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戰爭順利的原因竟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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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告訴我們，北洋軍閥混戰的背後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但讓軍閥們失望的是，熱愛挑事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卻以防止內戰的名義，聯手實施武器禁運。

1926 年 7 月 9 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次年 12 月 29 日，奉係軍閥頭目張學良通電全國，宣布東北易幟，效忠南京國民政府，北伐宣告勝利。中國自 1917 年護法戰爭以來的北洋軍閥混戰告一段落。

按傳統說法，軍閥是靠“外國主子”的扶持打內戰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開宗明義強調：“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

哪些軍閥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支持呢？《北伐宣言》中隻提到了吳佩孚：“賣國軍閥吳佩孚得英帝國主義者之助，死灰複燃……帝國主義者複餌以關稅增收之利益，與以金錢軍械之接濟，直接幫助吳賊壓迫中國國民革命。”

魯迅指責“歐美帝國主義者用廢槍使中國戰爭、紛擾”時，並未點明各軍閥背後是誰在給他們武器。今天人教版高中曆史必修教材談到軍閥時，也隻是籠統地描述為“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三派勢力”，同樣語焉不詳。

到底是哪些帝國主義在支持北洋軍閥打內戰？

北伐軍誓師時，總數有 10 萬，真正出省作戰的僅 8 萬餘，而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軍閥的軍隊總數則有百萬之眾。北伐軍以少勝多的奇跡，今天海峽兩岸均認為，關鍵的首要因素是北伐的正義性，人民苦於軍閥混戰橫征暴斂，民心在革命一邊。

輿論和民意並不一邊倒地支持北伐，所以民心起的作用並不像通常想的那麽大，但是，北伐軍的武器裝備，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有著明顯優勢，它會使戰場上的天平明顯失衡，這一點過去很少被提起。

當時除關外的奉係軍閥有強大的軍工係統支撐外，由於戰爭損耗，當時北方軍閥的武器裝備質量、數量都比十年前有明顯倒退，尤以吳佩孚的直係軍閥表現得特別嚴重。首先是槍炮數量匱乏，當時較好的部隊，每 1000 人也隻有 5 挺機槍，火炮數量更少，大多數部隊無法給作戰士兵配齊步槍，故當時軍閥普遍愛槍不愛兵。馮玉祥部當年隸屬直係軍閥序列時，因為缺乏槍支隻好大批配發大刀充數。雖然各地軍閥都有自己的軍工廠，但川軍抗日時，經常打幾十顆子彈就故障，可見其他軍閥手頭的國產貨水平之低。

據北伐軍的蘇聯顧問估算，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部隊裝備的機槍之和約為 1100 支，而蘇聯援助武裝起來的北伐軍，機槍總數達到了 900 餘支，除了人數較少的第三軍和第五軍外，北伐軍每軍有炮兵兩個營或一個團，同等數量步兵配備的火炮數量是關內軍閥的三四倍。蘇聯人對北伐軍的支持並不隻是提供武器：北伐期間，有近十架飛機執行偵察和作戰任務，這些飛機都由蘇聯飛行員駕駛；炮兵部隊不但彈藥充足，還有蘇聯顧問隨行。

北伐軍的裝備優勢在東征陳炯明時特別明顯。蔣介石在攻克淡水後竟告誡將士，逆軍沒有機關槍，是用一串紙炮置在洋鐵箱內封閉後引紙線燃，“在炮兵陣地上看得很清楚……以後本軍切勿上當。”

英帝國主義和蘇聯一樣，都曾視吳佩孚為中國最傑出的領袖人物，隻是當時英國的表現與所受指責完全相反：一戰結束後，世界主要帝國主義不但沒有拿本國廢槍來扶持中國軍閥，反而達成聯盟，對內戰的中國實施武器禁運。

1919 年 5 月 5 日，美、英、法、日、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和俄國（當時與蘇維埃俄國的並存的政權）八國政府聯合照會北京政府，宣布中國在成為各省一致承認的統一政府前，將約束其國民，禁止向中國輸入“軍火及製造軍火之器料”。照會還提到，荷蘭、比利時、意大利、丹麥駐華公使也讚成禁運，未來也會參與進來。

北洋政府雖表示抗議但無可奈何，帝國主義政府一方麵叫停本國的軍火出口——包括之前已經簽約的交易，一方麵積極盯梢其他列強，尤其是盯梢對中國想法最多的日本。事實上，禁運政策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限製日本。歐戰期間，日本趁列強無暇東顧，在華大肆培植合作對象，而且多重下注：袁世凱受日本扶持，倒袁的護國軍也在軍事上仰賴日本援助。民國初年，中國軍火市場競爭激烈，德國占最大份額，歐戰快打完時，日本已獨占 90%以上份額。西方國家當然不願容忍。他們希望拆散所謂“中日軍事同盟”。1917 年，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Reinsch）幹脆直接提醒段祺瑞日本不安好心，要他收回把鳳凰山鐵礦抵押給日本的協議。

