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自序
——我的寫作之路
文/馬青
中共國詩人被打彎脊梁,是和中共國知識分子被打彎脊梁同步的。中共國知識分子,從滿懷民主幻想到延安參加“革命”第一天起,就是被整肅和“搶救”的對象,就一路看眼色,一路獻媚、撒嬌、侍寢,從被揪耳朵、扇耳光,到被扣帽子、打棍子、抓辮子。觀望政治風向、站隊、自我審查、自我改造,成了知識分子的終身作業。政治正確,是知識分子終其一生的緊箍咒。
拜儒家文化所賜,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精神脫鈣,中共國知識分子都患有先天軟骨病。在此基礎病上,麵對嗜血成性的鐮刀錘頭,下跪順理成章。
延安整風時,知識分子被打彎的脊梁,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後,被各大禦用協會和各大花瓶民主黨派再次打彎。繼而,1957年的“反右”,把所有知識分子的脊梁完全打殘。1989年的北京大屠殺,更是把知識分子的脊梁徹底打斷。8964時,央視新聞主播杜憲身穿黑衣、語速緩慢地播報北京戒嚴消息,如此微弱的反抗,竟也成為國人交口稱的傲骨。由此可見,真正的傲骨在中共國何其稀有和罕見。
黨國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一直是,收買+利用+清洗+整肅+恐嚇+拋棄。曆次政治運動,給知識分子的教訓是,做逍遙派,或者,牆頭草。做不成逍遙派或牆頭草者,寧左勿右。從上上個世紀,直到今天,即便是走在最前列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在晚清“公車上書”水平上原地踏步,一直跪求自由。
1957年上半年,成都詩人流沙河(原名餘勳坦)在毛的“雙百方針”感召下,在火車上,寫就詠物詩《草木篇》。現在來看《草木篇》,溫柔得像對政治霧霾歎了一口氣。但四川省委宣傳部有位領導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紅太陽一世說,《草木篇》是“政治思想問題”。一共三百五十個字的《草木篇》到底寫了啥?請看,其中一首,《藤》:“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
如果以審查《草木篇》的政治眼光來看我的詩,我的每首詩都有“政治思想問題”。我媽說,要是在“文革”,我早就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了。此話不假。
《草木篇》,無關質疑、揭露,更談不上怒吼,但詩人流沙河還是因為這組諷喻短詩,戴上“大右派”的帽子,成為政治棋子和政治祭品,過了整整二十一年的屈辱人生。這裏所說的二十一年,是指他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被“平反”的1978年。1978年後,就不屈辱了嗎?其實,還是屈辱,還是享受順奸。充其量,在順奸的同時,遮掩嘴角,小聲嘀咕。
一個“打”字,把權力的至高無上說得淋漓盡致。給你五十五萬人一個耳光,讓你頂著“右派”帽子受辱整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後,照樣端它的碗,看它的臉色說話!二十一年後,還要插著“五七老人”的標簽,跪求它給子虛烏有的東西“平反”,望眼欲穿地等待國家賠償。
《野百合花》,馬列著作翻譯家王實味在1942年寫的的一篇雜文。在這篇雜文裏,秉持“暴露陰暗麵”文學創作觀的王實味揭露延安特權製度,說延安“食分三等,衣分五色”。《野百合花》出籠之前,“魯藝”和“文抗”兩個文學陣營就“歌功頌德”和“暴露陰暗麵”打得不可開交。最後,“偉人毛”出麵,以“文藝聖經”《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歌功頌德”和“暴露陰暗麵”這場筆仗打總結。自此,黨文化形成,文藝一路為黨服務。在黨國一體、一黨專政下,所謂“文藝為政治服務”,其實就是文藝為“偉光正”服務。而知識分子學毛魔的講話,一學就學到今天。學還不說,還被文聯和作協組織起來抄寫這一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聖旨。
1949年建政時,詩人曾經激動得發抖。後來,被打翻在地,並被踩上億萬隻腳的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胡風,以一篇《時間開始了》跪吻後來以“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名把他打進十八層地獄的“偉大領袖”。胡風在這首詩裏歡呼:
“跨過了這肅穆的一刹那
時間!時間!
你一躍地站了起來!
毛澤東,他向世界發出了聲音
毛澤東,他向時間發出了命令
‘進軍!’”
