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和隨想
我的兩個兒子常常聽我講自己兒時的故事。他們建議我寫下來，說很有趣。
兒時紀事
（二）
撮合的婚姻
爸爸在梅局長的幫助下，進入大同礦務局的技術學校學習鉗工，不僅免於運動中被批鬥、倉惶逃命的恐懼，還過上了相對正常的學習生活。在那個年代，一個逃命的地主兒子有這樣的境遇，難以想象。我的爺爺必然最為欣慰，也一定無比感激十幾年前這位老朋友的俠肝義膽。
爸爸沒有講述過他在技校的學習生活。直到離世，都珍藏著一張技校畢業師生的大合影，時間是1960年代早期。那時的爸爸英俊挺拔，著裝幹淨得體。照片裏意氣風發的青年麵容，我推斷他的境遇是不錯的。
在二十多歲時，大同礦務局的井陘同鄉給爸爸說媒。這就是我的媽媽，那位井陘工友的遠房表妹。就這樣，兩個沒有任何交集、更沒有任何相互了解的青年人，被撮合成了一個家庭。我認為媽媽的一生是不幸的。她很少有過開心，始終被生活的重壓所困，常年嚴肅，謹小慎微。我記憶裏從沒有看到媽媽放聲大笑過，或者對生活表現出哪怕一丁點的幽默。而這撮合的婚姻，是媽媽無奈人生的起點。
媽媽的身世
外婆在生媽媽前，有過幾個孩子，但都夭折了。可以想象外公外婆多麽痛苦。1940年夏天，媽媽出生後，外婆就把她寄養在井陘馬村的親戚家裏。馬村的親戚家人丁興旺。外婆希望借助這旺盛，讓媽媽活下去。我媽媽因此也有了幹媽，我也有了“幹外婆”。媽媽果然活了下來。在她5-6歲時，外婆才把媽媽接回身邊。
外公的家在井陘縣城邊上的羅莊村，他在年輕時就外出闖蕩，在山西、內蒙一帶的鐵路上做火車司機。這個職業就是在今天，門檻應該也是很高，不知道他年輕時是如何做到的。一直到解放以後，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劃為“右派”前，他一直是火車司機。外婆帶著媽媽，隨外公輾轉在太原、包頭、呼和浩特……
1948年，外公的駐地在太原。外公隨火車工作，並不在家。解放太原說打就打，戰事慘烈，戰區的市民倉惶逃命。外婆帶著8歲的媽媽，逃出太原城，僥幸活命。媽媽說逃命的時候，子彈就在頭頂嗖嗖地飛過，可怕極了。外婆拉著她跑了一夜，終於離開了戰場。天亮時饑寒交迫，來到一戶農家討飯。外婆摘下自己的一對金耳環，換了一頓飽飽的餐食。彼時不到30歲的外婆，帶著媽媽在戰亂中活了下來。也從兒時起，我知道金子的價值，是能活命的東西。
這逃難，以及與自己命運的抗爭想必對外婆影響重大。從此，外婆沒有讓媽媽離開自己身邊，一定害怕失去自己唯一的女兒。直到媽媽和我爸爸結成家庭的最初幾年，小夫妻也是兩地分居。那時的農村運動多，我懷疑爺爺在我爸爸結婚前，是沒有見過自己未過門的兒媳婦兒的。一家人分居在三個地方。大姐出生後，媽媽24歲。媽媽隨外婆在包頭居住，外婆幫助媽媽養育後代。兩年後，二姐出生。媽媽依然隨外婆生活。我的爸爸在山西大同煤礦，相隔千裏。
媽媽曾提起年輕時，去做鐵路乘務員的往事，時間很短。外公當時收入高，外麵時局動蕩。外公怕出事，再說家裏也不需要額外的收入。因此，媽媽就沒有正式去鐵路上工作。
外婆和媽媽絕對想不到，1966年，外公被包頭鐵路局劃成右派。厄運突如其來，被停止工作，批鬥。折磨了幾個月之後，外公被趕回井陘羅莊村。外婆和媽媽，還帶著兩個小女孩，一個是三歲的大姐，一個一歲的二姐。可以想象天塌之時，外婆和媽媽，兩位與世無爭，並不與外界交往的女性所受的驚嚇與恐懼得多麽刻骨銘心！外公外婆和媽媽，帶著兩個幼小的外孫女，如何回到井陘農村的老家，又如何安頓，都沒有細節。必須交代清楚，外公回到羅莊村後，也常常受到批鬥。厄運並不會因為回鄉而消失。那個巨大的體製，一環扣一環，宛如一台精確運作的絞肉機，環環相扣。爸爸引以為傲的自述中，外公在村裏被批鬥時，是跪在紮釘上，批鬥完畢，根本無法移動。外公收養的兒子根本不敢上前幫助。是爸爸把外公背回家裏。
