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筆鄰
在人類思想的複雜版圖上，立場的左右之分，是永恒存在的矛盾之一。而在當代華人圈，政治、文化和社會議題的分歧尤為明顯。我們以五大爭議問題為切入點，剖析華人左派與右派的對立。
第一爭議：對美國的態度與對中國政治體製的認知
左派普遍表現出對美國的強烈反感，“逢美必反”是顯著特征。他們將美國視為“帝國主義”的化身，認定其壓製中國發展，將所有國際紛爭歸結為美國的陰謀。這種思維源於長期接受政府宣傳，忽略了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響。
例如，左派將中共描述為“大救星”，認為其領導了中國的崛起，淡化中共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曆史中的巨大過失，美化其為“必要的曆史代價”，否認改革開放的功績。思維狹隘，否定民主製度與普世價值，譬如，視若無睹台灣的“體製改革”榜樣——台灣的民主化不僅沒有導致混亂，反而讓社會更加透明、公正和發達。
相比之下，右派更加清醒。他們承認美國的政策會有雙重標準，但也能夠客觀看待美國的貢獻，比如在科技、文化和國際規則的構建上。同時，右派更傾向於批判性地看待中共曆史，拒絕單一的“成功敘事”，主張通過製度改革，讓中國更加開放與進步。
第二爭議：對中醫的盲目崇拜與科學理性的衝突
左派對中醫抱有極高的敬畏，將其描述為中華文化的“瑰寶”，神化中醫為“包治百病”的萬能工具。然而，當真正麵臨嚴重疾病時，他們卻更傾向於選擇西醫。言行不一，是左派在中醫問題上的典型表現。
這種“文化自戀”掩蓋了中醫存在的諸多問題，例如缺乏足夠的臨床實證支持，藥物成分不明和劑量不確定等。左派的立場將批評中醫等同於不愛國，導致理性討論變得極為困難。
右派則強調科學理性。他們並不全盤否定中醫，而是主張將其置於科學驗證之下，區分有效與無效的治療方法。對右派來說，文化的傳承應服務於社會進步，而非成為盲目崇拜的對象。
第三爭議：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
左派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充斥武力至上的思維。他們主張不惜代價地以軍事手段“統一”台灣，無視台灣人民的意願及國際社會的複雜局勢。左派視台灣為“家產”，台灣人民為“家奴”，這種強權思想，反映出其對現代民主價值的漠視和人性的冷漠。
相比之下，右派更傾向於和平解決問題，主張通過增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逐步構建信任。他們認為，武力統一，不僅會對兩岸造成巨大的經濟和人道主義災難，還會引發國際社會的全麵對抗，得不償失。右派的觀點更加務實，也更符合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和平發展的潮流。
第四爭議：俄烏戰爭的立場對比
左派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展現出驚人的“選擇性遺忘”。他們一方麵強調中國抗日戰爭抵抗侵略的正義性，另一方麵卻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甚至為俄方侵略行為辯護。他們的邏輯是：“烏克蘭是西方的棋子”，完全忽略烏克蘭人民捍衛主權的正義性，以及俄羅斯作為侵略者的事實。
右派的態度則明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完整。他們從曆史的角度，指出俄羅斯對中國的多次侵略行為，如沙俄時期的大量領土掠奪和對華人的大屠殺，提醒人們不要被當下的短期利益所迷惑。右派認為，中國應該站在國際公義的一方，支持所有主權國家抵禦外來侵略，這不僅是對曆史的尊重，也是為自身爭取更廣泛的國際支持。
第五爭議：對以色列與中東問題的偏見
左派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表現為“反美必反以”。他們無視哈馬斯等恐怖組織對平民的屠殺，將以色列的反擊描繪成“不人道”。這種“一邊倒”的態度，不僅忽視了以色列的安全訴求，也無視因果和事實，極其偏頗。
右派的立場則更加理性。他們承認以色列在反擊中，可能造成平民傷亡，但也強調恐怖主義對區域安全的威脅，理解以色列的憤怒和報複，但主張通過推動和平談判解決衝突，而不是采取盲目的站隊行為。
立場的明確並不等於非理性或極端化。華人中的左派因其偏執與缺乏邏輯，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而右派則因其理性與多維思考，能夠在複雜的國際關係與社會議題中找到平衡點。我們可以不極端，但立場要鮮明，要有基本的道義。一個社會需要多元的聲音，但前提是這些聲音基於事實與邏輯，而非偏見與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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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說的非常準確！
這是一種匪夷所思的“輿論一律”長年洗腦下的不自然結果。是一種非常沒有常識和邏輯的集體異常。
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其民眾無論受教育程度如何，至少知道什麽是屎，什麽是飯；
而“成長背景為中國大陸的華人”卻連這個都弄不清楚。這是異常人與正常人最大的不同。
看一個人在這五件事上的看法與態度，便大體可知這人對世上事物的認知，簡單講就是可知其三觀。
這幾年來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粗略的統計，至少自己周圍的中國人裏，這樣的有七、八成以上。
我不用“左右”看人看事，因為總覺得很難有被討論雙方共同認可的定義。
因國籍、人種、膚色、國家地域曆史、社會體製等等的不同，我幾乎就沒有看到過能夠被大致公認的“左右光譜”。
