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自由之路
股票音樂宋詞元曲曆史
正文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編輯]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俄語：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通稱莫斯科東方大學或遠東大學，為蘇聯邊疆地區培養民族幹部，也為各國培養革命人才。
學校教學部門有兩個部分，招收國外學生的為A字部，其中設有中國班、日本班、朝鮮班、波斯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尼班、印度班等；招收蘇聯國內學員的為B字部，設有烏茲別克班、哈薩克班和格魯吉亞班等[1]。
曆史
[編輯]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並製定了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論和策略，要在落後國家與地區尋找同盟者，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為此，共產國際成立了遠東部、近東部，召開近東革命者代表大會、遠東共產黨和革命組織代表大會，並決定成立東方大學。
東方大學開辦於1921年10月21日，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該校最高領導機構。學生來自73個國家和民族，共1015人[1]。
中國班學生
[編輯]最初，北京《晨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瞿秋白和李宗武就都曾在中國班擔任翻譯。
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學創辦，東方大學的部分教員和中國學生轉到中山大學。1927年，東方大學中國部停辦。1930年中山大學停辦。1933年中國部重新開辦，設立了滿洲班以專門培訓東北抗日聯軍幹部，1935年設立華北班。東方大學主要招收中共的中層和基層幹部和日占區遊擊武裝幹部，該學校還提供軍事短訓班，主要麵向中共紅軍指揮官[1]。1938年停辦。
部分由國內前來，包括葉挺等人，第二批東方大學中國班學員人數達到100多人。1925年2月，共產國際從東方大學中國班的學員中抽調聶榮臻、葉挺、熊雄、範易、顏昌頤等一共二三十個人，到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進行為期半年的軍事訓練。1925年6月，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維爾德向共產國際執委會轉發了鮑羅廷的絕密電報，要求從東方大學調回40名畢業生，派往廣東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
- 第三批，由旅歐支部選派的學員有朱德、邢西萍、武兆鎬、熊正心等人，由國內派遣的有彭幹臣、羅世文、向警予等人。1926年3月，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又從第三批學員中抽調朱德、彭幹臣等有作戰經驗的學員，舉行了一個約半年的秘密軍事訓練班，朱德任班長。訓練班結束後，這批共產黨人於1926年秘密回國，成為一批軍事骨幹。其他學員則大部分於1927年回國，少部分1928年回國。
- 1926年1月17日，鄧小平到莫斯科，先到東方大學報到。12天後，鄧又被轉到莫斯科中山大學。
區別
[編輯]該校與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1930年）不是同一個學校。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凡西寫的回憶錄《雙山回憶錄》 對此有一章， 東方大學 給與介紹：
東方大學
在到達莫斯科之前，我們在海參崴停留了約莫半個月，後來在西伯利亞的火車上又過了十三天。這一段時間，讓我們對於蘇聯這個國家，有了比較正確的初步認識。原先我們雖然不曾天真地以為這兒業已實現了盡善盡美的人間天堂，但想像總是不很明確的，和真實情形有著很大距離。初到海參崴，在碼頭附近發現了幾個乞丐似的窮人，我還是很感驚奇的。大概是到後第三天吧，傍晚，我和兩個朋友在街上散步，經過國際海員俱樂部，沿電車路向市梢走去，忽然從後麵追上了一個人來，將一隻爛番茄（或者是紅柿子，我記不清了）拋在K的後腦殼上，憤怒而含糊地罵著．飛決地逃進了橫街。此事讓我們知道了，這裏並非人人都歡迎我們的，有人恨共產黨，因而更恨外國的共產黨，這裏還存在著階級鬥爭，甚至是十分尖銳的階級牛爭。這時我們開始更清楚地懂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絕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功。一個理想的社會，決不是短期間能夠建立起來的。在過去，如果我算研究過一點理論的話，那總是關於如何革命以及如何勝利方麵。至於勝利了如何建設，在工人當政的國家裏如何繼續階級鬥爭，我們卻從來不曾想到過。來到海參崴，麵對了事實，這才第一次接觸到這些問題。此後我們不僅要為中國來研究革命理論，而且也要為蘇聯來研究它了。
在海參崴招待我們的是一個德國人，會說英語，他跟我發生聯係。據他說，不久之前他還是海員，參加德國革命，現在是第三國際駐在海參崴的上作人員。另一個與我們發生關係的是中國人梁柏台，那時是蘇聯遠東省的一位高級負責者。這件事在當時我們看來亦頗新奇：在蘇聯做官的竟不一定是俄國人！狹隘的民族界限在這裏是真止打破了。我們不是在書上，而是在真實的政治中看見了國際主義。這給予我們的感動是非常大的。