詩人眼裏的“人民領袖”開啟時間之門,“一躍地站了起來”,詩人和全體跪民一起,認真並習慣性跪舔。詩人在造神運動中,扮演了排頭兵的角色。
詩歌,除了成為愚民工具,還成為催眠劑。海子練氣功後,出現幻聽,實在太過痛苦,在山海關臥軌自殺。這之後,海子的詩歌被廣為人知,他於1989年自殺前寫下的那句“我有一所房子,麵朝大海,春暖花開”更是家喻戶曉。
暴政鐵蹄下,“麵朝大海,春暖花開”,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和黑暗和解。以一句詩情畫意的詩句統一全國愚民的思想,詩歌做到了。不僅一段時間做到了,而且綿延三十六年。
1968年,麵對全體國民同時瘋魔的第一次造神運動和文革內戰,詩人食指息事寧人地說“相信未來”。海子的“麵朝大海,春暖花開”是其“相信未來”的升級版。
經曆過八十年代詩歌高潮後,詩歌以“純詩”、“廢話詩”和“下半身詩歌”、“無噪音寫作”、“知識分子寫作”、“去謊言”自稱。詩歌,要不,就玩朦朧,要不就玩,我是器官我怕誰?我說廢話我怕誰?!要不,就搗鼓遠離煙火味的知識分子寫作。“去謊言”,看似高大上,但隻是“假話全不說,真話不說全”的另外一種說法。從九十年代開始,詩歌成為詩人炫耀自己詩人身份的華美的外衣,詩歌躲進詩人圈,供詩人自我陶醉、互相吹捧。詩歌,隻是在詩集簽售現場供人膜拜一時半會兒的塑料花。
不過,在認真下跪的詩人中間,在一路歌功頌德的“當代傑出詩人”郭小川、郭沫若、艾青等人背後,也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有骨頭的詩人。比如,詩人黃翔、張建紅(又名“力虹”)、廖亦武、王藏。不過,這幾位硬骨頭詩人無一例外地受到政治迫害,黃翔和廖亦武流亡海外,王藏獲刑四年,張建紅被迫害致死。
詩歌,給人的感覺總是矯揉造作晦澀難懂。其實,詩歌並非是飄在天上、不接地氣的陽春白雪。詩歌就是我們身邊的下崗工人、留守兒童、啃老族、農民工、金融難民、疫苗難民、光棍族、失業大學生、全職兒女,就是每個城市瘋長的水泥森林,就是霧霾和地溝油,就是帶血的GDP,就是權貴手裏肮髒的資本,就是既掙紮在生存線上又擁護暴政的沉默的羔羊。詩歌,是從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滾出的反射大千世界的水珠。詩歌,是長篇敘事的恢弘樂章,又是反思社會和體製、穿刺人性、對話曆史和未來的哲學思辨。
我是讀《詩經》、唐詩、宋詞,以及,戴望舒的《雨巷》、徐誌摩的《再別康橋》、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詩長大的。新詩以其形象感、意象美和重疊歌詠的音律美給我以早期詩歌啟蒙。年齡稍長,我開始讀歌德、普希金、萊蒙托夫、泰戈爾、拜倫、雪萊、勃朗寧夫人的詩。
我從2006年開始寫詩。剛開始寫詩時,我喜歡的詩人有尹麗川、葉三、衣米一等人。幾乎在寫詩的同時,我開始接觸聶魯達、裏爾克、策蘭、艾略特等外國詩人的詩歌。簡潔、洗練,是我喜歡的詩歌風格。
在我眼裏,寫詩,就像說話。比如,你說:“小米,可不可以讓我叫你一聲親愛的,這樣,我的心裏好受一些。”這段話,就是詩。有人物,有情節,有韻律感。但是,如果僅僅寫上麵幾句,沒有深度和廣度。也許,你會繼續寫下去。你寫到——“小米,你說,我為啥會愛上你?是因為你的眼睛,你的聲音,還是,你麵對一路跟蹤你的眼睛時的那份灑脫?”
寫到這裏時,小米已經是“這一個”小米了。現在,關於小米,讀者突然有了好奇心。你再接著寫下去:“小米,你決意要推翻的那座高牆,是我正在修補的那座牆,你揮刀砍殺的鯊魚是我和我的父輩一路緊跟的‘偉光正’。想到這裏,我的體溫稍稍冷卻了一些。但是,隻要一看見你笑,我就想變著法子地叫你。”
詩歌,就是這樣一路寫下去的,像說話一樣。隻不過,有節奏感,有跳躍度,有留白,句子有長有短……
更進一步說,詩歌是有體溫、有思想的。比如,餘秀華的《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就有一定的體溫和一些閃爍的思想性。在這首詩裏,詩人將個體欲望和紅朝特色高壓維穩結合起來,在政治正確和政治不正確之間走了一次不高不低的高空鋼絲,讀起來,有畫麵感,有時間感,但又不踩紅線。啥叫紅線?“四項基本原則”。更具體地說,是“台灣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香港問題”、“法輪功問題”、“文革問題”、“六四問題”。這幾根紅線,不僅僅製約詩歌,也製約電影、電視、舞蹈、繪畫、攝影、戲劇等其它藝術門類,甚至,製約教育、科研、體育、花瓶民主黨派。
詩人,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一直不在現場。詩人走過曆次政治運動,走過鎮反、土改、抗美援朝運動、經房運動、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饑荒、文革、嚴打、8964、5.12汶川地震、鎮壓法輪功學員、三年疫情封控,就像走過灰塵,血不熱、心不跳、憤怒不燃燒。
