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宮：中共初期經費從何而來

徐元宮：中共初期經費從何而來--理論--人民網

大凡了解中國共產黨曆史的同誌，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中國共產黨誕生初期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提供。

那麽，在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經費的具體方式是怎樣的？存在著哪些欠缺？來源於何處？

本文擬根據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解密檔案材料，並結合當事人的回憶，以及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這些問題作出闡釋。

陳獨秀等人曾一度拒絕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

最初，在中共籌建時期，中共的籌建者們曾拒絕共產國際代表提供經費。包惠僧於1921年5月從上海抵達廣州之後時常跟陳獨秀會談，他回憶道：關於黨怎麽搞法，他（陳獨秀）主張我們應該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麽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

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8月中旬陳獨秀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一職從廣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陳獨秀連同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國巡捕房抓去。在馬林的積極幫助之下，陳獨秀等人不久便獲釋。包惠僧回憶道：出去之後我們才知道，為了我們，馬林使盡了氣力，請了一名法國律師名巴和，承辦這個案子。

這一次，馬林和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張國燾則如此描述陳獨秀獲釋後與馬林會晤的情況：他們兩人似都飽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對事勢的了解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他隻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

陳先生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

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了多少經費

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支持。包惠僧回憶說：約在 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 2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對中共的財政收支情況是這樣記述的：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 1600元，印刷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餘元，其他約2000餘元。

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支持對於誕生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渠道和方式

從上文的敘述和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主要是由共產國際指派專門人員直接將錢款轉交給中共。

比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從上海發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一封密電中特意強調了給他往上海匯款的地址：我的郵寄報刊（不是匯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格裏高裏耶夫收；而匯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塔拉索夫收。

1922年，遠東銀行在哈爾濱開設了分行。通常莫斯科將款項先匯至遠東銀行，再從遠東銀行匯到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而在很多情況下，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駐外工作人員的不是現金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有時候甚至是鴉片。

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的經費又來源於何處

俄共（布）和蘇俄政府本身不生產珠寶、鑽石等珍寶，它們主張通過剝奪剝奪者來獲取進行各項事業建設所需要的經費。不過，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其對象並非剝奪者的情形，比如在蘇俄政權初期就曾發生了大規模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

1922年3月19日列寧就沒收教會珍寶一事給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密信中這樣闡述了沒收教會珍寶工作的真正目的：我們務必要用最堅決最迅速的方式去沒收教會的珍寶，這樣我們才能獲得幾億盧布的基金（應該記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財富）。沒有這筆基金，任何國家工作，尤其是經濟建設都完全不可能進行。

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表明：蘇俄政府實施的沒收教會珍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通過大規模的沒收工作獲取了巨額珍寶。這些珍寶為共產國際下屬各支部各國共產黨的存在和發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援助。

如何評價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支持

首先，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對於中共的誕生和成長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沒有放棄獨立自主地自籌經費的努力。

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罷工中，京漢鐵路工人遭受了軍閥吳佩孚的血腥屠殺，在努力爭取共產國際提供撫恤受難工人及其家屬專項資金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安撫受難者。

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寫給共產國際負責中國事務的另一位領導人薩法羅夫的信中說：依我看，可以無條件地接受所有人軍閥、資本家對京漢鐵路罷工運動受難者的幫助。沒有這種幫助，我們對受難者就無所作為。因此，我們就從張作霖那裏得到了1萬元的幫助。我們認為，這種辦法對於工人沒有什麽不好，而對恢複組織隻有好處。

再次，莫斯科對中共提供經費支持，固然有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推進世界革命的因素，但是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利己動機和實用主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