在海參崴的短期停留中，我總算明白懂得了：蘇聯的可貴並不在於它今天已經實現的情況，而在於它前進的方向，在於保證這方向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製度。我們要研究這些史無前例的好製度，同時要了解至今還包含著許多矛盾和困難的現狀。這可說是我們到蘇聯來學習的第一課。
在橫貫酉伯利亞的火車上，發生了一件小事，非常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中，而且多少影響了我往後思想的，值得一記。火車上，中國學生包了兩節車廂。依照長途車上的規製，每一節車廂有一個固定的管車員（或乘務員）。他的任務是照料這節車裏的清潔、秩序、報告下一車站的情形（例如停多少分鍾、有無開水供應、能否進膳之類），同時他也留意一般乘客的行動，每逢大鐵橋將到的時候，他就大叫：莫斯脫（俄語的橋），拉上窗門，不準人探身出去。我猜想，這種管車員多半和公安部門有聯係。我們那節車的管車員是一個非常老實的中年人，退伍紅軍，對乘客很和善，關心得十分親切。一開始，他和我們就交上了朋友，教我們認俄文字母。我們之間沒有共通言語，卻能夠談話，借助於手勢和少數幾個俄文單字（那是我們從海參崴旅館裏的女工學的）。有一次，幾個人圍在一起，拿了紙頭和鉛筆在學寫俄文，我的教師站在旁邊抽煙，指指點點。這時有人把斯大林這個名字用俄文字母寫出來，教師看看這個字，不做聲，眼光淡淡地移轉了，望著另一個人的麵，那人便豎起了大拇指，興高采烈地對著俄國朋友說斯大林！斯大林！哈拉血（好）！我們所有人的眼光都望著他，表情都是興高采烈的。可是對方的麵色很難看，他鄙夷地掃了我們一眼，擲去了長長的煙頭，伸出了小拇指，吐口口水，口稱哀朵，哀朵！〔俄語：這個氣。〕我們一怔，他卻突然地激動起來，麵色漲紅，改豎起大拇指，同時連聲說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哈拉血！接著他氣憤憤地走開了，口裏嘰咕著一連串我們聽不懂的俄國話。
當時我們都覺得奇怪，不明白為什麽讚美斯大林會如此地觸怒了他。對於聯共黨的內爭，我們知道得還是很少；非常少的一點知識是在漢口時期聽來的。根據那時的一般說法：列寧的繼承人是斯大林，他是俄國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至於托洛茨基，據說充滿個人野心、浪漫、而且仿佛是蔣介石型的軍人。
發生那次事情的時候，火車行程大約走了三分之一。在以後的行程中，這位管車員依舊是那樣和善而親切的，照顧得我們無微不至；但根本的態度是變了，不再和我們作啞劇式的談話，不再教書，甚至不再是朋友般的隨便了。這個改變的原因，隻當我後來比較熟悉了蘇聯內情之後才能解釋，他在感情衝動後有點後悔，有點害怕，怕我們將此事告發，因為他知道我們全是黨員。
我們中間自然沒有人告他的密，因為我們都還站於聯共的黨爭之外，誰也不曾和任何一派聯係起來。不過從這位退伍的紅軍口裏，我們是第一次聽到了，並且看到了，關於斯托二人的不同於已知看法的看法。
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那時正當陰曆八月間，火車駛過貝加爾湖的那夜，記得又適逢中秋。皓月當空，映照出萬頃銀波，壯麗無比。火車一整夜就是繞著靠南的湖沿走，我們差不多一夜不曾入睡，大家憑著車窗賞月。次晨，火車到達了湖畔大站伊爾庫茨克，我們吃到了世界有名的貝加爾湖魚的魚幹。
秋天的西伯利亞可能是一年中最美麗的。不冷，當然還不見雪，但一望無際的樹林已顯出蕭瑟之意，基本的色彩已自綠中轉黃了。空氣是無比的清新，即使在車廂裏也嗅得出原野和林木的香味。有些小車站及其附近的景色最迷人，房子全用木做，不著油漆，牆壁多半是用整段圓粗的木材疊成的。車站和火車都隱沒在樹林裏。月台上，時常可以看見幾個穿俄國襯衫的青年彈著巴拉拉伊加（近乎豎琴的俄國樂器），唱著，舞著。幾個俄國鄉下小姑娘和老婦人，向我們兜售些煮熟的雞蛋和鹽漬黃瓜之類的食品。這情景是既幽靜而又歡樂的。那時候離俄國的農業集體化高潮還有好幾年，中右派正要利用富裕農民來打擊工人及其政治代表左派，布哈林的所謂由富農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見正被斯大林奉為圭臬。可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個可愛的村姑們能夠出賣她們多餘的食品，倒是托洛茨基們給人打倒的原因之一哩。
我們大概在十月初旬到了莫斯科，被招待在史脫拉斯那雅廣場附近的一座樓房裏。幾天之後，陸續又來了幾批中國學生，大家住在一起，全數該有六七百人了。我們全都是準備進軍事速成班的。這個軍事班附設於東方大學，預定六個月畢業。大概因為中國革命失敗得太快，一切事超過了預計，學生到齊之後、學校卻尚未準備就緒。我們閑住著。正在此時，上麵決定要從我們這群人中撥出數十人，進東大當正式學生（二年期）。我也被挑中了。不過我那時卻並未以被選中而高興的，因為我們的本意是來學軍事，不是來讀書的；對於理論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尚未有深刻認識，武力決定一切的教訓又太過新鮮。同時，我那時竟還保持這樣一個可笑的想法：如果真讀書，我不如回北大去，因為直到那個時候，我還不自覺地將純粹學問與共產主義的理論對立著。幸而這個成見，或正確些說此一成見的殘餘，當我鄭重而係統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以後，便立即消失於無形了。