詩人,缺一連串指證罪惡的證詞。詩人,對不斷流血的中國近代史、當代史,以及,被當局斥之為“低端人口”的弱勢群體,缺一個擁抱。詩人,必須以詩歌救贖自己。
詩人不在現場,和作家、專家、文人、學者、畫家、攝影家、詞曲作家、藝術家、電影人、媒體人不在現場,是同步的。新聞封鎖、言論控製和報禁下,電視、電影、報紙、網絡全是歌功頌德的“光明麵”、“正能量”。“偉光正”壟斷經濟、金融、教育、文化、信仰、政治話語權、民間社會、宗族社會,大搞去政治化和國家恐怖主義,製造全民奔小康和全民共娛假相。在此大背景下,不光主流社會排擠異見和異議人士,連生活圈也排擠獨立思考、特立獨行的政治反對者。
啥叫“正能量”?給你看底層順民的苦難,讓你在豎向比較中,感歎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讓你在被殘酷統治時,咬牙堅持,讓吃苦耐勞、含辛茹苦成為慣性,讓你把自己的血汗無私奉獻給統治者。如果你說出真相,質疑他們的瘋狂吸金、不勞而獲,甚至,經常歎氣,都是“負能量”。娛樂明星包裝文化外衣的於丹曾說:“一個人做到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就是用正能量改變社會。”
詩人不在現場的同時,詩人又在現場。這個“在現場”是昧著良心在現場,是以跪舔惡政、暴政,“在現場”。2008年6月6日,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發表《江城子》,以地震遇難者的口吻消解苦難,為變成天災的人禍開脫,站在累累白骨上向黨獻媚——“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曆死也足。隻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
前四十年,政治運動不斷,政治正確首當其衝。實行偽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緊抓的跛腳“改革開放”後,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所謂“摸石頭過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共同致富奔小康”、“發展是硬道理”的指揮棒下,叢林法則盛行,一切向錢看,所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有錢就是成功。八九學運後,意識形態快速左轉,經濟右轉,在黨操控的媒體業、娛樂業、旅遊餐飲業的合力炒作下,拜金主義、娛樂主義、簡單主義、快樂主義、現實主義、消費主義霸占並橫行中共國,政治正確和悶聲發大財成為所有人的處事原則。曾經反映“陰暗麵”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躲進曆史的垃圾堆。一度揭露和抨擊社會現象的相聲、小品、報告文學、紀實文學、訪談類電視節目成為昨日黃花。文藝期刊挨個倒閉,國人捧讀的書隻有財經類、考試類、炒股類、勵誌類、玄幻類。文學藝術,隻能涉及中央有定論的人物和事件。“德藝雙馨”,“藝”在後,“德”在前。所謂“德”,就是堅定不移地跟黨走,無論是電影演員、相聲演員、歌唱家,還是詩人。
在“四項基本原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文藝為政治服務”、“五不搞”、“七不講”這幾把戒尺下,在“和諧社會”,知識分子拋棄魏晉風度、民國風骨、家國情懷,經年累月地琢磨底線、紅線、尺度,一路看風向,被黨手裏的“學步帶”一收一放,做文妓、戲子、爬蟲、奴才、忠臣和知識寵物,並且,淪為金錢的奴隸。知名作家賈平凹、阿來、麥家、熊召政和詩人舒婷,甚至直接給郎酒站台,以諂媚得令人心驚的詞語跪吻資本。舒婷的筆如何親吻郎酒?請聽:“郎是中國郎,酒是中國酒,神采飛揚走天下,郎酒美名傳五洲”。
聽黨的話,和黨一條心,吃黨的飯不砸黨的鍋,一直是中共國知識分子的金科玉律。知識分子一邊向黨交心、認罪,一邊以柳條腰蹦躂在黨的手板心上,不越雷池一步。為了躲過各種致人死地的高帽子,知識分子以奉旨文學、奉旨戲劇、奉旨電影、奉旨繪畫、奉旨科研、奉旨投資向黨表忠心。八九學運前,知識分子順著八十年代思潮的餘溫,幻想和黨對話,夢想頂層設計、黨內修補。結果,黨指揮的野戰軍坦克碾向跪求對話的青年學生和平民。這場血洗直接打斷了知識分子一再被打彎的脊梁後,知識分子連跪求都不跪求了,直接在理性主義的大旗下,告別革命,呼喚漸進改良、優雅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革命,被妖魔化成“打砸搶燒”的暴力革命。而緊接著八九學運,柏林牆倒塌,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顏色革命,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相繼發生,民主之花在蘇東波和北非依次開放。主流學者、專家、憲政專家們,繞過一黨專政這個門檻,高唱“憲政民主”、“依法治國”和“和平轉型”的高調。尺度把握得好的人,以不觸犯龍顏的有限批判摘桃。