並不完整的家庭團聚
可以確定的是，已經結婚，並且帶著兩個孩子的媽媽是不能繼續在羅莊村隨外公外婆生活的。幾千年來，北方農村的信條至今依然是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羅莊村的資源並不豐富，也不可能接受不相幹的人。媽媽知道自己的婆家在高家峪。1966年，媽媽帶著兩個女兒，抱著一個，手裏拉著一個。就這樣，毫無征兆的，出現在了高家峪爺爺奶奶麵前。我能想象爺爺奶奶是多麽百感交集。無論如何，這也是一家人第一次有限的團聚！
爺爺在村裏遭受厄運，家產早已被沒收。因為媽媽回村，無處居住。村裏想起爺爺的四間馬房還有兩間空著，於是分派給我們。另外兩間，已經分給了另一戶人家居住。當時的馬房，外立麵的石頭是講究的，整齊氣派。由於是喂養牲口所用，室內也是裸露的石頭，並未抹牆或者粉刷。鄰村的幹爺爺知道我媽媽帶著孩子們回村，就帶著他的兩個20多歲的兒子，來高家峪為馬房抹牆、粉刷，做成了一個家的樣子，供我們居住。幹爺爺是貧農，在那個年代腰杆筆直。無論環境多麽惡劣，我的長輩們竭盡全力，維持了我家基本的尊嚴。而作出這善舉的人，又是毫無血緣關係的幹爺爺。當時，我的爺爺住在大隊給分的另一間小房子裏，和馬房並不在一處。媽媽回村的第二年，爺爺和生前好友享受了一頓自己做的麵條（當時的美食）後，第二天早上便平靜地離開人世。爺爺並未留下隻言片語。唯一的痕跡，是慶源昌掌櫃時的一張黑白照片。大約50多歲，清瘦，留著胡子，目光冷靜堅毅，戴著一頂古代人的那種瓜皮帽子。我推測，爺爺去世前必然有心結。一方麵，他到死沒有看到自己有孫子。無後，絕戶，必遭某些鄉人指指點點。但以爺爺的經曆和見識，他必然不希望自己有孫子成為地主崽子，蒙受無妄之災，不得不苟且偷生。
爺爺最後20年的日子經曆建國初期的各種運動。自然，每一次他都是被針對的對象。爺爺在死之前，72歲風燭殘年，依然要在清晨，人們還在睡覺的時候，拿著掃帚，清掃村裏的街道。北方的農村，沒有清掃街道這個職業。自掃門前雪是千年傳統。爺爺的這份工作，其實是新政權對他的懲罰。爺爺去世時，還是地主的身份。
媽媽成為社員
農村當時是生產隊組織。我家被分到第一小隊。媽媽從此隨農民勞作。她不會做任何農活。隊長就安排媽媽去拉糞，也就是把農家肥從村裏，運輸到田間地頭。這活技術含量看似不高，但運輸肥料拉車的牲口，卻也“欺生”，根本不聽媽媽的指揮，始終無法駕馭。到我長大，媽媽也一直害怕這些牲口。後來，媽媽就隻能做裝卸的工作，隨著馬車，一天無數次往返。我初中的時候，媽媽膝蓋骨裏長了內刺，疼痛刺骨。媽媽曾經去威州的寄宿學校看過我一次，往返20多裏。那次回家路上，媽媽休息了很多次，忍著疼痛慢慢走回家裏。醫生說，年輕時走路過量，會有這些病變。