東方勞動大學是一個專門培養革命幹部的政治大學。學生分屬於七十多個民族。其中包括了蘇聯內部的東方諸少數民族，亞非二洲的各被壓迫民族，以及日本人和美國的黑人。在孫中山大學沒有成立之前，中國派來的學生都就讀於此。我們住的脫威爾斯卡雅林蔭道A字十五號那個宿舍，也就是瞿秋白他們留俄時候住過的。從一九二四年起，因為中國的革命形勢開展，有大批的中國留學生送到莫斯科來，於是特別開了一個大學，即孫中山大學，專收中國人。但雖如此，每年派來的學生中，仍有少數被撥入東大。原因是：孫大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學生中頗多非共產黨員，其中不少是國民黨要人的子女，另有一些是青年團員。所以黨齡較長的老黨員，多半仍被派入東大。不過到了一九二七年，人們對於東大與孫大的看法，又加上另一個政治角度了。孫大校長是波蘭的老革命家拉狄克，他是出名的托洛茨基派；而東方大學則是紀念斯大林的，校長休免茨基乃是最積極的斯大林擁護者。站在聯共黨內派係鬥爭的立場上，他當然是要重東大而輕孫大了。雖然當我們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孫大內部的鬥爭亦已決定，拉狄克已被撤職，新校長是斯大林派的人物米夫；該校中的托派學生，有的事實上已被開除出黨，命運待決，有的則已悔過投降（其中有蔣經國）。但一般說來，依照斯大林派標準看，東大的行政當局和學生，在成分上仍舊是較為純正的。
我們的正式學生生活一開始，立即被沒頭沒腦地卷人到蘇聯黨內鬥爭的漩渦中去。這個鬥爭將要在很大範圍內，決定聯共、蘇聯乃至全世界人類的命運的。我們對俄國的革命史茫然無所知，對蘇聯和世界工人運動的知識也幾乎是完全沒有，一下子接觸到那些爭論問題，簡直叫我們無所適從。不過我們是有高度興趣的，特別因為當時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關於中國革命。這些爭論在理論上雖然生疏，但史實卻是非常熟悉，這些事多半是我們親自經曆過，而且引起過我們的疑慮，曾經用我們自己的方式思索過的。所以一俟我們在莫斯科安頓下來，開始學習和思想，就以全副精神注入於此一爭論了。我們積極閱讀文件，參加會議，如此地過了一個短短時期。等到十月革命十周年時候對問題已經摸到了一個大概再到十二月聯共黨第十五次大會時，我已把握了爭論的本質，並且對爭論雙方已經有明確的向背態度了。
在最初，我們自然有先入之見的。黨的教育使我們無條件讚成多數，尊重中央委員會。我們無須閱讀文件，不需要明白爭論內容，就預早斷定了以斯大林為首一麵一定是正確的。進學校沒有幾天我們就參加了一次全校的黨員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要事項是聽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報告。會場中，各民族的人分別坐在一起，由翻譯將演說詞逐句告訴我們。大意是說托洛茨基從來都屬於門雪維克，專跟列寧作對，他參加十月革命的原因是投機，而且他的參加是害多益少的。這些話，我們聽了自然照單全收，我們根本不知道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派別史。但在蘇聯同學（許多是高加索人與亞美尼亞人）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演說卻不斷引出憤怒的抗議。我們問翻譯，這些人叫喊些什麽。翻譯的回答是：胡鬧，托派搗亂。他不願意告訴我們。可是座中的中國老同學，已經學會了聽俄文的，卻有人低聲地告訴我們說：他們喊：無恥！說謊！居然這樣大膽！我們有點糊塗了。監察委員會主席演說過後，有一個俄國學生迅疾地跑上了講台，聽眾中就噓了起來。上了台的人不管一切，大聲而憤怒地講著話。下邊的人就轟他；上麵的人繼續講，座中人立起來了，有人衝向台去，另一些人想阻止他們，結果會場就亂成一片。台上的人已經給主席團製止了，有人提了他的胳膊，此人憤怒地叫喊著、掙紮著，情形差一點就是混戰了。這時候，我們已經退出了會場。我聽不懂人家叫嚷些什麽，但是意義是很清楚的：群眾中有人擁護托派，大多數人反對托派，鬥爭非常尖銳。
會議的情形推動了我們，讓我們以加倍的努力和興趣去研究文件。不過我們愈有興趣，文件卻愈使我們感到不滿。這些文件都是摘要、片段，而且全數屬於中央派（即斯大林派）一麵之詞。沒有一篇反對派的文件發給我們。我們向黨部要求，想同時看點反對方麵的意見，得到的回答是：反對派的意見在中央派的文件裏已經有了，在辯駁中有了引證。這說法當然不能滿人意。因為文件中被引證的反對派諸領袖的意見太可笑了，有時竟是太荒謬了，我們不相信這些十月革命的大人物們竟會荒謬和錯誤到如此地步。懷疑引起懷疑，結果使我們對原來無條件接受的中央文件，反覺得有了問題。支部的負責人顯然看出了這個惡兆，於是拿托洛茨基在某次中央委員會會議席上的發言給我們看。這是記錄稿的譯文，但是經過仔細刪節的。內中有一半是托氏的話，但因為經常被打斷，不連貫，簡直看不出什麽意思來。另一半是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插句，這些插句卻記得非常詳細的，而且還記上當時會場情形，說人們如何以歡笑和鼓掌來讚成對演說人的嘲笑和打趣，又如何以怒罵來幫襯總書記的斥責。看了這個文件，立即讓我們想起了學校黨員大會的情景，滿心反感。
但雖如此我們終於從這些文件中，或正確些說，從文件的字裏行間，從它的側麵和背麵，領會到了雙方的爭論點。關於當時爭論的三個主要問題：英俄委員會，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我都還不能得到最後意見，因為到達雙方結論的理由我們不清楚，尤其是反對派方麵的。要我們下判斷，首先得從頭學習許多東西，例如國際工人運動史、政治經濟學、俄國革命史、蘇聯經濟問題等等。我們（是我們，因為與我持同樣態度的並不少）這種態度，懷疑的、甚至是超然的中立態度，當不為黨的負責人所喜。依照他們的想法，我們的責任是無保留地擁護中央多數派的結論，閱讀文件不過要讓我們的擁護更自覺一點，更堅決一點。懷疑是絕不應該的。當時我們的黨性也告訴我們不應該，所以不敢公然表示懷疑；可是我們的理性卻不許我們沒有保留，結果，我們便隻好在內心的保留下作不懷疑的擁護表示，而事實上，差不多最大多數的中國同誌，在舉手讚成中央多數派的決議之後，卻更熱心地來研讀一切理論，特別是反對派的理論。
