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20)憶四舅

我走來的路(20)憶四舅

直到長大後﹐我才知道四舅馬家馴﹐並不是我外婆親生的﹐但卻是外公外婆最喜愛的﹐也是我記憶最深最親的舅舅﹐魁梧英俊﹐謙謙君子﹐一表人才。

父母去美國後﹐幾位舅舅和阿姨經常來帶我們出去玩。「舊上海」有一個非常幽雅僻靜的去處﹐北郊的聯義山莊﹐樹林蔭翳﹐古木參天﹐彫刻著天使仙女的花崗岩墓牌綠苔斑駮﹐開滿小花的蔓藤隨意伸展。四舅常帶我們在那裡野餐﹐四處無人﹐隻有樹叢間吱嘁飛轉的小鳥﹐那份寧靜閑遐﹐那種異域風情﹐在我幼小心靈中留下了永存的記憶。聯義山莊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暴掠摧毀﹐我後來去過再找不到絲毫遺跡。

St. John’s 是上海最著名的大學﹐也是我父親的母校﹐當年大學運動會是上層社會的高尚活動﹐我第一次到這學校就是四舅帶我去看運動會。四舅先在校園裡給我拍照﹐我騎在圖書館門口的石獅子上﹐坐在校園草坪的草亭裡﹐走得好吃力﹐四舅抱起我上了一座木橋﹐對麵就是運動場。  

1950年我父母從美國回來﹐帶回很多唱片﹐在一張爵士樂封麵上﹐一位瀟灑的小號手﹐我覺得很像四舅﹐這麼多年來﹐我一聽到 Glenn Miller 吹奏飄逸的 In the Mood﹐總會想起四舅﹐這感覺隻屬於我個人。

朝鮮戰爭正酣﹐我已矇矓懂事﹐有天在外婆家﹐四舅和父親在談戰事新聞，我在一旁茶幾上畫畫，畫了一輛插著美國旗的坦克﹐輾過破爛的朝鮮旗，父親發現了﹐立即厲聲嗬斥。四舅抱起我﹐到霞飛坊弄堂口買了一支紫雪糕﹐對我說「這是不能給外麵人看到的。我們家裡說的話，是不能在外麵講的。你懂嗎？」

「我懂。」我當然懂。我過早懂得了家人和外人的區別﹐私下和公開的區別﹐知道了家裡和學校的區別﹐家裡的真話和老師的假話的區別。        

南京路上的金門飯店是東方最豪華的場所﹐五十年代初成了上海紡織管理局﹐四舅在五樓的技術部門工作﹐四姨帶我去看四舅﹐和四舅一起還有個戴眼鏡的女同事﹐四姨告訴我說那是四舅的女朋友﹐將來要做我的舅媽﹐我矇矇瞳瞳似乎知道了男女之間的神秘。    

不久他們結婚了﹐簡單的儀式之後 (我說簡單是因為我毫無記憶)﹐大家到他們的新房。永嘉路太原路口一條寧靜裏弄最裡麵一棟小洋房﹐四舅的房間在底層﹐推開玻璃門是一個大花園。那時六姨才十幾歲，我們玩捉迷藏﹐從房間追到花園﹐籬笆有個門通到弄堂﹐再從大門追進房間﹐真開心。四舅新婚不久雙雙調到北京紡織部機電研究所﹐兩人分任主任副主任。

文革來了，對所有文化人，革命是一部無情的絞肉機。

四舅是我外公前妻的次子，他生母去世後由無子女的姑媽撫養長大﹐姑夫潘履園是浙江興業銀行創辦人之一﹐1928年退休後在莫幹山造了兩座別墅﹐蔭山路75號是潘履園家﹐74號是外公家。「解放」後大家再沒去過莫幹山﹐四舅無意中將地契文件夾在書本裡﹐文革時被紅衛兵抄家發現﹐在階級鬥爭的蕭殺風雲中﹐這是莫大罪證。

外婆顫顫地說﹕「他們在身上留了一張紙﹐寫著我們身上有電不要碰﹐他們怕別人來救時會觸電。」這樣的時刻﹐他們還想著別人。兩個幼小的兒女正在隔壁甜睡﹐不知道父母已經永遠離去。他們不甘承受人格屈辱﹐不堪麵對非人折磨﹐以自己生命最後的雷電﹐向喪失理性的社會和喪失人道的權勢﹐作出最後的頑強抗爭。

