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3) 第一桶金
1927年是中國歷史關健的一年。
北伐軍1926年7月從廣東出發,分東中西三路北上,總司令蔣介石隨中路軍由江西取南京。汪精衛爲首的國民黨左派控製了中央執委會,1927年2月隨西路軍遷至漢口,各部負責人一半以上是中共黨員,聽命蘇共顧問鮑羅廷,將蔣介石開除出黨。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與武漢中央決裂,史稱「寧漢分流」。
1927年3月21日,中共在周恩來領導下發動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佔領上海。3月23日蔣介石佔領南京,決定清黨,4月12日老蔣策劃杜月笙等青幫勢力,鎮壓中共武裝,此即「四一二」事變,蔣介石勢力重佔上風,國民黨兩派妥協。4月18日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南京,「寧漢復合」,7月13日中共發表宣言,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表宣言,國共合作全麵破裂。12月1日,蔣介石宋美齡在上海摩爾堂由蔡元培證婚聯姻,蔣中正如日中天。
中國歷史進入「蔣介石時代」。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召開﹐陳果夫、陳立夫掌握黨權,人稱「蔣家天下陳家黨」的CC係確立﹐蔣介石登峰造極。
1928年1月北洋軍閥馮玉祥、閻錫山反水加入北伐軍﹐6月4日張作霖撤離北京,行至瀋陽城外皇姑屯,被俄國間諜放置的炸彈炸死﹐年底,少帥張學良通電效忠中央,「東北易幟」,北洋軍閥割據時代結束﹐北伐取得勝利,全國統一。
中共篡奪武漢和上海政權,被蔣介石挫敗,毛澤東秋收起義和朱德南昌起義失敗的兩支中共武裝,1928年4月在井岡山會合。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展對托洛茨基派、AB團的大規模肅清運動,導致十餘萬人死亡。12月1日,毛澤東、項英、張國濤等聯名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號布告》,宣佈:「從現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個國家。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剝削與壓迫下廣大工農的國家。」
1930年底起,國民黨對中共「蘇區」發起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在秦邦先和共產國際顧問李德極左路綫領導下,連連失利,開始長達一年的流竄,最後到達陝北延安。
章榮初和英商綸昌的官司之後,日商三井洋行棉紗部經理岡田寧一邀請華豐祥為日本棉布產品代理商﹐章榮初開始與日商建立了密切聯係﹐向浙江客戶以銷售日貨為主。
1928年5月初﹐北伐軍經過濟南時,遭日軍阻擾,國民政府特派員蔡公時與日方交涉被虐殺,日軍攻占濟南,屠殺中國軍民六千餘人,史稱「濟南慘案」。激起全國反日浪潮﹐南京成立「首都民眾反日救國運動大會」(首都反日會)﹐要求對日斷交。上海也成立「反對日軍暴行委員會」(上海反日會)﹐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部長陳德徵為主席﹐國民黨上海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委王延鬆為副主席,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民訓部幹事駱清華為常務委員。反日會規定,上海所有棉布批發商號手中的日貨布疋﹐不論現貨還是定貨﹐都必須登記﹐繳付價格百分之二十四的費用﹐領取買賣通行證才能出售。
當時上海商人與上海國民黨黨部嚴重對立,事緣1927年5月﹐國民黨黨部成立上海商民協會﹐取代商人自發組成的商會﹐商民協會負責人全部是市黨部的幹部﹐雙方鬧得很僵。1928年成立的反日會﹐仍舊是那幫黨棍,所以這個反日會規定公佈後﹐上海批發商沒一家去登記。
當時華豐祥棉布號雖以銷售日貨為主﹐但存貨隻有五十箱﹐章榮初想﹐這五十多箱現貨不去登記﹐長期擱置下去﹐資金週轉有問題﹐不妨去試試。