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我幾乎是直覺地同意了反對派。應不應該加入國民黨？是否應該替國民黨發展組織，蔣介石是否是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忠實同盟者？省港罷工委員會是否就是一種蘇維埃？北伐勝利中是否不應該放手去組織農民？蔣介石叛變後是否還必須捧出另一個國民黨領袖來造成新的革命中心 ？四階級聯盟這個策略是否在中國已經證明失敗，這些個問題，我雖然完全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說法如何，也不知道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作用及其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策略如何，但僅憑我二年來浮遊於中國革命潮流中的體驗，也可以做出初步的答案了。過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懷疑的，第一，是我們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國民黨發展組織，我從來就覺得可笑；第二，為什麽我們始終把希望寄托在高級軍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騙又自願地為另一個騙子去效勞，第三，為什麽要把武漢工人的槍械繳給唐生智，為什麽要壓製湖南農民的過火行動？這些個懷疑，我最初隻是茫然惶然；後來聽說這都是陳獨秀犯的錯誤，是違背了國際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編輯過的討論文件中我卻終於看到：無論鮑羅廷，無論陳獨秀或印度人羅易都不過是政策的執行者，真正決策者乃是聯共的中央，是斯大林。在中央派主張的所謂完全正確的政策，與我們在國內見到的所謂被執行錯了的政策之間，實在看不出有甚麽原則上的不同。倒是隱隱約約透露出來的，斷章取義摘引來的反對派的表麵上非常荒謬的論據，根本和國內所曾實行的政策不同。可是我們誰也不敢，內心裏也誰都不願意去讚成被宣布為反革命的反對派。
小組會經常討論文件。同誌們的發言非常謹慎，隻當問題涉及中國革命的時候，我們可說的話比較多，時常會提出一些事實和經驗來，對文件中的某些意見表示疑惑，但一聽領導者搬出大堆權威者的言論之後，我們就啞口無言了。有時我們企圖將自己的經曆作一番推廣，將它一般化一下，想以此印證或批評文件中某一個見解，但發現列席的領導者帶著優越的微笑，輕輕兒的向你指出：同誌，你這個意見恰好就是托洛茨基（或拉狄克）所歡喜的。發言人便立即覺得狼狽萬分，惶恐地將意見撤回了。中國的革命者並非懦怯成性的，其中大多數有精神勇氣，所以然者，隻因黨、中央、多數這幾個名字，當時聽起來實在太神聖，太不可侵犯，以致誰壟斷了這些個名字，誰就享有了無上權威。
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來臨時，我正是這樣程度的一個斯大林主義者。那一次的遊行是我生平第一次見識到的，場麵大極了，我們的隊伍黎明時就到區蘇維埃門前去會合，一路遊行，中午穿越紅場，直到下午三四時才得回家。列寧墓前首次見到了斯大林等等的要人，他們舉起了手，向經過的各個隊伍，從揚聲機裏呼喊著各種口號。大概中國革命還太新鮮，或者是斯大林故意要表示中國革命並未失敗，正在進入更高階段吧，中國學生在紅場上似乎受到了分外熱烈的歡呼。我們的隊伍才繞過克裏姆林宮的圍城轉角，剛剛踏進紅場人口，就聽到了響徹雲霄的巨聲口號：中國革命萬歲！世界革命萬歲！接著就是震天動地的群眾響應，嗚啦！嗚啦！我們的隊伍越行近檢閱台，氣氛就越發熱烈，叫喊聲也越發高昂。前前後後的紅旗揮動著，形成了火海。四周圍的人，列寧墓上的，墓房兩側貴賓台上的，麵向宮牆，層層疊疊排列在遊行隊伍之另一邊的，上千上萬的人，揮舞著帽子或者旗幟，對我們歡呼出慶祝中國革命的口號。人們仿佛要奔向我們，要舉高我們，要緊緊地擁抱我們。處在這種情景中，任誰都要被感動得掉下淚來的。我們何幸而生為中國人，何幸而成為中國的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經勝利了十年的俄國的兄弟們呀，這種歡呼一直送我們走過了紅場。到達莫斯科河時，隊伍繞城轉出，我回過頭來望那古色古香莊嚴燦爛的革命檢閱場，對於今天主待這檢閱的、站立在列寧墓上的斯大林，也不禁起了感激和從來未有的敬意了。
然而回到宿舍在傍晚，我卻聽到了一個消息說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紅場上遭到了和我們相反的待遇。那是我在國內認識，現在孫大當翻譯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說今天早晨反對派舉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實行列寧遺囑的標語，參加在隊伍中，經過紅場時，被人撕去標語，雙方發生衝突，有人還向托洛茨基的汽車開了槍。