幾十年過去了，四舅的女兒佩華現在是中國享盛名的音樂家，她風風火火地出現在舞台上，但沒人知道她內心深處的痛，「紅八月」恐怖一夜的記憶﹐至今沉重地壓在她心頭。佩華含淚訴說：

1966年8上旬﹐我們住的院子裡一家挨一家被抄家破四舊。我去爸爸單位送飯﹐見到爸爸媽媽的大字報貼滿了四週。

8月中旬開始﹐爸爸給我和弟弟買了很多書﹐學雷鋒﹑革命故事等等﹐他在每本書的扉頁上都寫下﹕「佩佩﹑弟弟﹐你們長大了要聽毛主席的話﹐走革命道路。」到8月25日﹐他們已經知道當夜會有一場嚴厲的抄家﹐這天晚飯爸爸要我們吃窩窩頭﹐似乎是為我們預示將來的艱苦日子。八點過後﹐造反派殺上門來﹐其中有爸爸的那個學生﹐以前常來我家吃飯的。他們翻箱倒篋﹑高呼口號﹑大聲嗬斥﹐我躲在爸爸身後﹐拉著他衣角說﹕「爸爸﹐我好怕。」爸爸媽媽叫嬤嬤領我們去睡﹐我幼小的心靈已經隱隱感覺到﹐爸爸媽媽過不了這一夜。我怕得不得了﹐但畢竟隻有九歲﹐到半夜迷迷糊糊睡去了。後來嬤嬤告訴我﹐造反派一直鬧到兩三點才離開﹐爸爸媽媽到嬤嬤房裡﹐脫下自己的手表放在我枕頭下﹐再把幾枚珠花交給嬤嬤說﹐我們明天肯定要去勞改了﹐孩子隻好託付給你了﹐嬤嬤聽到他們哭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嬤嬤大力敲爸爸媽媽的睡房門﹐全無反應﹐她急匆匆出去找了鄰居徐伯伯﹐用斧頭砸開房門﹐一看立即轉身去叫人。我進去時﹐爸爸媽媽躺在床上﹐爸爸非常安祥﹐非常美非常美﹐就像平時一樣﹐媽媽有點蹙眉。一會﹐造反派來了﹐帶頭的就是我爸爸那個學生﹐對我說﹕「不要哭﹐你爸爸媽媽是壞人。」我看見他們的遺體蓋著白床單被擔架抬出去﹐爸爸赤著的腳露在床單外麵。我望著那輛有蓬的小貨車開走﹐心裡想﹐爸爸媽媽去了﹐他們再不會回來了。小朋友們對我說﹐你不能哭﹐他們都是壞人。

不能哭﹐不能哭﹐今天我流不盡的眼淚全在心裡。(馬佩華2014年口述回憶)

文革十年中﹐我很多親友家都有人在革命的暴虐中死於非命。

因為他們出身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是工程師教師﹐因為他們有教養﹐所以他們是反革命﹐他們不被容於這社會。因為他們是知識者﹐因為他們有思想﹐因為他們正直﹐所以他們反動﹐他們不被容於革命。

麵對千萬無辜的受難者﹐我們悲慟﹐我們憤懣。麵對死於暴政的親人﹐我們無奈﹐我們無言。

沒有任何語言能正確地道出我們對社會不公﹑家庭不幸的內心苦痛﹐劉小楓博士在奧斯維辛納粹集中營解放四十五周年寫的《苦難記憶》﹐道出了我內心最深的感受﹐摘錄於下﹐獻給四舅和舅媽在天之靈。

「解放」一詞已顯得蒼白，它畢竟無法讓成千上萬無辜死難者復活。以世界理想和人類未來為口實而製造的苦難和不幸，巳抹去了人的存在基礎。隻要我們想起那些無辜的受難者，那些被輕易毀滅了的生命在一方，而罪惡的人們在另一方，我們的存在價值就受到質疑。

長久以來，生存質素被一種「偽理想學說」敗壞致極。以人類解放者自居，以歷史推動者自居，以新世界創造者自居的人，連起碼的負疚感都沒有，這正是罪惡的根源。

神學家默茨指出，聖經的「苦難記憶」既是價值質素，亦是歷史意識。苦難記憶敢於透視歷史的深淵，記住毀滅和災難，拒絕認可歷史的成功者和現存勝利必然有意義，拒絕認可所謂社會進步能解除或化解無辜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義。上帝要求我們記住每一個無辜受難者。  (載《悲劇的力量》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馬家馴                           Glenn Miller 唱片封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