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們一直受教育,誠實是美德,好孩子不能撒謊。那時候,說謊話時會害怕,感覺分分鍾可能被父母或老師發現或揭穿,當成“壞孩子”受到責罵或懲罰。
然而,隨著我們長大成人,社會環境的複雜性讓我們練就了說謊的一身本領。說謊時臉不改色心不跳,不會緊張,不會害怕。因為,即使謊言被揭穿,通常也不會帶來威脅性的懲罰。相反,說真話反而讓人害怕,因為說真話很容易得罪人,可能會帶來各種風險,包括社會排斥、職業風險,甚至法律後果。久而久之,保持沉默或說謊反而成為了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在職場中,表達真實想法可能會觸怒上司或得罪同事,影響職業發展,甚至導致失業;在社交場合,表達不符合主流意見的觀點,可能會被朋友疏遠,遭到社會排斥。這種環境下,很多人選擇說謊或保持沉默,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風險。
在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成為人們表達觀點的重要平台。然而,社交媒體環境受到嚴格的審查和控製。敏感詞過濾、賬號封禁、言論監控等措施,使得用戶在發表言論時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即使在私人對話中,也需要謹慎措辭,以免被舉報或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很多人因此選擇保持沉默,或者隻發表與官方立場一致的言論,導致社交媒體上的沒人敢說真話,內容單一化和表麵化。
中國的法律體係中有多部法律對言論進行嚴格約束。例如,《網絡安全法》、《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條款,都可以用於打擊所謂的“有害言論”。這些法律條款使得人們在公共場合和網絡上表達真實想法時,麵臨巨大的法律風險。任何對政府或政治體製的批評,都可能被視為違法行為,導致嚴重的法律後果。
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下,言論自由受到了極大的限製。公眾在表達自己真實想法時,往往需要權衡可能的後果。對法律的恐懼使得人們更傾向於保持沉默或發表迎合主流的言論,以避免觸及法律紅線。法律的高壓態勢不僅壓製了個人的言論自由,也限製了公共討論的範圍和深度。
中國的強烈排外情緒主要來源於曆史背景和國家宣傳。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經曆,使得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社會中具有深厚的基礎。政府利用這種情緒,通過宣傳手段強化對外敵的仇恨,從而增強內部的凝聚力。對外敵的負麵宣傳,使得公眾在表達與官方立場不同的意見時,麵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風險。這種環境下,言論自由進一步受到限製。
例如,對美國和日本的負麵情緒,往往被官方和媒體所強化,以塑造一種“外敵”形象。這種宣傳手段旨在凝聚國內的團結,轉移公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然而,這樣的輿論環境使得任何對美國或日本的正麵評價,都會被視為“不愛國”或“賣國”,進一步壓縮了言論空間。
言論自由的缺失導致社會信任的嚴重缺失。人們在公共場合不敢說真話,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缺乏真實的對話和溝通,使得社會關係變得冷漠和疏離。人們不再相信他人的言論,因為很難辨別這些言論是否真實。社會信任的缺失,使得社會問題難以被有效解決,因為人們無法坦誠地討論問題的根源和解決辦法。
言論自由受限不僅影響了個人的表達,也影響了社會關係的質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變得表麵化和功利化,深層次的交流和理解變得越來越難。社會冷漠和疏離,進一步加劇了信任的缺失和社會問題的積累。真實的溝通和信任是社會和諧的基礎,而言論自由的受限使得這一基礎變得脆弱不堪。
從童年的誠實教育到成年的言論困境,我們經曆了巨大的變化。小時候,說謊會帶來直接的懲罰,而長大後,說真話卻成為了一種風險,不說真話才是明哲保身的處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