沒有農家肥要運輸的時節，隊長就讓媽媽就隨著生產隊其他婦女一起勞作，教他力所能及的農活。媽媽也因此在村裏有了幾個好朋友，不至於太孤單。媽媽隨生產隊社員去勞作，叫做“上工”。上工一天回來後，照顧我們吃完晚餐，一隊的社員們便聚在生產隊馬房前的小廣場上，圍繞著一盞老式風燈，記工分。社員們邊說邊笑，場麵熙熙攘攘。馬房就在我家前麵不遠處。小孩子是不允許參與的，但我站在遠處，常常能看到他們記工分的情景。每次記工分回來，媽媽都顯得不開心。工分是社員們一年勞作後，在秋天收獲季節，從生產隊領取糧食的憑證。媽媽常怨自己手腳笨拙，辛苦勞作卻掙不到一個完整的“工分”。家裏隻有媽媽是勞動力，掙得工分極少，卻要養活4口人。可以想而知，我兒時的食物有多麽拮據。奶奶在我出生後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大姐在回到高家峪居住幾年後，外婆仍然把她接走了，算是為媽媽減輕一點負擔，我也因此從小就沒有見過大姐的樣子。盡管少了大姐，奶奶，媽媽仍舊得精打細算，認真安排我們一家四口如何吃生產隊分給的玉米麵、白麵，利用不多的糧食，度過一年漫長的歲月。我上大學以後，回家看望父母。媽媽有時和村裏的故交一起打牌，閑坐聊天，每每看到這個場景，我心底無比感激這些陪著媽媽的阿姨嬸子們，是她們的善良，友情和陪伴幫助媽媽度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歲月。我們在一起遇到某個阿姨的時候，媽媽就說這位阿姨和她一起勞作的往事。我腦子裏就回蕩起那些艱苦的場景。
家貧萬事哀
爸爸在山西的煤礦工作，每個月會寄回5元錢，補貼家用。這5元錢，也成了媽媽的心病。因為錢是寄到礦區的二姑家裏，媽媽每個月要走十幾裏地去二姑家取錢。我不知道為何爸爸要這樣周折，給當時的媽媽帶來很多困擾。辛苦勞作之餘，還得向生產隊請假，每個月去二姑家取錢。更何況，二姑有時也未必對媽媽親近和善。我記得媽媽因此不開心，我也沒有去看過二姑。我不知道二姑是怎樣的人，但從小我就聞風喪膽卻是真的。
每年清明節，三姑會從礦區來高家峪給爺爺上墳。去燒紙的時候是中午，媽媽會讓我陪著三姑一起去。姑姑讓我一起跪在爺爺墳前，在爺爺墳頭擺上貢品，還有一瓶酒。畫一個圓圈，在圓圈裏點燃各色的紙，還有紙做的金銀元寶。紙燃燒旺盛，姑姑就很開心，說爺爺看到你來上墳，也很開心的收到了。姑姑還說，爺爺愛喝酒，就把瓶蓋打開，灑在墳頭。我陪姑姑去上墳的起初幾年，姑姑在墳頭會哭一場，我在旁邊，不知所措。後來，姑姑漸漸的沒有再哭。燒完紙，我們一起回家。來回的路上，姑姑會和我說很多話，我也很喜歡陪著姑姑。回家後，我再去上學。二姑似乎也來給爺爺上過墳，但從來沒有和三姑一起。來了也沒有在我家落腳和吃飯。
我兒時記憶不多。家裏人說，我的三姐在床上躺到9個月大，才有機會被抱起來練習走路。三姐說，我小時候是幸福的，她比我大5歲，從小就照顧我、抱我、帶我玩。三姐在村裏隻上到三年級，就輟學在家，幫媽媽幹農活了。二姐讀到了初中畢業。
成長記憶
每一次事故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小時候受過很多次傷，頭破血流。第一次嚴重的摔傷是從5-6米高的屋頂跌落進生產隊的倉庫。倉庫和馬房一樣高，不知何故，屋頂正中間留了一個口子，直徑約50-60厘米。高家峪的房子依山而建，生產隊倉庫的屋頂就位於一條小路旁。媽媽去上工，姐姐們在村裏的小學上課，我大約4-5歲，獨自在村裏玩耍。出於好奇，我想看看那個屋頂破口的樣子。我記得自己小心翼翼地，趴在地上接近那個破口。不知怎的，我掉了進去，腦袋朝下，砸在了倉庫裏的馬車上。馬車尾部的金屬件像SUV的拖車鉤，我的頭部正好砸在上麵。倉庫是鎖著的，我在裏麵大哭。路過的好心人聽到哭聲，去找來了倉庫保管員開門。我的頭骨外露，血流不止，保管員用倉庫裏的新棉花為我擋住傷口，將我抱到村診所。我額頭上縫了很多針，至今仍有明顯的疤痕。媽媽從田裏趕到診所時，我的傷口幾乎縫合完畢。從小，媽媽叫我感激救命的考成。還有倉庫裏的新棉花，是集體財產，我不由自主的占了集體的便宜。多年後，我一直想著如何才能報答這恩情。