章榮初去反日會了解登記辦法﹐其時棉布業沒人願意去登記﹐章榮初去問的時候﹐受到熱情接待﹐手續也很簡便﹐登記價值也不經過調查﹐全憑你自己報價。章榮初就把原價每箱二百五十兩銀子﹐報為二百兩﹐登記費四十八兩。
第二天章榮初到中國銀行付了五百兩銀子登記費﹐拿了中國銀行收據﹐到反日會去領十箱通行證。連日來反日會門可羅雀,登記處處長瞿鵬軒﹐財務科科長高瘦石﹐見章榮初來到十分熱絡。
領到通行證章榮初轉手賣給杭州客家﹐每箱二百五十兩﹐加上通行證登記費六十兩。因為各批發號家都不去登記﹐市麵上沒有貨,章榮初這五十多箱存貨一搶而光﹐還多賺了登記費每箱十二兩銀子。
這天下午﹐瞿處長高科長忽然大駕光臨華豐祥﹐章榮初忙接待﹐他們見到鴉片躺下就抽﹐見到毛料就說﹕「這疋我要幾丈﹐那疋我要幾丈。」高科長說﹕「以後解款﹐你不必到中國銀行去了﹐直接解到我這裡來就可以了﹐免得來回跑。」臨走時瞿處長說﹕「你怎麽隻打幾十箱呢﹖五百兩一次是要付的﹐你可以每次打一百箱子,無所謂的呀。」
章榮初一聽,兩個貪官來放交情給他﹐天下竟有這等好事,多一箱就多賺幾十兩。下一天起﹐章榮初每天上午下午兩次﹐每次付五百兩﹐打一百箱通行證﹐這樣一來每箱成本隻有五兩銀子。
章榮初改變方針﹐不去兜銷客人了﹐直接把通行證賣給批發號家﹐大部份是浙江客人。連續打了二十多天﹐賣出的價格從每箱六十兩跌到十五兩。這時反日高潮過去了﹐買主也沒有了﹐章榮初手裡還有沒賣出的通行證一千多張。算下來還清所有債務,淨賺六萬多兩銀子。
章榮初靠買賣通行證發了一筆橫財﹐積累了第一桶金,之後辦工廠的資金已經有了一半以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行的鈔票
上海反日會集會遊行(1928)
這個話題我就就不展開了,因為這是個當代學術界也沒定論的事情。
基督教本身就是受古希臘哲學影響過的新宗教,它與猶太教和多神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的普世主義——這本身是吸收了古希臘哲學與思辨的產物(伊斯蘭就沒有,別看今天政客們張口閉口Judeo-Christian values,但事實是:第二聖殿期間的猶太教也沒有)。
古希臘與羅馬的價值,是通過基督教(準確說,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方式保存下來的,而不是基督教本身多麽‘神聖’——我們不能無視一個事實,就是與西歐天主教同時存在的還有拜占庭與俄國的東正教的存在,以及東正教在俄國本身的演變。
至於儒學,他有一點類似這種我說的這種狀況,就是它不是個宗教教義,而是一種哲學理念。
所以:與其說是宗教理念,不如說是哲學思辨起的作用——而儒學的核心理念,與現代的觀念沒有本質的衝突,所以東亞可以改革一近代化但伊斯蘭與近東其他正教(對的,很多中東的非伊斯蘭族群本身就是信基督教的,這點是不能無視的)卻反而不行。
這點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西方基督教,東方儒家思想,都是對歷史有巨大影響的因素,絕非偶然,歷史的進程不會離開這兩條軌道太遠。這兩條軌道必在遙遠的前方匯合,這個,我們看不到了。
我沒說過希臘城邦自治是封建製,中國政治早熟,戰國時期中國封建製瓦解,而希臘還是奴隸製,歐洲進入封建,已經是中國盛唐。
經歷過 1971-1976年的過程,我很認真地感覺,歷史正在重復,今日社會輿論和網絡氛圍,殘似1974-75年,人心渙散,開始甦醒,但當權者一意孤行,末路狂奔。在1976年誰也不敢想像毛會死,誰也不敢想像這一切如何了結,那一切發生時對我輩是歷歷在目,仿如昨日。
“歷史並不曾遠去”是也。
至於其他的。。。最起碼我不敢奢談,或者說:我是不敢跟比我還年輕的人說“很快的”——我不能幹給他們虛假的希望,因為這是欺騙。我僅僅能做的的,也就是盡力……然後我能對得起自己,不至於晚上睡不好。
“恢復”羅馬的製度的,是拿破侖編民法典——通過戰爭強行推廣的。法國人的發明,德意誌人完善的。日本人全盤學到,俄國人隻學過一個表象,滿清搞了一套“中體西用”——我們都知道什麽結果是什麽。所以為什麽說:中共的問題是俄國式的。
(伊斯蘭世界的問題完全不同於共產,當另論)
當代民主製度的體現:在全民選舉,這是20世紀一次大戰之後才開始有的,二次大戰之後才成為潮流的——今日自由世界內的反民主勢力還在試圖推翻它!