當然,在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一元化、黨的一元化領導和文藝為黨服務的淫威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在現場的同時,也有那麽“一小撮”反骨在現場。比如,“坦克人”王維林等等。
爭取民主自由、打破一黨專政、組建聯合政府,是“偉光正”打天下的旗幟,也是其半個多世紀前,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高舉這麵旗幟,它把工人、農民、資本家、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忽悠在自己周圍。堅持“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立場,號召“各界朋友們親密地攜起手來,共同為反內戰、爭民主,堅持到底!”的愛國詩人聞一多和其他上千萬同胞都喪命於這麵大旗。但一旦盜國成功,爭取民主自由就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常常,我身邊的親朋好友,甚至,我的母親,都用這兩個罪名提醒我、敲打我。持有質疑精神、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一直走在“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條路上,從王實味開始。雖然,王實味不過是給黨提意見的忠臣。說簡單點,他不過是隻啄木鳥,給他棲息的大樹治病。
從古至今,中國知識分子都把自己定位於為統治者出謀劃策的謀士地位,一切心思都是為了鞏固皇權專製。從古代士大夫,到當代知識分子,莫不如此。即便是中國民主教父級人物魏京生,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生態現代化,也還是尾隨於中共的“四個現代化”之後。顯然,他首先認可從未注冊登記的非法政權,然後,寄希望於黨內修補。中國知識分子中,帶有一點自由主義氣息的劉賓雁,不過是以“第二種忠誠”——掏心掏肺地批評黨——向黨表忠心。即使忠心耿耿,也無法如他所願的葉落歸根。2005年,劉賓雁在國外病逝,2010年才獲準回國安葬。
麵對血流成河的中國當代史,麵對這個虛假繁榮的、生無可戀的時代,知識分子應不應該發聲?詩人應不應該發聲?這是我要回答的問題。
2006年,我開始寫情緒詩。2009年初,我轉而涉獵公共題材。轉向同時,想仰天長嘯而不敢,於是,仰天嘀咕。在嘀咕同時,做有關民主自由的白日夢。2009年年末,我開始關注現實中國和曆史中國,寫作方向包括底層民眾和人權問題。
自古以來,撫摸曆史傷痛,碰觸尚未定論的當代史,都可能惹來殺身之禍。司馬遷著《史記》,受宮刑。劉宜良,筆名江南,《蔣經國傳》作者,1984年10月15日,被暗殺身亡。張純如,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2004年11月9日,開槍結束了自己36歲的生命。異見作家廖夢笙的獨生子廖夢君,在學校上學期間,被活活打死。2012年9月,曝光“三鹿”毒奶粉記者簡光洲離職。2012年11月,“中國乳業打假第一人”蔣衛鎖遇襲身亡。用詩歌反映公共事件,翻拍“偉光正”走過的沿路足印,寫中國人精神史詩,自然是黨國死敵。從2009年至今,我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因為我寫反詩而提心吊膽。我寫詩的過程,是他們恐懼和揪心的過程,也是我持續不斷地被規勸、提醒、恐嚇的過程。這一路上,我的粉絲,對我說得最多的兩個字,就是“保重”,我對我家人和我的粉絲的歉疚,用言語難以表達。
2014年,有個圈友給我發來一個他錄的音頻文件,他惡狠狠地說:“你個裝逼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家夥!異見詩人?還民間獨立?還自由作家?寫反詩啊你?!抹黑中國?!反了你了!你還是不是中國人?你他媽的幾兒吃多了!揭秘真實中國?帶路黨啊你?!外國好得很哇?那你在中國幹啥子?替天行道?指點江山?螞蟻撼樹!都幾十歲的人了,哪兒有絕對的公平?!搏眼球啊你?!馬青,我幹你媽的X哦我!非暴力懂不懂?不怕喝茶?老子哪天把你拉去坐牢!看你還狂妄不狂妄!偏激不偏激反動不反動!”
2012年,我把我的一組短詩給我爸看,我爸看完後,叫我去投稿,他說,投了稿,才曉得別個需要啥子樣子的稿件。我曉得我的寫作方向,更曉得主流詩刊不可能刊登我的詩。歪曲自己,取悅黨的文化陣地,我不幹。不過,作為社會調查,我還是把我的一些詩歌投給了某些詩歌期刊和出版社,當然,沒有回音。2014年,我告訴我父親,我在寫中國人精神史詩,我爸祝我心想事成。但是,我爸叫我把我的詩拿給他看時,我再次對他隱藏了我的鋒芒,我選了一組沒啥敏感度的詩給我他看。看完後,我爸對我媽說:“這種寫法,沒問題!完全沒問題!”