我覺得您說的在這五件事上的“左派”，若將其與“右派”等量齊觀的話，是有些侮辱了“右派”。
我甚至都覺得您是在誇這些“左派”了呢。嗬嗬。
我一直把這樣的“左派”看作是“異常派”，與之相對的“右派”是“正常派”。
我的依據簡單講就兩個：常識、邏輯。“異常派”的思維缺乏常識，邏輯上幾乎都無法自洽。
借用陳丹青的一個說法：很多事情都是常識，象分辯食物與屎一樣容易。
但卻有人很認真的在討論是該吃屎還是該吃飯。
一般來說中國出來的華人的詞感，左派多少有點褒義，右派多少有點貶義。這是因為共產黨教育多年的結果。共產黨都是以左派自居，所以左自然是好的，右自然是壞的。哪怕從大躍進到文革搞的一塌糊塗，也是極左路線的問題，不是左的問題。而對右派的平反，也是摘帽，說具體人不是右派不是壞人了。而不是說右派才是好人。這個基本格調在美國民主黨也是一脈相承。
那麽左和右到底代表了什麽呢？憑什麽判定左和右哪個是好，哪個是壞呢？其實在曆史的不同階段，不同的國家社會範圍，左和右是經常變幻的，互換的。當然也有一些核心的東西是不變的。
在專製政體和民主政體的選擇上，左派明顯的是希望走專製政體的道路，而右派則更傾向於走民主政體的道路。當然有人會說，明明也有很多右派獨裁者嗎，比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然而實際上希特勒是一個左派。納粹和蘇維埃，希特勒和斯大林，有多大區別？如果希特勒是右派，羅斯福就是右右派，丘吉爾更是右右右派。而英美的政體和德蘇的政體的對比就更沒邊了。說希特勒是極右，斯大林是極左，羅斯福丘吉爾在中間，這不是純粹搞笑嗎？所以，給希特勒等獨裁者帶上右派帽子，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是右派，而是因為他們是壞人，而右派是頂壞帽子。如果事實上承認他們其實都是左派，豈不是把左派的帽子玷汙了。讓戴著左派帽子的人士們情何以堪？
所以或許不是去摘清到底左右代表了什麽，而是反過來定義，凡是搞獨裁搞專製搞大政府的就是不同程度的左，而搞民主搞自由搞小政府的就是不同程度的右。
下一個看點就是，左是不是意味著革命，改變，右是不是意味著傳統，保守？還真不好說。左派在在野的時候，往往是比較激進革命，要打破舊世界的。而左派一旦上台以後，卻又往往是更加保守的，反動的反對變革專製獨裁的。而共同之處就是左派不論在野還是在朝，都是傾向於暴力解決問題的，而不是通過自由辯論民主選舉來解決問題的。這也就是右派在殘酷鬥爭中如果沒有掌握壓倒性的資源，往往都是失敗。但是長期而言往往右派是笑到最後的。這是因為左派其實是集革命和頑固於一身，總之就是一副順昌逆亡的嘴臉。而右派反而是漸進改良分子，不會造成激烈的震蕩和反複。
所以，革命的一定是左派，保守的也一定是左派，或者說激進極端的是左派，溫和折中的是右派。
而左右鬥爭的表象關鍵這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無非兩大方麵，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然而說到底還是階級矛盾。因為道理很簡單，沒有階級矛盾就沒有民族矛盾，沒有民族矛盾照樣有階級矛盾。
階級矛盾可以說是團體內部矛盾。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必然需要分工合作，必然產生各種社會團體，團體結構必然產生階級。而人類社會發展或者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礎就是私有製，或者說生產力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以後的剩餘價值的分配方式的必需，必然是依賴於階級的，也必然導致階級矛盾。
而民族矛盾其實就是一種比較大規模團體之間的團體外部矛盾而已。對於這種橫向的網狀的外部矛盾，根本就不可能定義誰是左誰是右。左和右隻能定義一維關係，無法定義多維關係。說歐洲殖民非洲的是右派，非洲難民歐洲的是左派，哪亞洲移民又算哪派？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隻有在小團體（民族）以某種方式並入某個大團體（國家）後，這個小團體整體上大體上被壓到某個階級，階級矛盾才會通過民族矛盾種族矛盾來表現出來。而實際上在所謂單一民族的國家，如果是類似的階級劃分，同樣的階級矛盾一樣不可避免。也隻有在階級矛盾中，才可能定義左右。
理論上來說，左是要代表被壓迫階級，弱勢群體的。右是要代表壓迫階級，強勢群體的。但是這個概念同樣存在著嚴重的誤導性。
早期左派的確代表了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階級。以至於早期左派是反對拿民族種族說事的。因為隻有帝國主義，或者說各國各族的上層才強調民族國家，忽悠中下層來為上層的利益撕殺。早期左派強調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然而左派當政以後，卻實際上更加變本加厲地剝削工農等勞動者。反而是右派當政的逐步給予工農等勞動者更多的權益。而這個巨大反差，最終導致了左派政體的全麵崩盤。
所以，左派也不一定代表被剝削階級的利益，也可以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或者說左派在野的時候更傾向於引領利用被剝削者來搞革命，奪取政權。反之，左派大權在握以後，則更容易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來搞專製，維穩消音，固步自封，不求進取。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左的定義是很難的，多變的。而右的定義則比較容易，單一。右的定義的混淆來自於左的定義的混淆，即左在一些情形下的言行被錯誤地戴上了右的帽子。
如果盡量以最簡明扼要的方式來定義左右的話，左就是機會主義，右就是堅持原則。或者說比較有底線的人往往偏右，比較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的人基本偏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