我說的這些觀點——很多是本世紀才有的結論,您沒聼過他人說或不知道很正常(我沒有責怪您的意思)。
亞歷山大‘統一’過,羅馬征服過(其實羅馬征服的希臘部分恰恰就是繼業者之一),拜占庭是東羅馬的延續——如果仔細看的話,這也是一個“統一”的過程。
中華是個早熟的國家,秦並不持久……後世中華的君主專製,其實更多是漢朝製度的延續。
基督教並不是決定因素,俄國的前身基輔羅斯比西歐還虔誠的信仰基督——俄國的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至於說新教?現在美國國內恐怖主義恰恰就是極端新教教義的解釋(其實這恰恰是為什麽清教徒當年不在歐陸本土受社會接納的原因,所以五月花號隻能流亡新大陸)。
今日西歐的成就,可能Einstein的觀點是目前唯一最合理的解釋:偶然中的偶然。
我認為今日西方體製之成就,源頭乃遠古之希臘城邦自治,十三世紀起的文藝復興煥發人性,十五世紀宗教改革開創政教分離,十七世紀後的科技革命,最後才是十八世紀政治革命,缺一不可。而吾中華,上述因素一項都沒有,所以民主化絕無可能。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因此必須先破壞傳統的阻道壘石。恰如耶穌救世,必須有猶大的告密,現在 “壞人” 已經出現,這十年對 中G自身的破壞無以復加,猶大已經出現,救贖也就不遠了。您應該可以看到,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黎明曙光。
中國封建時代(西周)政製為天子之下各諸侯國自治,類似希臘城邦自治,封建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百家爭鳴,思想家輩出。秦統一中央集權,而來二千二百年改朝換代體製毫無進步,隻有北洋軍閥時期短短十幾年,又出現小國家大社會,各地實質自治,中國近代思想大師全湧現於這十幾年,因此聯邦製是中國復興的必要條件。
希臘城邦自治是歐洲民主製溫床之一,希臘成為民主國家順理成章。歐洲也出現國帝製,和中華帝製不可同日而語,本質異也。
與您並無根本分歧,我說宗教改革的成果是政教分離,如您言不及東歐俄國,所以俄國之惡依然,毛名言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GCD,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典型的政教合一。中國奴性主要積累於元明清三代,主要來源蒙古和滿清乃奴隸製,但儒家主張等級社會各安本份,服從乃順民良民之本,亦奴性之根。總之中國絕非改變現存製度便能完成轉型,根在三千年民族性,李中堂、魯迅都看得比大多數現代人明白。
俄羅斯帝國1861年解放農奴革命,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被民粹黨刺殺遇刺身亡,改革中斷,新登基的亞歷山大三世終止政治改革,最終日俄戰爭失敗導致1905年俄國革命,遂有立憲與議會,但最終還是迎來了:1917年俄國革命與之後的內戰,最終共產。
與其說是中華本身文化的失敗,不如說中共成功的把中國變成了俄國
希臘不屬於東歐,未曾封建統治過,而統治希臘的拜占庭和古羅馬帝國最後都是走向中央集權君主專製。。。但是今日之希臘,雖然也問題多多,依然是個東正教國家(不妨告訴您:新約聖經的原稿就是希臘語寫成的)但也成了個民主國家、自由世界。
我個人不覺得我們中華辦不到,又或者完全應該是‘傳統文化’之過。
而俄國的共產氣源先驅們當年倒是斥之為‘傳統文化之過’,這點其實是俄式東正教特有的‘無我’‘忘我’的延伸。所以19世紀末虛無主義是俄國顯學,終成共產,又隨著共產國際而東漸。。。然後現在我們在這裡。
今日決定西方的思想與歷年,形成於18世紀,實踐於19世紀。準確說: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之功也。
而中共那套‘馬列主義’,其實是一種俄國的變異。俄國是19世紀的‘反動權威’(無他,1812年與拿破侖的戰爭打贏了而已)。
本來‘社會主義’是鄉下失去土地的貧民進城務工,為了爭取自己權益而開始組織工會與工廠主要福利待遇的產物(故而‘無產階級’是以房產土地擁有為衡量的,同理‘資產階級’毅然),然而俄國1861年才解放農奴,但社會並沒工業化——至今依然。
所以發展至今,西歐/歐盟的社會民主黨與俄國與中共那套共產主義已經‘牛頭不對馬嘴’了。
中國滿清以來其實也沒有社會理念‘工業化’過,而中共師法的恰恰是俄國——這中間差異,最起碼:兩百年。
至於奴性,未必真有2000年,但是絕對是1644以後被刻意培養的。所以很多事:海峽兩岸的人有,但韓國人卻沒有,日本人沒有,甚至南洋華人也沒有。而塞北蒙古人卻有,俄國人更有——很多內地的破爛事甚至隻有大陸與俄羅斯有。
1862年洋務運動開始的第一次改革開放,1900年慈僖太後一句 “祖宗法度不能改” 而夭折,歷時四十年,十年後滿清滅亡。第二次改革開放自1978年起至今又四十年,重蹈覆轍跌進同一條溝裡。兩次改革,相距八十年。