對於寫法,我的很多網友和朋友,對我提過建議。有的說,放低尖銳度,你的詩還是有市場。有的說,做餡餅,別做飛刀。
我,既做餡餅,也做飛刀。
我寫詩的過程,是從記錄者、局外人,走進民運圈的過程,也是和“五毛”、“自幹五”短兵相接、唇槍舌戰的過程。這個過程,更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準公民和甘願被奴役的共產奴隸的交鋒。所幸,我記錄下了某些對話。將來,我會把這些對話整理出來,到時候,讓我們一起來回味我們一同走過的艱辛之路。
從2011年開始,我的新浪博客、新浪微博、網易博客不斷被封。2016年,我開始在“簡書”上開博客,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2017年,我的QQ號被永久凍結,我的QQ群被封八個。我的微信,也一再被封。2017年,我開始在“博客中國”上發我的詩歌和隨筆,但十有八九被秒刪。我在QQ群和微信群裏發詩,也總是被群主踢出群。給《中國詩人論壇》投稿,一旦有敏感詞,就無法刊載。另外,因為“不當言論”,被分管我的派出所民警叫到派出所“喝茶”,並被迫刪除帖子,更是家常便飯。常常,有人問我,在哪兒可以看到我寫的詩,我隻有苦笑。
在我的成長道路上,王姐、我大表哥和我的精神導師對我影響巨大。他們都是自由主義者,都期待現政權解體。但我一路寫下去的同時,他們無一例外地開始擔心我、阻止我。他們知道這個流氓政權的邪惡程度,怕我走上思想犯林昭、張誌新、遇羅錦、馮元春、李九蓮、鍾海源走過的刀山火海。林昭被逼瘋,被槍殺;張誌新在監獄裏被強奸,臨刑前,被割開喉管,因為極度痛苦而咬斷自己的舌頭。遇羅克被槍殺。馮元春被鋤頭狂砍後,再被槍殺。李九蓮,被暴屍荒野。鍾海源,被活體取腎。這些畫麵,隨時閃回在中國知識分子眼前,也隨時成為我的親朋好友勸誡我的永遠的素材。
林昭、張誌新、遇羅克、馮元春、李九蓮、鍾海源的遭遇不可謂不慘,但他們無一例外的都是馬列原教旨主義者。在他們眼裏,共產主義事業崇高無比,共產主義理想一定會實現,隻不過,“偉光正”中途變修。中共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之路由中共國知識分子的鮮血鋪就,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1978年末,紅朝第二代領袖、“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提出“曆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對毛的功過“三七開”、對“改革開放”“不爭論”。1979年,又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這四條諭旨之下,所有曆史問題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曆史傷口在這四條諭旨下流血、化膿、生蛆。知識分子成為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的旁觀者,各種反人性、反人類、反文明的國家經濟政策、文化方針都在知識分子的參與下,出籠。
知識分子不在現場的同時,變成天災的人禍不斷發生,比如,唐山大地震、5.12汶川大地震、北京7.21特大暴雨事件、天津港8.12特大火災事故、鄭州7.20特大暴雨事件。另外,鎮壓法輪功、逼迫基督教家庭教會、強製做核酸運動、強打疫苗運動、封城運動等等人權迫害事件相繼發聲。可以想象,隻要在野黨缺失,言論和新聞就會被鉗製,閉眼打勾選舉就會繼續,知識分子和民間團體就注定不在現場,變成天災的人禍就會接連不斷地發生。
中共國知識分子,自延安整風開始,各有路數。路數不同,結局當然不同,有的飛黃騰達,有的優雅活,有的自殺,有的被處死。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成為明鏡,擺在中國知識分子一路前行的路上。
名字前麵有一連串“家”的季羨林說:“要說真話,不講假話;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
2007年,說自己“假話全不說”的“國學泰鬥”季羨林,寫了一首《泰山頌》,其中,最後一句是:“國之魂魄,民之肝膽。屹立東方,億萬斯年”。
《泰山頌》這首跪舔“偉光正”頌詞,到底是真話還是假話?如果說,這是假話,有違其人生信條。如果說,是真話,誰信?
和“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的季羨林坐享國學泰鬥桂冠比起來,自由作家、獨立評論人戴晴的結局完全是兩外一個方向,盡管,她是葉劍英的養女。八九學運後,戴晴因支持不同政見者,在同年7月14日被捕,並被關押於秦城監獄。次年1月21日,她被釋放後,又被監視居住了三個月。這,就是反黨的下場。
