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榮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人，在餘暉中醒來》
作者：邱月蘭 編輯：小花榮
而二十二歲的我，沒有現在這份豁達，所處的年代也不允許什麽情呀、愛呀的詞語出現。當我得知日記被人偷看並宣揚出去以後，我好像犯了彌天大罪，抬不起頭來。而宣揚最凶的要數秦麗。
日記事件對我的壓力很大，每天都處於自責、自怨中。總覺得她們對我指指點點。我似乎聽到背後傳來“她曾小產過。”的竊竊私語。我自卑，我孤獨，我無處去言說。
可工作生活還得繼續。
一天早晨，我們照常排隊去割草。我是小隊長，走在隊側。我已起頭唱了好幾首歌，路遠，還沒走到地方，不能沉默，還得唱。不知是心不在焉，還是有心事，一時間竟想不出再唱什麽歌，驚慌中，起了個《打靶歸來》“日落西山紅霞飛，預備······”唱字還沒出口，從隊伍中走出一個叫王群學的人。他把我推到一邊，起了另一首歌的頭。
我默默地走到隊尾，隨隊伍前進。
我沒有憤怒，沒有不滿，而是自責：明明是朝陽，為什麽要唱“日落西山”呢？我心甘情願的罷免自己小隊長職務，作支青中普通一員。
部分支青和老職工一起打土塊蓋房子，鋸木板打馬凳，當床用。很快，我們就搬到四人一間的新居。
我孤獨無助，想家想得發瘋。白天我拚命幹活，晚上躲到無人處，對著月亮輕聲喊：“娘。娘。我想你。你能聽到嗎？……”
月亮，隻有月亮，才能把我和母親聯係起來，它是我們共同擁有的，是我們的唯一。
我對月亮特別親。每天晚上都躲在無人處，向它訴說著我的痛苦、我的後悔、我的……開始是邊說邊流淚，後來就嚎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五內俱焚。寫到這裏，現在的我還止不住淚流滿麵。
漸漸地，有一個人走進我的生活，就是那個經常幫助我的王義。
我一直奉行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教條。對王義的關懷和幫助，我心存感激。尤其在我最孤獨的時候。他經常到我們女生宿舍來，噓寒問暖。
開始是對我們宿舍的全體女生，後來就專對我一個。
由於我的血壓高，由於我的身體弱，由於我精神上的壓抑，我經常昏厥。每當這時，總會有人去叫王義。王義總能找到架子車，把我拉到場部衛生所。
我感到有些人在有意地撮合我們。
對王義的關懷和幫助，我無從報答，當他約我出去走走時，我滿心不願意，但我無法拒絕。
於是，在水渠旁，在樹蔭下，有我們出雙入對的身影。盡管如此，我們連手都沒拉過。不是他不想，而是我不願。
我們的條件懸殊太大，我雖說不漂亮，但也不算醜，他卻是頭歪眼斜，身高不足一米六。直到現在都不明白，我當時怎麽啦，怎麽會和他交往，是無助，是孤獨，是想家想得太厲害，是報恩情結，還是我有缺陷的性格？
我有個不會說“不”的軟弱性格。所以，每次他約我出去，我滿心的不願意，就是說不出口，總會隨他而去。我們沒有多少話可說，他看我不說話，也不多說，就唱歌。他的男中音很好聽，唱得也很到位。每當他唱起：“九一八。九一八。……我離開我的家鄉，流浪。流浪。……親娘啊。親娘啊。什麽時候，才能回到我可愛的家鄉……”時，我都哭得不能自持。
第二十一章 文革中的奶牛場
文革風是在1966年8、9月份刮到新疆奶牛場的。
支邊青年成立了兩個紅衛兵團隊。多數青年都參加了紅衛兵，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他們把紙糊的高帽子戴到指導員頭上，批鬥、遊街。幹事祝禪仁陪罪，他的罪名是“政治小爬蟲”。
祝幹事老老實實低頭站著，任人推來搡去。紅衛兵舉著拳頭高聲喊著口號：“打倒資本主義當權派，打倒資產階級小爬蟲，打倒當權派的走狗！”
他不憤怒，不辯解，平靜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批鬥會開完了，吃飯的時候，他端著碗，笑嘻嘻地和批鬥他的人打招呼。他和支青蹲在地上圍成一圈邊吃飯邊說笑，好像剛才的批鬥是演戲，現在卸了妝回到正常。
大家都去鬧革命沒有人去生產。兩個造反派的成員每天寫大字報、貼大字報，傳達最高指示。多數人在亢奮忙亂中。
支邊青年每月的工資是24.2元，不夠用，就經常幹些“偷雞摸狗拔蒜苗”的勾當。羊奶成了搶手貨，我們愛上了那“膻”味。
我和王義是逍遙派，沒參加任何組織。
第二十二章 橫禍
如果沒有那場橫禍，我可能會告別王義，聽從母親的安排，到烏魯木齊去找一位舊鄰居。
