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最“安全”的國家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當“規矩”密布成網，“方圓”就變成了牢籠。國家的治理結構，從來都是權力、責任與自由之間的拉鋸遊戲。而當權力的一端重若千鈞，自由的一端便輕若鴻毛。

 

中國人口約14億，正式在編警察約200萬，警民比例為1:700左右（即千分之1.4），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285（即千分之3.5）。若單看這個比例，似乎中國的“警力”偏低，不足以構成一個“警察國家”。

 

一旦將輔警400萬算入，再加上武警66萬、基層網格員數百萬（估算不少於300萬），總維穩人員突破了千萬級別，即每140人中就有一名“維穩力量”，遠高於任何西方國家的社區治理密度。而這還不包括那些以“誌願者”名義，參與社會管理的老年巡邏隊、紅袖章、保安與社區管理者等“灰色力量”。

 

換句話說，中國的治理結構，是一種複合式維穩係統，警察是骨架，武警是肌肉，網格員是神經，而整個社會的表皮之下，是無處不在的“治理觸角”。

 

 

要理解中國警察國家的底色，不能不提“網格員”。這個聽起來平平無奇的崗位，其實是新時代中國最底層的“政治細胞”。網格員並非公務員編製，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誌願者，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的“政策觸角”。他們肩負的信息采集、政策宣傳、矛盾調解等事務，表麵是“服務”，實質卻是“監控”。在他們的筆記本、手機App中，每一個人的職業、健康狀況、親屬關係、思想傾向、宗教信仰，甚至是否愛看“敏感公眾號”，都被“入檔”。

 

這一製度源於1960年代“楓橋經驗”——“依靠群眾解決階級敵人”，如今則演化為“依靠基層治理控製社會動態”。習近平上台後大力推廣該製度，並將其信息化、係統化、製度化，網格員成了“數據時代的紅小兵”。

 

在2020年疫情期間，這種製度首次“全麵實戰化”運轉。網格員可入戶、拍照、上報，甚至決定一個人的行蹤與自由。他們不僅記錄你發燒沒有，更記錄你是否“配合政府工作”。他們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服務員，而是服務權力的神經元。

 

與網格員的“隱秘性”相比，武警的存在則更具“強製性”和“壓迫性”。武警部隊曾隸屬於軍隊係統，後轉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職責包括反恐、暴恐處突、要人警衛、重要設施保衛等。這支擁有66萬人規模的武裝力量，實則是中國的“皇城近衛軍”，其真正用途是“保政權”而非“保社會”。2011年烏魯木齊事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武警頻繁出動、部署，其部署並不以“保護人民”為核心，而是防止社會“失控”。

 

換句話說，武警不是“保護公民的最後一道防線”，而是“壓製公民的第一道鐵牆”。當西方警察被要求承擔“守護自由”的角色時，中國的武警係統，則更多承擔“捍衛穩定”的任務——而在中國，“穩定”的定義永遠是由執政黨決定的。

 

除了人力，中國更擁有全球最龐大的“電子警察”係統。據統計，中國部署了超過5億個監控攝像頭，每千人攝像頭數量為全球第一。人臉識別、步態識別、聲音識別、AI預測分析等黑科技，早已超出傳統意義上的“治安維護”，進入了“行為預測”與“潛在預警”的層麵。

 

這些係統的建立，借助的是以“天網係統”為代表的智能化監控體係。它不僅用於識別通緝犯，更用於監控訪民、維權人士、宗教活動參與者、言論稍有出格的普通人。早在2018年，《紐約時報》便報道稱，“在中國，算法正在決定你是否值得信任。”誰定義“值得信任”？毫無疑問，不是憲法，不是法律，不是公民自己，而是黨委、政法委和警察。

 

中國式“警察國家”的背後，並非出於治安需要，而是出於政權安全的邏輯。這種模式在政治社會學中被稱為“維穩型治理”（Stability Maintenance Governance）。在這種邏輯下，治理的目標並非“人民幸福”，而是“係統穩定”；優先級不是“權利保障”，而是“潛在風險控製”；治理手段不是“製度法治”，而是“情報壓製”。

 

“維穩”從來就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務。每年中國財政支出中“公共安全支出”（俗稱“維穩預算”）接近甚至超過軍費，便是最直觀的例證。這就好比一個家庭，不是把錢花在教育、醫療和住房上，而是全用來雇保安、裝監控、買防盜門，且還以此為榮。

 

“警察國家”的第一受害者，是自由本身。信息自由、言論自由、隱私自由，皆在高密度維穩係統下逐漸萎縮。當每個人都必須時刻自我審查，社會就進入了“寒蟬效應”。其次是法治的空轉。在中國，警察體係不僅負責“執行法律”，還被賦予“維穩判斷”的權力。當“是否有損穩定”成為比“是否違法”更優先的標準，法治也就變成了工具性的道具。

 

更嚴重的是，社會信任結構的塌方。普通人不再信任彼此，因為不知道誰是網格員，誰在上報信息；年輕人不再相信製度，因為知道“好好說話”也可能被喝茶。一個維穩型社會最終將淪為一個原子化社會，人人孤立、人人謹慎、人人沉默。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寫道：“當一個政府放棄了通過說服來達成秩序，就隻能訴諸於強製。”中國警察國家的成因，是政權長期放棄與民間的協商機製，轉而依賴高壓體製與技術治理。警察國家可以壓住不滿，卻無法製造認同；可以掩蓋衝突，卻無法解決問題。正如一台高轉速的發動機，看似穩定高效，實則內傷累累，一旦壓強過載，爆缸是唯一的結局。而中國，如今正坐在這台高速運轉、壓強滿格的“維穩機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