日本加入這個針對自己的聯盟，實屬形勢比人強，歐戰結束，中國與國際輿論都把日本視為在華的惡勢力，中國反日情緒高漲；如果日本不支持禁運，西方列強有大量可以傾銷的剩餘軍火，日本不但很難與之競爭，還可能要麵對被西方武裝起來反日的中國人。

禁運政策 1919 年開始實施，到 1929 年，見全國已統一於國民政府方才終止。由於這個聯盟囊括了美、英、法、日等主要戰勝國，這些老牌帝國主義自然都算不上扶持軍閥打內戰。

對華武器禁運非常有效，1920 年青島黑市一顆步槍子彈賣到了 1 元，折合海關白銀 0.63 兩；1924 年的上海，一枝法製左輪手槍及百粒子彈能賣 150 元，是法國馬賽原價的十九倍半。

軍閥當然不能靠黑市武器打仗，要麽自力更生發展國貨，要麽就開發另外的進口渠道。於是，不在禁運聯盟裏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乘虛占據了中國軍火進口市場。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前就以軍工發達著稱，擁有著名的斯柯達兵工廠。因為是內陸國，沒有輸出武器港口，中國海關記錄裏，完全見不到它的身影。也許正是因此，西方列強籌劃對華禁運時，把捷克斯洛伐克給漏掉了。

雖然沒有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在華銷售的完整數據，但從斯柯達代理商與中國的頻繁往來可以推測其規模。僅張作霖 1925 年到 1928 年就采購子彈 6000 萬發，槍 12 萬支。由於大量捷克武器輸入，對禁運解除後中國武器產生了深遠影響：國軍是捷克 ZB26 輕機槍的最主要使用者。

德國是一戰戰敗國，失去了在華治外法權，德國商人跑到中國倒軍火，它也沒權力管；另外，根據凡爾賽條約，漢堡被劃為國際自由港，這裏輸出什麽貨物，德國政府也管不了。德國軍售的對象遍布全國，直、奉、桂、晉、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廣東的國民革命軍都有購買德國軍火和軍工器材的記錄，連局促在海南島的鄧本殷也由德商供售軍火。財力雄厚的張作霖是采購大戶，據日本資料，1925 年 5 月至 1926 年 4 月間，德國向張作霖銷售了 17.1 萬支步槍，4500 萬顆子彈和 62 挺機槍。

但誰都沒有蘇聯出手大方。1925 年 3 月到 1926 年 7 月，蘇聯分批送給馮玉祥步槍 5 萬支，子彈 5800 萬，大炮 48 門，山炮 12 門，手榴彈 1 萬枚，配子彈帶的機槍 230 挺。馮玉祥有了日後逐鹿中原的資本。1926 年 8 月，馮玉祥被擊敗後去蘇聯考察，又寫下一張借據：步槍 31500，子彈 5100 萬發，機槍 227 挺，炮 60 門，炮彈 5.8 萬枚，飛機 10 架，裝甲機車 8 台。據統計，蘇聯在 1926 年 7 月前，對馮玉祥的援助總額已高達 6000 萬盧布。

所以，北伐戰爭時一個重要事實不應忽視：北伐軍打進湖北時，北洋軍閥的主力正與馮玉祥 20 萬人的“國民軍”作戰，1926 年初，奉、直、魯組成“討赤”聯軍，動員了近 50 萬人——吳佩孚等一直把南方的革命軍當成烏合之眾，等他調兵堵截北伐軍時，主力已在“討赤”戰爭中損失慘重。

當然，蘇聯的“無償援助”並非無條件。中山艦事件後，鮑羅廷搭乘兩艘滿載軍火的俄輪到廣州，輪船停在港外，自己先乘小艇登陸，與蔣介石會談四小時，達成妥協後，俄輪才靠岸起卸軍火。如果談判破裂，鮑羅廷可以把這批包含“兩萬隻來福槍、數門野炮”的軍火交給共產黨控製的工團農團軍。

正牌帝國主義們這仍在認真執行武器禁運。甚至於 1927 年 4 月蔣介石宣布清黨，與蘇聯關係破裂，日本的第一反應竟是趕緊遊說蘇聯加入禁運聯盟。同年 12 月，中共發動廣州起義，有美籍華人向廣州政府推銷鎮暴用催淚瓦斯，美國政府得報後，反應是電令駐華公使，要求禁止這種破壞武器禁運的非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