俄的”“我是反美的”，再回過頭去尋找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辯護，那就是本末倒置、顛倒黑白。這種“帶著立場去找是非”的行為，正是當今許多輿論亂象的根源。
近年來，網絡空間中彌漫著一股令人窒息的“立場至上論”，尤其在中國語境下表現得尤為典型。比如，一提起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總有人跳出來說：“美國才是幕後黑手”“北約東擴才是導火索”，甚至有人聲稱“普京是反霸權鬥士，俄軍是在清理納粹”。
這些說法乍看之下“信息豐富”，但實質上是一種轉移焦點與模糊是非的邏輯操控。真正的問題是：俄羅斯有沒有越境發動戰爭？有沒有無差別攻擊平民？有沒有否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這些才是我們判斷是非的核心。然而，這些人以“反美”為立場出發點，拒絕承認俄羅斯的錯誤，隻因俄羅斯站在美國的對立麵。這種思維方式，正是“身份政治”的典型表現——不是問“誰做對了”，而是問“誰是我的敵人”。
更嚴重的是，這種立場思維會導致利益衝突的絕對化。因為在“我是我”的前提下，敵我就是永遠無法調和的對立，不管你做了什麽，隻要你是“我的人”，你就是對的；而“敵人”不管做得多好，都必須被批判。於是，“中立”被斥為“軟骨頭”，“追求事實真相”被看作“幫敵人說話”。輿論場上逐漸失去了灰度，隻剩下非黑即白的道德狂熱。
如果我們把立場作為判斷一切的唯一標準，那麽道德將變成部落的附庸，真理將成為陣營的奴仆。但如果我們願意以是非為先，願意承認“我支持的人也可能犯錯”，“我的祖國也可能侵略別國”，“我反感的國家也可能有可取之處”，那麽我們才能真正擁有一個成熟的公民倫理。
舉個例子，二戰時期的德國，曾有很多德國人支持納粹，僅僅因為“他們是德國人”，他們反對凡爾賽條約、重振民族自信、崇尚秩序強權。這些“立場”沒有錯，但當他們繼續支持納粹屠殺猶太人、侵略鄰國之時，他們的立場就與基本的是非觀背道而馳了。
同樣的，如果今天有人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西方說的都不可信”，進而否認俄烏戰爭中俄羅斯的侵略事實，那他所堅持的所謂“立場”，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愛國情緒”，沒有任何道義價值。真正的愛國，是敢於在國家犯錯時提醒它，而不是為其錯誤辯護。真正的正義，是敢於在“自己人”犯錯時指出來，而不是遮掩和雙標。
是非之辨，從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它需要超越情緒、身份、國界，需要克服成見、利益、派係的幹擾。有時會讓人陷入孤獨、被誤解、被圍攻的處境。但這是一個文明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是非，是社會的基石，是法律的靈魂，是道德的天平。它不因人的“立場”而偏移，也不因國家的強弱而改變。是非先於立場，理性高於陣營。
俄烏戰爭是一麵鏡子，照見了太多人的價值觀扭曲。那些對平民死亡視若無睹，卻因“反美”而歡呼俄羅斯導彈的人，那些一邊標榜“反霸權”，一邊讚美侵略的強人，他們其實並不在乎正義，隻在乎仇恨與認同感。他們的立場，從未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建在憤怒、情緒、民族主義和信息繭房的基座之上。沒有是非的立場，是一種裹著情緒的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