那天晚上，我們在學校俱樂部裏看了關於十月革命的電影。當時我沒有注意，究竟那部片子是誰編導的。多半是普道符金的《聖彼得堡的末日》吧。因為現在我知道，蘇聯電影界為了紀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曾經決定由愛森斯坦與普道符金各導一片，愛森斯坦導的名為《十月》，根據約翰裏特的《震動世界的十天》。二人如期完工，而結果則《十月》不能推出來應節，因為它忠實於曆史，將托洛茨基與列寧並列，作為影片中的二大英雄。這和當時聯共黨內鬥爭的實際清況是不合適的，因為它有利於被打敗的托洛茨基。普道符金的《末日》被通過了，在那個時候發行。如果此外不曾有其他關於十月革命的記錄片的話，那末我當時所看見的便是《聖彼得堡的末日》了。這雖然是由當局（即斯大林派）認可的影片，但畢竟因為鬥爭尚在進行，史實又都在人們記憶之中，抑揚之間不能全無分寸，所以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對派諸領袖仍有出場的。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測驗。每當電影上出現斯大林或托洛茨基時，群眾中必然有擁護與反對的兩種表示。讚成的大鼓其掌，反對者則頓足或狂吹口哨。因為場子是黑的，人們無異在進行一次安全的無記名投票。從敵對兩個聲音的決鬥中我覺得雙方比例與那次監察委員會主席演說後所表演的力量關係不同。即使不是托派壓倒了斯派，至少也是勢均力敵。記得有一連串的特寫鏡頭，讓托洛茨基繼列寧出現在銀幕上。此時引出了熱烈與持續的鼓掌和歡呼，斯派的人想用頓足、口哨乃至叫罵來抵消歡呼，可是不成功。黑暗中的音響戰愈來愈激烈終於主持人不得不開亮大廳裏的電燈，才使群眾靜默下去。
可以說，我和大多數中國同誌，都是從那一張影片裏第一次知道了十月革命的大體史實。第一次大體上知道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這個偉大的曆史事件中起了些甚麽作用。事隔三十年，現在我無法記清楚電影是怎樣安排這二人的，如何誇張斯氏，如何暗貶托氏。不過整個印象留得極深，斯氏和托氏，不管編導和剪接者多麽苦心地做了一番厚此薄彼的工夫，可是二人的形相呈現在我們這些未為派別成見所蒙蔽的人的眼中，仍充分地表現出灰暗與明朗，平庸與傑出的強烈對比。我個人，在感情上對托洛茨基首次發生崇拜心理，倒是那回看了電影的結果呢。
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它是斯大林派反動勝利的官式慶祝，是蘇聯墮落史上一個顯明的裏程碑。此時斯大林派在黨內鬥爭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同時該一小派所主持的政策（無論在蘇聯、英國或中國）卻被證明為徹底破產。官僚們為了要確保勝利，就得用盡一切方法來掩蓋破產。極其隆重地紀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便是此種遮眼法之一，甚至是最惡毒的之一。中國工農的血，英國工人的痛苦，蘇聯工人先鋒隊的委屈，全都被節日大慶祝的鮮豔旗幟和歡樂聲音所掩蓋了。用鮮血和痛苦證明了正確的反對派，被置於狂歡的背景中，卻顯得是苦口苦臉的咒詛者與搗亂者了。
十周年紀念大慶祝的此一陰險意義，我自然在事後許久才逐漸領悟的。當其時，我也是陶醉在一般的歡樂氣氛中：不過反對派被毆辱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電影紀錄，特別是影戲場中的黑暗音響戰，也總使我從這歡樂的舞台麵前窺探到後台的若幹陰暗處了。
節日過後，黨內鬥爭更趨積極。一星期中差不多要開幾次小組會。會議事項也跟節前不同了。以前，我們討論的大多是發下來的文件，談的是些正確的與荒謬的理論；此時討論的內容卻一律是反對派的罪狀。組織反示威當然是最大罪名。其次是破獲了反對派的一個印刷機關，最初說是油印後來又說是鉛印。最後又說有個名叫某某的人，是白黨匪徒，與反對派勾結。對於這些罪名，在我們是無從討論起的，所以一概是聽聽就算．聽完了照例由支部負責人提一個譴責的決議，無異議通過。可是心裏卻很懷疑，最令我不解的所謂破獲印刷機關問題。據我想，這些在過去，甚至直到那時還擔任著國家重要工作的人，擁有一架油印機，或即令是鉛印機，用以印刷自已或一些共同意見的人的文章，怎麽能算犯法呢，？這個懷疑困惱著我，以致在有一次的小組會上，又提起這個罪名時，我就發問說：我想知道，在蘇聯，印刷機與印刷機關的利用是怎麽規定的?翻譯聽了我這問題之後一怔，譯給列席的俄國同誌聽。俄國人聽了對我仔細望望，臉上現出一種神秘的微笑，然後他經過翻譯回答說：原則上，問題很簡單，我們是由無產階級的政權獨享它的。反革命分子絕對不許利用。可是我聽了還想問，心裏的話還沒有說出來，那個由德國轉來的翻譯便俏皮地、得意洋洋地接了口：可是怎麽？你以為反對派不是反革命，是不是？翻譯的眼睛笑眯眯地望著我，同誌們的眼光也望著我，我非常狼狽，立即回答道：不是此時我覺得有人重重地拉我衣裳，要我坐下，於是我又說了句：當然不是。隨即坐下了。坐下後，我轉過頭去，輕輕地問我鄰座的人：怎麽？因為我知道是他拉衣裳的。那個人不回答，隻管自己用支鉛筆，在張紙頭上亂畫亂寫。我注意他寫了又劃去的字，仿佛是：慎言或者忍耐，我己記不清了，但意思總是如此的。