從小,我就被我媽灌輸政見。我三歲左右,和我媽有張合影。那張照片上,我站著,我媽蹲著,我媽手裏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我很不耐煩地看著我媽讓我看的那本書。毛時代那陣,是極權主義時代,中共運轉機製良好,渾身肌肉杠杠的,可以指揮國民向左走、向右行。眼下,到了後極權主義時代末期,利維坦渾身螺絲釘脫落,雖然,黨的意誌仍然通過各級宣傳部門、各種政策方針和紅頭文件下達基層,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各級政府組織、各個單位、各級黨組織對人的控製力大大削弱。這種情況下,順民們的自我教育、自我監控、自我審查,以及,對家人的各種規勸,成為利維坦僵而不倒的不二法門。從我2009年開始寫中國人精神史詩至今,我媽隨時對我說的話就是:“媽媽都八十好幾的人了,經不得折騰了。要是你進去了,我隻有死路一條!”中國式思想控製中,家長和社會利用忠孝文化對孩子的思想操控和親情綁架,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媽總是叫我別造謠、別信謠、別傳謠,說現在不開玩笑,說被抓就被抓。似乎,隻要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就能過好自己的日子了。
2016年,我三姨媽的孩子聽了考拉電台上的“馬青讀詩”,轉身告訴我的二姨媽,我二姨媽驚恐萬分地告訴我姐。不幸,我媽在一旁聽見。我媽立馬發作,痛哭流涕,說“不活了!沒意思!這日子沒法過了!”我相信,我媽經常暗自落淚。這次發作,隻不過是無數次暗自落淚後,情緒的總爆發。我姐壓力太大,轉身告訴我大表哥。我大表哥轉告我,我說,讓我不寫詩,做不到。
“百善孝為先”,是中國人一再背誦的金科玉律。有了這條雷打不動的生存哲學,國人可以棄自己的“三觀”——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不顧,轉而孝順父母。父母是自幹五或黨粉,自己就附和其腦殘言論。父母抵製普世價值觀,自己也以“百善孝為先”為由,抵製普世價值觀。
我寫作的過程,也是我自我教育、自我監控、自我審查,甚至,是自我逮捕、自我判刑的過程。我四次患被迫害妄想症,其中一次,僅僅因為我認識某個論壇的右派大佬,僅僅因為我寫暴露陰暗麵的反詩。這兩點,在當時的我看來,都是“偉光正”難以容忍的,我變成“偉光正”的替身,對我施以訓誡和懲罰。
2006年,我在凱迪社區的“原創基地”和“貓眼看人”玩,貼一些我剛開始寫詩時的口水詩和心情散文,順帶,和那上麵的文青互動。當時,我用的筆名是寒泉。很多網友說我冷,我自己也感覺我冷,並且,因為自己的冷而自己譴責自己。那段時間,我的前夫因為資金鏈斷裂隨時玩消失,我無法不冷。某天,我突然感覺我被網絡攻擊,我趕忙打開我在原創基地的博客,一刻不停地刪。
2007年,我已經到PICC(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銀保部工作,在去銀行網點的路上,用手機寫短詩。同時,寫一本有關戀愛過程的日記。有天,銀保部經理說,保監會要來檢查工作,把各人私自印的宣傳資料收進各人的櫃子。這之前,我去工行四川分行東大支行東風路分理處做銀保銷售維護,一個客戶告訴我,他是退伍軍人,曾經參加“打倒‘四人幫’”的行動,說這話時,他用手比了一個開槍的動作,並抵住我的太陽穴。聯想到這件事,我的頭頓時變大,那本日記裏的東西全是“負麵情緒”,如果被查出來,咋辦?會不會帶來殺身之禍?我三下五除二,把那本日記撕了個粉碎。撕掉這本日記之前,我把它交給我的一位高中同學,我知道他工作的地方有複印機,我希望他能把我那本日記複印下來。當然,我沒有說出口。這本日記裏有很多詩歌,如果留下來,是本精彩的日記體小說,可惜了。
2011年左右,我寫《嘿嘿,不抱怨》、《誰的天下等著誰的懷抱》等短詩時,我甚至害怕把我的詩歌手抄本放在我父母家裏。我把四本筆記本插在我的褲腰上,和我父母一起散步,以免被人搜到後拿去舉報。當時,我在PICC四川分公司銀保部上班,我買了個超大提包,記錄我的原創詩歌的我的四本詩歌手抄本天天被我裝在包裏,隨我東南西北地滿城跑。
2012年年底,我開始寫詩歌《東郊記憶》,裏麵有對工人下崗、國企改製的批判。這段時間,我的詩歌開始給未下結論的國家領導人畫像,並且,對紅太陽一世有所刻畫和質疑。這次,我再度患被迫害妄想症。我感覺有人故意在我住所樓上和樓梯上製造雜音,於是,我每天下班後(此時,我就職於華夏人壽四川分公司銀保部),坐一個多小時的花樣年小區班車去我父母親那兒睡覺。每天晚上,我媽都要用一個很大的紅色洗腳盆給我打洗腳水,我把這個紅色洗腳盆看成是對我的警告。我媽經常給我燉雞、燒紅燒肉,我怕我媽給我下毒,無數次地把我媽叫我帶回家的菜倒進抽水馬桶。我媽思想絕對紅,這讓我對她心生提防。有次,我爸在鐵欄杆守護的陽台外麵修了幾個台階,說是為了預防火災,要在陽台上開個小門。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提醒我這樣寫下去要坐牢?那段時間,我開始看《共產主義黑皮書》、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共產主義運動的血腥殘酷和中共的滿手血跡讓我眉頭緊鎖,回家,我也無法開心。我唯一能做的可以稍微袒露自己的,是把我寫的某些詩歌讀給我父親聽,比如,《人民公園》。見我鬱鬱寡歡的樣子,我父親寫了一首詩,詩名《青幺,你叫爸爸媽媽怎麽辦?》。有次,我爸甚至提議我去看精神病科醫生。
