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6) 初訪日本
1979年底我回石化公司後,對石油工業作了些調查,特別是了解到我國東海海域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海上石油投資巨大,我國國力和技術都與國外差距很大。79年底趙紫陽總理來上海視察,召開一係列座談會,我被邀參加。在會上作了一個吸引外資外技開發東海海上石油、帶動上海經濟的發言。趙插話說:
幾十年來,我們的經濟總跳不出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抓,一抓就死這個走馬燈式的路子,請你們提提,根本原因是甚麼 ?有甚麼藥到病除的良方 ?
我說治理經濟恐怕不能光著眼於經濟,還要其他方麵配合綜合治理。趙問:你指哪些其他方麵 ?我想根本解決之道是改革政治體製、金融體製。但我並未作答,因為再講下去就越界了。趙環顧座上客,一個都不作聲,大家其實心裡都清楚,但當時談這個題目,為時尚早,事實上,體製改革問題一直是中共的紅線。當時汪道涵市長也在座,得知我曾留學美國學企業管理,很有興趣,這是我第一和汪市長見麵。
石化公司屬下的骨幹廠大隆機器廠是上海最主要的機器廠之一,嚴裕棠創立於1902年,具有鑄鋼、鑄鐵、機械加工的全能廠。在北京第一機械工業部和上海第一機械工業局推動下,和鑄鋼技術領先的日本小鬆製作所達成合作,決定引進小鬆的技術和設備。
我在公司分管外貿和財務,邀請小鬆技術人員多次來上海考察交流,1981年初,由一機部技術司、財務司、上海機電局、大隆廠廠長和總工程師,加上我共七人組成考察團,機電局局長吳鬆聲為團長,去日本考察。
1981年中國的對外開放還停留在口頭上,賣國投敵,裡通外國這些罪名還有點熱度,這七人隻有我不是黨員,我表示不太適合,公司書記說:「黨委已經定了,認為你合適,你膽子大一點,不要猶豫了。」我很感動,就不再推辭。
考察團先集中到北京一機部,辦學習班五天,學習國際階級鬥爭形勢,要警惕國際反華勢力和奸商慣用的欺騙手法;按當時外事紀律,在國外不能單獨行動,外出必須兩人以上;收到禮品一律上繳,每筆支出都要有原始憑證等等。國家對宿食、交通、雜用等都有明確限額。個人零用規定一個月30美元,自己可以人民幣向國家再購買30美元。按人數天數,向中國銀行提取外匯,回國後結算,控製得非常嚴厲。
團長召集大家開會,說我們這次出國,在國外的費用,要爭取節約百分之五十,回國後將省下的繳回國庫。大家不敢作聲,心中嘰咕,第一次出國,都想買點洋貨回家,怎麼辦?結果是,我們在日本,吃飯全部是發日元現金,在雜貨店賣杯麵或麵包,雜貨店也有賣一次性打火機、絲襪、原子筆、小玩具之類,發票上店名有食品店字樣,作為夥食報銷。就這樣可憐巴巴,從嘴巴省下幾個小錢,去買一些完全不起眼的東西,回國後送給老婆孩子,在這個封閉了幾十年的社會,這些廉價新潮物品家人都見所未見。
1981年3月1日我們到東京成田機場,由小鬆接待,周遊了東京、大阪、奈良、京都、名古屋、金澤、伊豆等十多個大小城市,參觀了小鬆的研究所,五個鑄鋼廠。遊山玩水,參觀了東京皇宮,享受了溫泉浴,第一次吃生魚片,坐子彈火車,小鬆在宴會上還安排陪酒女郎,足足三十天。回國前幾天,小鬆表示要送我們考察團每人一台電視機。團員中有位一機部的總會計師,對小鬆說,電視機要上繳,本人拿不到的。小鬆問,什麼東西可以本人收下呢?總會計師遲疑了一會說,剃鬚刀、旅行鐘之類吧。於是小鬆在歡送宴會上,送給每人一本三十天中由小鬆給每人拍的照像簿一厚本,還有兩件小禮品:一把電動剃鬚刀,一隻石英小鬧鐘。
回上海的日本航空公司飛機上,供應午餐有紙包的鹽和胡椒,我們從沒見過,都藏起來帶回家,上海的家人和同事見了都睜大了眼,驚嘆「看看人家日本多麼先進 !」
回到北京,要填禮品收入清單,結果剃鬚刀仍屬上繳範圍。總會計師向一機部外事處要求,最後同意本人出十元人民幣將剃鬚刀買回來。這種三洋牌單頭剃鬚刀,今天送人都沒人要,當時為了拿到這件「現代化」生活用品,機電局局長吳鬆聲和一機部總會計師費了兩天口舌,才得到上級同意。
這就是1981年的中國,今天的青年能想像嗎 ?
謝謝,我現在發的是重新整理的家史三部曲 “祖孫三代 百年記憶”,第一部是我祖父(1901-1972),第二部我父親(1950-1990),第三部是我本人(1945-2020),多謝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