幾天以後的一個傍晚，我和那位拉衣裳的人在脫威爾街道花園裏散步，作了一次深談。此時我才知道他的中國名字叫羅漢（平時，同學之間是以俄文名字稱呼的，彼此不知真實的中國姓名）早年留學法國，與陳延年、周恩來、李立三等同時，學的是製陶工業，在巴黎加入組織。回國後，在廣州擔任過黨內外的一些工作，最後做何應欽的黨代表。[1]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開始反共，他和另一些同誌不能繼續工作，便被送來東大學習。依年齡和資曆說，他均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輩，我在他的眼中是一個小弟弟。羅漢同誌的天性特別厚道，沉默寡言，對人經常帶著父兄般的關懷。在我們那次談話中，他便以長兄似的態度，告訴我許多蘇聯黨內鬥爭的實況，告訴我反對派的主張並非像官方文件中所描寫的那樣荒謬。他認為我們還應多多研究，才能斷定誰是誰非；同時他又說目前學校支部負責的中國同誌都是些趨炎附勢者，和他們不足以言真理，所以在會議上，他勸我還是不說話最好。我問他有否見過反對派的文件他說偶爾見過一點；問他有否參加反對派，他說沒有。他這話並非假的，因為在事後我知道，當時在東大的中國學生中，確實沒有反對派的組織。與孫大的反對派有個人關係，偶爾看點文件者就隻有羅漢和另一個姓段的。
羅漢沒有將我變成反對派，但確定了我對反對派和托洛茨基的同情，讓我認清了學校支部裏負責人的麵目,明白了斯大林派黨機關的壓製手段。我在這個鬥爭中不再是天真而糊塗的參加者，有了點定見，說話也有分寸而謹慎些。在以後的連串會議中，例如有關反對派諸領袖的被開除出黨等等，我們隻是附和罷了。
打擊反對派的鬥爭在瘋狂進行。行政的警察手段，甚至特務的流氓手段，代替了以往的理論鬥爭。反對派分子紛紛被逐出黨，隨即被逐出於任何工作和職業。毆打反對派的消息時常有得聽見。在孫大，一批出了名的反對派被開除黨籍了，屬於反對派的教員全被解職。東大的中國學生雖無一人蒙上這個嫌疑，但人心也是惶惶的，同學們的關係日益緊張，窺探的眼光到處可以發現，我們這此新來者特別成了窺伺的目標。十二月初旬，聯共黨第十五次大會召開，反對派沒有一個當選為代表的，他們在事先就被肅清出去了。會議上是清一色的斯大林派論調，通過的決議完全是將一切業已執行的辦法．加以核準和認可罷了。大會決定開除一切反對派分子，交給秘密警察處置。孫大被開除的學生區芳、陳亦謀、宋逢春、史唐等十餘人被遣送回國。在東大，不少屬於蘇聯少數民族的學生被捕失蹤了，可是這並非目見，隻是耳聞。因為我們平時和他們的關係不甚密切。中國學生沒有一個受到影響，其他的民族班中也不聽見發生甚麽事情。惟一失了蹤，被流放到芬蘭邊境的有一位荷屬東印度同誌。此人後來在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時，經荷蘭及荷印的代表團要求放還而送回本國，我想，他可能就是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後活躍於印尼的一支托派共產黨武裝力量的領袖陳馬六甲。因為據資產階級的報紙說，他曾經在莫斯科留學。
關於整個反對派尤其是那些著名的領袖被迫害的情形，我們知道得很快而且清楚。這是十分奇怪的，原因我始終不大明白。那時當局對付反對派，采取秘密措置，報紙上從不宣布。但是任何事情，例如十一月間，那位和孫中山發表過共同宣言的著名外交家越飛的自殺，我們幾乎在當天就聽說了。托洛茨基的起解，晨間發生於火車站上的紛擾情形，不到中午，就沸沸揚揚地在學生中傳開了。空氣中像是有種神秘的傳導體，消息不脛而走。飯廳裏，走廊上，教室中，學生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輕輕地交換著這些聽來的消息。人們的臉上很少能發現愉快的表情，普遍的臉色是憂鬱的、感傷的、憐惜與同情的。兩三個月以來，人們每天都討論著斯、托二派的問題。每天被告訴著前者如何正確，後者如何錯誤。在討論中，我們都曾一一表決，讚成中央的斥責反對派，還舉過手同意將反對派開除出黨。但是到了最後，反對派真被開除，中央將這些人放進監獄，或押上火車，流放到邊遠去處的時候，人們卻憂鬱了，感傷了，甚至同情那些失敗者了。這現象是難於解釋的，心理過程比較複雜。不過簡單些說，我想總不外乎兩個原因吧：一、由於人類同情被壓迫者的本性；二、斯派的勝利，實在不曾在思想上真正說服了我們。
全蘇聯的反應我無法說，若僅就莫斯科當時的中國學生說，情形便是這樣的：反對派在組織上的失敗，開始了思想上〔或精神上〕的勝利進軍。
大鬥爭結束後，一種莫名其妙的不滿情緒普遍地抓住了東大的中國學生（包括六百多名的軍事班）。人人都覺得有一股怨氣，鬱積於胸，無從發泄。可是怎麽樣的怨氣，為甚麽抱怨，卻就誰都不清楚。其實論生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住的是過去貴族的邸第，穿的洋服，吃的大餐，每月還有十個盧布的零用。除了極少數人，我們在國內從未享受過這樣安定和奢侈的生活。尤其當我們初到之時，躺在溫暖的床墊上，蓋著輕軟的毛毯，撫摸那用錦緞鑲嵌的牆壁，欣賞著頭頂飾以精巧浮雕的天花板和那座水晶流蘇的大掛燈，簡直疑心自己變成神話故事裏的灰姑娘了。然而滿足於生活享受的時間不很長，很快就熟習了，興趣被吸引到別的方麵去。中國革命失敗的深度愈來愈明確，幾個月學會了武藝回去扭轉乾坤的雄心逐漸幻滅；在蘇聯，黨內鬥爭所帶來的窒息空氣與專斷作風令人痛苦，心口越來越不能齊一，內心同情與黨紀的要求發生了矛盾。最後，六七百個剛從一次革命中跳出來的年輕的反叛者，精力也太旺了，太安定的生活簡直要把這點精力悶死，他們要尋找發泄的對象。
對象終於找到了，那就是在東方大學裏領導了此次反托鬥爭的一小群中國同誌們，那時被我們稱之為旅莫支部殘餘。這群人很久以來把持著學校黨部，與學校當局及共產國際的東方部很合得來，是十分忠實於斯大林係統的幾個官僚。人們將所有的怨氣發泄在這幾個人的頭上了。此事在最大多數的群眾方麵是直覺的，乃是一般的反官僚主義的特殊表現；可是在鬥爭中卻為中國黨內的派別鬥爭利用了去，同時又牽涉到聯共黨內同屬於斯大林派的兩個人的衝突，於此反映了人們為爭奪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的鬥爭。此事對中共以後的發展，特別對中國反對派的發展，都有了甚大的影響，我將要詳細地敘述它。