2012年左右,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時,我不敢把我的詩貼上論壇、網站和博客,但我又想傳播我的詩。我在手機上寫下短詩後,會讓那些詩停留在手機上一段時間,大概,五分鍾、十分鍾左右,然後,我再把這些詩抄在我的本子上,並且,在手機上刪掉這些詩。走過沿街口號標語,或者,自由市場之類的特色街景時,我會打開手機視頻,但是,不按下錄像按鍵。我當時以為,有人看得見這些詩或“視頻”,會把它們抄錄下來、收藏下來。
我第一次患被迫害妄想症,是2003年-2004年。當時,我在新浪黃金四十聊天室聊天。那陣,我的前夫因為資金周轉問題正在跑路。突然,我覺得我的網友對我進行圍攻。於是,我成天以淚洗麵。好在,那段時間記的日記沒有被我撕毀。後來,我把這段時間的日記命名為《路過昨天的風》。
我們與其說是恐懼黨指揮的槍,不如說是恐懼那個在愛國主義教育、愚民教育下長大的、代替“偉光正”監控、跟蹤、批判自己的內心深處的那個我。我們與其說是恐懼黨指揮的槍,不如說是恐懼我們的異見帶給我們家人的傷害。2012年那次患被迫害妄想症,我看見我家樓下的某個寫有8424的車牌,不寒而栗。8424,是不是“爸死、兒死”?說實話,我此時相當恐懼,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在恐懼的同時,繼續寫。
因為轉發“八酒六四”酒廣告和寫反詩,2016年5月28日,我被抓進成都市第一看守所。從2016年6月下旬開始,我從成都市第一看守所出來以後,我的兒子陷入債務危機。我除了用我的工資給我兒子填補漏洞,還一天接三四個小貸公司的催債電話。如果要是以往,我一定會想,我的詩歌觸犯天條,我必須住手,才能給我兒以生機。但是,現在,我不這樣想了。經過四次被迫害妄想,我早已脫敏,遠離了自我認錯、自我監視、自我批判、自動站隊這條中共國知識分子必走之路。
2012年以前,我在QQ空間貼我的詩,一直用網名。有段時間,我叫“曉不得”,後來,又叫“不在”。某天,我脫下偽裝,直接用馬青登錄,哈,我突然一下不恐懼了!戴著麵具說話時,害怕麵具被識破,所以,處處小心。撕下麵具後,以本來麵目示人,反倒站穩腳跟。
站穩腳跟,不再恐懼後,我在一些QQ群貼我的詩。雖然,當時寫的詩離點穴尚遠,但一旦觸到黨粉和毛粉痛處,他們就會群起而攻之,說我“偏激”、“心態不好”、然後,把我一腳踢出群。踢就踢唄,踢了再進。這段時間,我跟看陳行之、楊恒均、胡星鬥、二可器、李悔之、熊飛駿、張鳴、章立凡、張千帆、李銀河、陳丹青、徐賁、賀衛方、艾未未的帖。後來,看到某天,我發現,他們都主張漸進改良時,我就不再看他們的文字了。
2007年左右,我接到法輪功學員電話,裏麵提到《九評共產黨》。我當時那個怕啊,趕忙把電話扔得遠遠的。後來,我媽也當著我的麵接過這種電話,她當時也和我一樣,把電話扔得遠遠的。在扔電話的同時,還對聽筒裏麵的聲音罵罵咧咧的。2009年左右,我再次得到“自由門”翻牆軟件。說“再次得到”,是因為幾年前,某個網友就給過我。第一次得到“自由門”後,我順利登陸外網。但一看文章標題,我就反感。經過多年的愚民教育的洗腦,看見和自己的“三觀”完全抵觸的文字,心裏很不是滋味。2009年,第二次得到“自由門”後,我足足等了一年左右,才用這款軟件登陸外網。這時,我已經知道我在寫中國人精神史詩,不得不上外網,查有關資料。這時,我已經從做“發財夢”、“移民夢”變到做一人一張選票夢、人權夢、多黨輪流執政夢了。
體製和我們每個人,是一個硬幣的兩麵。雖然,這個政權從未登記注冊過、從未被授權,但是,我們容忍它存在下去。並非加入作惡集團,才是作惡。承認作惡集團,並甘願受它統治,也是作惡。我的一位網友小天,經常哀歎他的光棍生活,說他行屍走肉、絕望之至。給他看我的文章,他從來都不看,更不會轉發。給他翻牆軟件,他也不要。後來,我寫了一篇《給光棍的公開信》,傳到光棍群裏,問他看沒有,他依然沒看。我說,如果少數人是剩男,那是個人問題,如果有三千萬剩男,那就不是個人問題了。為啥成為剩男?剩男怎麽辦?我在那篇公開信裏都有分析,可光棍小天不看。為啥不看?因為,他曉得我反動,他覺得,看了這麽反動的人寫的文章,自己也就反動了,他不能看著自己反動下去。和一個反動之人聊天,是他能夠容忍的最大程度的反動。我對他說,我們承認這個政權,就要承擔這個政權帶來的種種惡果,每個人都跑不脫。中國,這個人間豬圈,由“偉大領袖”和其他“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打下地基,我們共建共享,總有一次心痛,屬於自己。
我們總是說,我們是平凡人,我們無能為力。其實,我們在說這句話的同時,我們已經成為暴政的幫凶。平庸之惡協助暴政,讓暴政僵而不倒。其實,我們可以有所作為,比如,翻牆、搬磚,擴散揭露和傳播真相的文字、圖片、視頻。這樣,我們才能在將來欣慰地說,我曾經努力,做了我應該做、能夠做的。