可，橫禍發生了。
那是在1967年3月份的某日。一大早，我所在的女生宿舍裏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我們宿舍共住四個人。來的人都坐在其他三張床沿上，說說笑笑。也有人和我打招呼，問這問那。我正趴在床頭的箱子上寫信。
她們平時都不太接近我，對我敬而遠之，今天怎麽啦。我想出去打瓶開水。剛一彎腰摸到水瓶，她們就搶過去替我去了夥房。當時心中還升起絲絲暖意。
北京時間十一時，新疆時間九時，有人在門口喊：“開會了，開會了。”她們替我拿著小凳子，簇擁著我向會場的一塊空地的走去。我坐在她們中間，四周坐滿了人。我抬頭向主席台望去。主席台上並排放兩張桌子，桌子後邊坐著廠部革委會主任、我們連隊兩派頭頭、還有一個不認識，看著裝打扮像公安局的人。
再看橫幅，我的頭“嗡”的一聲大了。
紅布，白紙，黑字：堅決鎮壓刺殺毛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王義。
我這才明白今天為什麽這麽反常，甚至連打開水都有人幫我，那不是幫助，是軟禁，是封鎖消息。
當我正為會場上方的橫幅標語所震驚時，大會開始，主持人宣布：“把反革命分子王義押上來。”幾個紅衛兵推推搡搡的把五花大綁的王義推搡倒主席台前邊。有人帶頭喊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王義。”“誰玷汙毛主席像就砸爛誰的狗頭。”“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在林立的手臂中，在震耳欲聾口號聲中，我差點昏厥。我堅持著傾聽台上的揭發。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
在1966年11月下旬的某日，天下著小雪。王義從外邊回來，一邊走，一邊哼著《不愛紅妝愛武裝》的歌曲，推門進入男生宿舍。
宿舍裏有三張床，北邊靠牆一張，東西各一張。新疆天氣冷，早早地就把北邊窗戶用土塊堵上了。窗戶的凹窪處，貼著一張煙熏火燎的毛主席像。
在火牆處有一取暖火爐，上邊坐著鍋，鍋裏煮著狗肉。灶台上放著一盞柴油燈，突突地冒著黑煙。有兩三個男孩圍著鍋翻弄狗肉。他們的身影奇大無比的在牆上晃來晃去，房間裏更加黑暗。三張床上都坐著人。大家正說說笑笑，等著吃狗肉。王義哼著歌推門進來隨手關上門，順手從門後拿起一個鋤頭杆，對大家說：“我練刺殺給你們看。”說著就殺。殺。殺。三步向前，鋤頭杆就衝坐在北邊床上的一個女孩刺去。女孩“媽呀”一聲躲開了，鋤頭杆就對準了貼在北窗凹窪處的毛主席像。據說離毛主席像還有二尺多遠。他轉過身來又殺。殺。殺。三步邁到了門後，扔下鋤頭杆，就搶吃狗肉去了。
誰都沒注意。連他本人都沒意識到鋤頭杆對著主席像了。一個有心人看在眼裏，記在心上，寫在檢舉信中。這個人叫沈敬秉，是和我們同車來的支邊青年。
沈敬秉的爺爺是地主，為了爭取做一個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他積極要求支邊。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讓他產生這種昧著良心的舉動？
王義被捕後，我迅速做出決定：
一、為他翻案，報他平時關心之恩。再說，這的確是個冤案。
二、他出獄之日，就是我們分手之時。
於是，我寫大字報進行反駁。焦點是在有意還是無意的辯論上。我認為是王義是無意的。階級敵人不會那麽傻，這麽明目張膽的、眾目睽睽之下有意去刺殺毛主席像。
再說，一個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到最艱苦的西北邊陲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青年，怎麽會對黨的領導人毛主席懷有那麽大的深仇大恨？ 對方也毫不含糊，直接把我推到階級敵人那一方。
說我為階級敵人翻案，就是階級敵人。並說我是階級敵人的後台，說刺殺主席像是我謀劃的。
連隊兩派紅衛兵對我齊聲呐喊，要砸爛我的狗頭，要堅決鎮壓，大字報鋪天蓋地。
不知是我的出身好還是幸運，場部和公安局都沒有動靜，沒有人來抓捕我。
我天不怕地不怕地奔走於場部和公安局的路上。
文革對人性的摧殘真是罄竹難書。謝謝梧桐兄的分享！
老爸也有個文革被人栽贓的故事，家裏曾經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