所謂旅莫支部，即旅居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支部。與周恩來等所主持的旅歐支部屬於同樣性質。這樣的組織，嚴格說，與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不相容。因為共產國際是一個超民族界限的機構，每一個共產黨員，旅居在甚麽地方，便應該參加（同時也有權利參加）該一地方的共產黨，過著該國共產黨的支部生活。這中間不應該有賓主關係，也沒有土生或僑民 的分別。但因當時歐洲和莫斯科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其主要關心是中國革命的特殊任務，他們所需要的理論修養和組織上的準備，都專門是為了中國的，因此就發生了那兩個相當畸形的組織。
旅莫支部在名義上（或理論上）直屬於第三國際，而事實上卻作為聯共的一部分。這樣混淆不清的法理地位，在平時並未發覺甚麽不便和弊病，但當後來莫斯科學生的內部鬥爭趨於激烈時，王明派便利用這一點混淆而提出了所謂轉黨問題來打擊異己者。此事我們且待講到孫大時候再說。
我不知道旅莫支部最初成立於哪一年。早期的領導者是羅亦農和彭述之等，其後的重要分子是俞秀鬆；但等我們進東大的時候，負責人是武扶經了。此時這個支部大概已經存在了三四年，它形成了勢力和自己特有的作風。他們的勢力因為住得久，懂俄文，與黨部的俄國同誌有了結托，取得了上麵的信任。其特殊作風則由於他們要維持這個既得的地位，故主張後來的中國同誌不應該學習俄文，據說學俄文時間太長；也不應該研究理論，理由是多讀理論會變成學院派。他們都是黨部的負責同誌兼翻譯，壟斷了對俄關係，成了黨務上的買辦。每逢中國派來了學生，他們便以口譯或筆譯的幾點黨員必須知識教會了他們，住上一年半載，便送回國去參加實際鬥爭了。誰若用心讀俄文，或閱讀必須以外的理論書籍，即侵犯了他們的專門職業，那他一定要受到嚴厲批評，被視作不積極分子，且有被提早送回的可能。
在我們來到之前，旅莫支部已經被牛爭過一次。那是與羅漢一起來的這批人幹的。這批人（其中有李俠公、朱丹吉、吳季嚴等）在國內做過一些工作，知識和經驗都遠勝於旅莫支部人物。所以他們無法守住支部加於他們身上的紀律，他們要求改善課程，增加自己研究的時間。結果，他們獲得了初步勝利：俄文鍾點增加了，精神虐待式的批評會減少了，理論研究的風氣開始形成了，不過黨權卻仍舊操在那少數幾個家長式的買辦手上。
我們遇到的乃至與之鬥爭的，便是這樣的一些旅莫支部殘餘。論人數，這集團不過十餘人，而我們卻有六七百之眾；論勢力，它終不過是殘餘罷了。為甚麽為了推翻他們，還會發生鬥爭，而且相當尖銳的呢？原因我在當時弄不清楚，後來才逐漸明白起來。殘餘們後麵顯然站著東大當局，校長休免茨基是個老布爾什維克，斯大林的親信。東大既是斯大林的紀念學校，學校黨部的一切負責者自都屬於斯派嫡係，大多數是官氣熏天的；東大附設的軍事班負責人名叫馬斯洛夫，一個最適於在宮廷舞會上周旋於貴婦們之間的軍人，絲毫沒有革命家氣息，對中國革命更是一竅不通，但架子卻是十足的，紀律要求很苛，對功課一味敷衍。課程大約為了要速成之故，定得非常簡陋粗淺，再經過翻譯們的七折八扣，以致學生們聽起來極其不滿意。學生中不少是學過軍事的，有的幹過軍隊工作，如今不遠萬裏而來，卻聽些莫名其妙的ABC，於是很氣憤，甚至感覺到侮辱。他們要求改良課程，第一個出來阻止的是那些翻譯。這些紅色翻譯，和當年上海以及今日香港的白色翻譯一樣，或多或少帶有官家氣的。他們最討厭生事，把一切自下發生的請他們轉言的要求目為搗亂。他們想自行解決，解決不了，便按照了他們的想法，將群眾的意見轉給負責的俄國同誌。中俄二官方的看法當然是一致的，他們拒絕了學生們的要求，鬥爭便爆發了。軍事班的學生和政治班的學生聯合起來，反對旅莫支部殘餘（因為翻譯們十九屬於這一集團）與馬斯洛夫。事情鬧到了學校的最高當局，校長休免茨基給了代表們一通官話。學生們氣極了，開了全體大會，推出代表去見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也是毫無結果。最後軍事班學生竟列隊遊行，到共產國際去請願。此種請願遊行辦法，在中國很流行，但在蘇聯，至少從斯大林一係掌權以來，那是絕不允許的。這事情於是弄得相當嚴重了。威嚇的流言傳開來，說主謀者可能要受嚴厲處罰；不過終於並未見有任何人受罰，這是因為斯大林官僚中另一個派係，正想來利用這次鬥爭，因之來援助它了。
那時候，中國黨由瞿秋白擔任總書記，廣州公社的暴動早已失敗，共產國際正要舉行第九次擴大的執委會議，黨派了向忠發和李震瀛二人前來參加。這二人，尤其是向忠發，立即被牽涉到莫斯科學生的鬥爭中去了。向忠發是一個工人領袖，揚子江上的撐船工人出身，曾任武漢總工會委員長。在中國的工人運動史上，其地位與南方的蘇兆征相等。他為人能幹，爽直，但頭腦稍嫌單純些。他那次被選為出席國際會議的首席代表，一個重要理由，乃因當時人們正把中國革命的失敗歸咎於中國黨的知識分子領導，所以特別抬他出來。向忠發和旅莫支部人物毫無淵源，在我們這群新來的學生中卻有許多熟人，所以一經接觸，他個人就完全同情了學生方麵。不過單單代表團同情並不能決定我們勝利；鬥爭之所以迅速獲得解決．又因為有一個勢力給向忠發撐腰之故。
這個勢力便是孫大校長後來又兼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而作為此人助手的中國人，則是後來大大有名的王明（即陳紹禹）。米夫是聯共黨中新起一輩的官僚，以研究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出名，因此邀得聖眷，在孫大講授《列寧主義問題》；陳紹禹本是武漢的一個中學生，在莫斯科加入青年團，小聰敏，善於趨奉。當拉狄克作孫大校長時代，他早就看出米夫當紅的前途。他對其他科目不甚關心，就一味揣摩米夫所講的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因此見知於後者。一九二七年春天，米夫曾一度奉派赴華，陳紹禹被選為翻譯兼隨員。在武漢，這位國際代表竟曾將自己的愛徒推薦給中共中央，希望能讓王明來主持宣傳。當時的中共書記陳獨秀當然不買他的賬，分派陳紹禹在宣傳部實習。陳不得意，乃於米夫起程回國時，又跟著屁股重去了莫斯科。在孫大的反對反對派鬥爭中，米、王二人始終是合作無間的兩搭檔。後來米夫由教員而校長，由校長而部長，王明自然也如影隨形，步步高升。他和自己周圍的一小群朋友，牢牢地控製了孫大的黨部，成為旅莫支部以外的旅莫支部。