在我媽勸我的過程中,在基督徒等待上帝審判的過程中,雅安蘆山地震了,官方公布:200多萬人受災,196人遇難,21人失蹤,13484人受傷。天津港爆炸了,官方公布:事故總遇難人數為173人。昆明發生“暴恐案”了,官方公布:31人死亡,141人受傷,其中,40人重傷。四川省阿壩州茂縣疊溪鎮新磨村新村組富貴山山體突發高位垮塌,官方公布:62戶、100餘人被掩埋。訪民徐純合被佩槍警察一槍斃命了,大學生魏則西被醫死了,牙醫陳仲偉被砍死了,抓嫖警察盧紅奎被電死了,環保專家雷洋被足療死了,反抗血拆的賈敬龍被執行死刑,瀘州太伏鎮中學初二學生趙某被跳樓了。第二次造神運動開始了。武漢、上海、成都等地,相繼封城了。青少年失蹤,越來越多。當然,我媽不認為上述這些和一黨專政有關。
既得利益者會說,批判社會和體製的人不陽光。既得利益者,隻要自己過得好,不管別人。但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即便他們和那些唱紅歌、四處窮遊的下崗工人、啃老族、負翁、貸款度日族、失業族相比,旅遊檔次更高,可以把兒女等其他家人移民到西方,但也在吞體製的苦果。比如,癌症井噴、毒空氣、毒食品、毒水、貨幣超發、物價飛漲、資源枯竭、環境汙染、空巢家庭、注射新冠疫苗後遺症……
我們同住一個星球,中共國在“超限戰”口號下“崛起”的過程,也是共產主義幽靈借孔子學院等招數重新荼毒西方的過程。擁抱熊貓派帶給西方的苦果,西方會慢慢吞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實麵目是啥?無產階級專政這台絞肉機如何運轉的?這是我的詩歌麵對和揭露的關鍵之處。反智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大漢族主義、黨國主義、國家主義、國家恐怖主義、存在主義、拜金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無神論、進化論、皇權專製思想、大一統中央集權思想、忠孝思想到底是怎樣屠戮心靈的?我們在被灌輸、受教育的同時,在感恩黨、懷念毛時代的同時,在跟隨意識形態指揮棒生活、工作、學習、信仰時,丟失了哪些視角和視野?請跟我來,讓我們在詩歌的海洋裏,找回我們失去的曆史回憶和脊梁,找回我們失去的人性、人格、做人的尊嚴和獨立思考能力。
曾經,我把我的詩給時代文藝出版社的總編看,他說,你這個詩,沒法出。確實,從“經濟效益”和“政治正確”兩個角度看,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個標杆看,我的詩都是出版社難以接受的。特別是,在“國家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今天。我媽說,你的詩,永遠不可能出。真的永遠不可能出?我不相信。
本書寫作之時,QQ號、微信號、QQ群、微信群大麵積被封,北京驅趕“低端人口”事件發生。經濟蕭條下,失業率大幅上升,中共恐懼失去工作的人群上街和它對抗,隻有使出這些維穩下下招。
QQ號、微信號被封,QQ群、微信群被封,我們就重新注冊、重新建群;霧霾連連,我們就戴口罩。癌症爆發,我們就養生。住院要收門檻費,醫療費太高,生病了,我們就拖、就扛。毒食品遍地,我們就自製麵包、自製午餐肉。國家把養老責任推給家庭和子女,我們就搭伴渡過餘生。異議人士被“喝茶”、被捕、被因言獲罪,我們就閉嘴。我們,稅奴、順民、良民、跪民、忍民,我們把我們和我們子子孫孫都獻給絞肉機。其實,有另外一種活法。其實,個人和國家,個人和執政黨,民間團體和執政黨,教會和執政黨,可以是另外一種關係。
曾經彪悍、橫掃全球的共產主義紅色幽靈正在死去,曾經給小兄弟們提供庇護、號稱“不走西方歪路邪路”的大樹濃蔭正以朽木之身倒下。曾經冰封萬裏的冰麵,正在破冰。鍾聲在敲響,暗河在奔騰,地火在噴湧,黑夜在蘇醒,永動機在停擺,水珠和水珠正擁抱成錢塘江大潮。
算來,我寫詩十一年。十年磨一劍,今天,出劍。
你可能是上山下鄉的知青,可能是下崗工人,可能是農民工,可能是退伍軍人,可能是機關幹部,可能是麵臨失業或正在失業的大學生,隻要識文斷字,就能從這些詩裏聽到自己和山川大地的心跳。當然,如果你的視野足夠開闊,你就會從每首詩裏,看見更多更遠的風景。
謹以此詩集,向爭取民主自由的異議人士、民運人士、自由作家和良心犯致敬!
獻給深愛我的已經故去的我的父親馬幼明,獻給為我操碎心的我的母親,獻給一路鼓勵我、陪伴我、支持我的正在走向選票的成都維權圈、民運圈、基督徒圈的朋友們。獻給被禁止入境的民運人士、異見作家。獻給默默支持我的媒體朋友和畫家朋友們。獻給中國牡丹花革命。獻給一路欣賞我、點讚我的我的粉絲。
擁抱孤獨,點燃火苗,匯聚力量,反洗腦。
本書尋求出版和中英文翻譯。
2018年6月20日 於四川成都
2025年4月24日 於美國馬裏蘭
我媽教我學語錄
我小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