西方希望幫助中國現代化而帶來社會體製轉型,已經失敗兩次,他們現在似乎有所知覺。中國的前路隻能靠自己,第三次改革何時會再起,應該不需要八十年,但必須重回 “崩潰邊緣”,這個民族必須經過浴火脫胎,蕩滌兩千年奴性,才能涅槃重生。
我的家族和我本人經歷幾十年的磨難,自然會思索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目前這係列完成後我會上傳這課題的文章,沒幾萬字說不清,在此先簡述一下我的歷史觀。
影響遠古人類群體文化的因素隻能是生存環境,華夏人生存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地域,必然形成“一個中心”的觀念,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心崇拜,從家長專製到帝王專製。歐洲文化形成在半島島嶼星羅棋佈的地中海沿岸,沒有中心,平等交往,城邦自治是自然的結果。
中國春秋封建製是古代最好的社會,周天子之下諸侯國自治有點類似歐洲城邦自治,秦始皇中止封建,建立郡縣製中央集權,改朝換代一成不變,毛氏詩曰“祖龍雖死秦猶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他不違言中共就是秦代的延續,兩千多年毫無進步。
東西方分道揚鑣,文化完全異質,東方沒可能實行西方式民主自治,當今還有人做萬邦來朝的“中國夢”,也是癡心妄想。十五世紀宗教改革,開啟“政教分離”,這是現代文明和中世紀的分水嶺,今日中國和伊斯蘭世界還在山的那一邊。
1872年李鴻章上奏同治帝稱中華正麵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第一個駐英大使郭嵩濤說中國社會轉型要三百年,胡適關門弟子唐德剛1962年說中個民主化需要二百年,從1840年國門打開算起。
上帝創造了東西方兩種文明,融合互補是未來的必然,今日西方文化的引領顯示了方向,我們正目睹三千年中華帝國的末路狂奔,黎明應該不會太遙遠。
我和很多與我同樣想法的人(比我年輕)都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了,但是我們還是願意試一試——哪怕是為了我們自己每天晚上還能睡得好。
我當然知道我一輩子也看不到那天的,但是……我願意試一試。
我對中國“人民群眾”的期望沒那麼高,這個民族三千年的王朝統治,明代之後一千年的奴役,奴性是他們(我們)基本的民族性。你沒見過文革時群盲的瘋狂,我在後麵會寫到四十年代那些所謂民主黨派的努力,和今日馬英九們一模一樣,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說過,香港將毀於某些香港人之手,當年上海就是如此,明日台灣的命運如何,真叫人捏一把汗。幾十年來,這個世界變化不大,美國人在關鍵時刻能否擔起責任,我不敢妄想,49年的淪陷就是因民主黨的無知而致,這話題以後好好詳談一眼難盡。
然後小學生長大了反而發現被騙了之後,當反賊——然後“翻墻”,再然後他們不少人找到了我。而他們保台的態度能比台灣人還激進的。
所以,如果中共動員他們進行侵台戰爭……會後院起火的。
如果說最近以色列和近年來烏克蘭的戰爭證明了什麽?那就是:中共侵台,是自尋死路——PLA根本沒有俄軍的戰鬥力——且共黨在精神上一向畏俄如虎(考慮到先生的年齡,我想先生這一生沒少親眼見這類事)。所以嘴巴說的很厲害,但是實際上真動手?。。。它們不敢的。
烏克蘭戰爭其實恰恰證明了吹牛是要上稅的,而世界都知道烏克蘭的軍隊不比俄軍強多少——尚且如此。
其實如果中共真想收復失地,它們完全可以趁這Taliban重新奪權收復瓦罕走廊、以及對沒有空軍的外蒙古動手,而不是挑個東亞地區自由世界第二大軍隊中華民國國軍(質量一樣的前提下,論數量:韓軍第一、國軍第二、自衛隊第三)為敵的。
蔡英文總統是人中豪傑,她八年任內被中共往死裏咒駡的背後,就是眼看著她讓台灣一天天變強而中共無能為力(實際上她做了很多有益於國防的事情,陸媒掩耳盜鈴罷了)。
而如今島內唯一的共識恰恰就是:沒有人真的想被共產黨統治+不自由毋寧死。
多謝垂注,我受基礎教育是在大陸,但由於家庭的緣故,我從來拒絕思想灌輸,恰如仁兄言我一直生活在另一個中國。拙文還有三份之二,您看到後麵就知道,我經歷了上海的 “解放”,經歷了香港的 “解放”,今日看到台灣的現實,真是感慨萬千,難道真的還會再目睹寶島的 “解放” 嗎?吾輩無奈無助,有幸看著世界末日,也許是我們的宿命。
近年來俄國炸死之說乃無稽之陰謀論,並無可信資料佐證。
我記得這個點被俞天任(冰冷雨天)所著的《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一書中還專門提及過,並且提出了反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