當我們正在東大反對旅莫支部殘餘的時候，米夫與陳紹禹的一個新的野心被鼓舞起來了，那就是：統一中國同誌的學習，作為統一領導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他們希望把東大的六七百個中國人從休免茨基、馬斯洛夫以及旅莫支部殘餘的影響之下奪取過來。所以他們自始同情了我們的鬥爭。中國出席國際執委會的代表團一到，他們便找到了實現其同情的門路。透過代表團作為代表團自己的主張，提出了解決東大風潮的辦法：一、旅莫支部殘餘全部遣送回國，讓他們到實際工作中去改正錯誤；二、東大學生全部歸井到孫大；三、軍事班結束（事實上業已超過了六個月的原定期限），其中多數回國，一部分進孫大，另一小部分派人蘇聯的正規軍事學校深造。這些辦法實現了，我們的鬥爭是勝利了；可是很決就發現，真正勝利的不是我們，而是米夫與陳紹禹這個集團。從此對中國革命者的訓練工作可由他們一手包辦了。他們的計劃是遠大的，從第一步的成功更走向第二步去。向忠發在開完第九次執委會後一直留在莫斯科，接受米夫對他的訓練。半年後，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境內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便把瞿秋白打下來，將向忠發捧成總書記。如此，米夫和王明奪取中國共產黨整個領導的工作就奠下了基礎。
不過我現在不想談這些事，我要談的是那次反旅莫支部勝利前後，中國留俄學生中的分化和動態，尤其要談談我自己在那個時期思想上的變化。
在反殘餘鬥爭中我不是中立的．但亦非積極。我不喜歡殘餘們的作風，他們閉塞，小家氣，上謅下驕，不注重研究，隻叫人背誦上級文件。這些行徑，我都無法忍受。然因那時我逐漸看到了反對派的秘密文件，更清楚了真正有關中蘇革命命運的是哪些問題。所以對於同學們之集中力氣來打擊一小撮殘餘分子的不良作風，忽視了那些真正值得鬥爭的大問題，覺得有點無聊。有一次，我被推為三名代表之一，前去謁見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在談話中，一位代表竭力撇清我們和反對派的關係，為自己的反托事業表了一番功，以此來博取聯共最高當局對反殘餘鬥爭的同情，我聽了心裏大生反感。此後我就更不積極了，利用一切時間來學好俄文，拚命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並盡量閱讀蘇聯反對派的作品。這此作品是由我的老朋友範錦標供給的。他原是我在杭州學生會中舊相識。後來在廣州又遇見他。那時我想入軍隊而未果，他卻終於當了團黨代表，一直轉戰至浙江。師長嚴重被蔣介石免職後，他也離開了軍隊回到他故鄉台州一帶去組織農民。他後我一個月來到莫斯科，被撥入孫大學習，卻先我而與該校秘密的反對派組織發生了關係。
我最早讀到的一個文件是齊諾維也夫的《不得已的答複》，然後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綱》，以及反對派的《政綱》。這些個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為它那無堅不摧的邏輯的力，也因為它那鋒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於論斷和警告之一一為曆史事實所證明，特別關於中國革命部分，那是太顯然了，任誰看了都要驚歎和讚成的。齊諾維也夫的文章雖然沒有托洛茨基的一貫而有力，但當時也深深地感動了我。看了這幾個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來悶積於胸的、關於中國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問，這時就全部清楚了。原來在根本上與重要的方針上它都受命於斯大林一係的，決非陳獨秀個人的錯誤；這些錯誤原來並非沒有人見到，因而並非不可能預防的。聯共中的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曾預早而及時地提出過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張。隻因斯大林布哈林們固執了白己的錯誤，排拒、壓製並打擊了反對派的批評，所以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才會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終於完全斷送了它。
關於蘇聯和英國的情形，這時我已有了基本知識，所以讀了那些個文件後，我也完全同意了反對派在英俄委員會和蘇聯經濟建設上的立場。
從此我成為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當時反對派的名稱）了，最初在思想上，不久又在組織土。那時候，東方大學的第二學期將近結束，風潮業已解決我們全休將被歸並到孫大去。
[1]據我所知，羅漢是北伐時第四軍的政治部主任，革命失敗後才去莫斯科。今說羅漢是何應欽的黨代表，待考。羅漢如果是裏昂大學事件時遣送回國的，則他在法國未曾加入組織。校者注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