5-6歲時，村裏開設了“育紅班”。媽媽將我送去，這樣她上工時我就有人照看，相對安全些。育紅班的女老師很和藹，是村委書記的妻子。多年後，老師告訴我，我小時候太調皮了。她給孩子們分蘋果時，因為給我的蘋果不是最好的，我就自己走了。我隱約記得那件事，小時候就非常敏感，大概是感受到了不公，便逃跑了。我依然自由自在，自己在村子裏玩耍，何苦去讓自己不開心呢。我也記得媽媽之後會帶我去農田勞作，她去日頭下地裏幹活，讓我呆在樹蔭裏等。我就看螞蟻，捉螞蚱，聽蟲子和小鳥的叫聲，觀察樹葉的形狀，葉子上的經絡，常常忘我的沉醉在這神奇的大自然中。並不覺得難過。
再後來，我上了學前班。班上其他同學都比我大，有的甚至大我3-4歲。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我記得學習"a o e"的聲母，也記得老師教我們畫茶壺的場景。
兒時對的爸爸印象
爸爸大概每年春節回來探望一次。記憶裏隻有模模糊糊幾個印象。一次是爸爸抱著我在家外麵的牆根兒曬太陽，記憶裏沒有話語，隻有這個溫馨的畫麵：寒冬的太陽暖烘烘的，我們坐在牆根兒，沒有風，隻有溫暖。時光就那樣慢慢流淌。 另一個畫麵是爸爸回家時，送給我一本畫冊。畫冊的小主人公叫“牛牛”。穿著綠色的小軍裝，腰間還別著小手槍。在那個年月，這是非常時髦的裝束。每年過年時，媽媽會請村裏的一位阿姨幫我做一身新衣服。牛牛那樣神氣的服飾，我知道家裏沒有條件，也從未提起。我長大以後，爸爸說他每次回來看我，會帶著“煉乳”給我吃。我確實沒有印象。成年以後，我在家樂福看到過雀巢的煉乳。但好像是沾食物吃的配奶，我沒有興趣嚐試。
媽媽帶我去看望外婆
每年農閑，媽媽會帶著我去羅莊看望外公外婆。開始是走路，我們倆早上出發，大約中午前能到達。外婆過世早，我隻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外公那時候已經度過了艱難的日子，生活很好。我感覺很開心。你或許記得，我家被趕回高家峪幾年後，外婆就接走了大姐，以減輕媽媽的負擔。我兒時去過外婆家很多次，但是，大姐從沒有在我短暫的拜訪中出現過。我也是幾十年後，才突然意識到這個情況的。姐姐或許在讀書，沒時間陪媽媽，更沒時間帶弟弟玩。或者，從山裏來的弟弟或許更像是一個累贅。我不知道，今生也不想知道。父母也已過世，這些還有什麽意義呢？
後來，河北省在縣域之間修了公路連接彼此。有一條公路經過鄰村北固堤，每天還有一趟公交車去羅莊。我記得當時媽媽求人，仔細打聽公交經過北固堤村的時刻，票價，以及如何乘坐。出發的當天早上，媽媽準備好買票的錢，帶著我早早的出發，去北固堤村的公交站牌處等候。一輛老式麵包樣的公交車出現在公路遠處的視野裏，我記得是淡淡奶黃色的車身上有一些暗紅色的條紋，擋風玻璃板巨大，像兩個大眼睛，飛馳而來。你可以想象從來沒有見過，更沒有坐過公交車的我得多麽興奮，激動和憧憬！和媽媽一起揚起手臂，熱情的和公共汽車打著招呼。然而，我清晰記得公交司機在我們麵前駛過時，冷漠甚至帶著嘲笑的眼神。他根本沒有停車，汽車飛馳而過。於是，媽媽和我繼續走路去羅莊看外婆。媽媽曾經抱怨自己弄不清楚情況，一定是站錯了上車的地方，以至於司機不停車上客。媽媽把一切倒黴都歸結於是自己的疏忽或錯誤。那時我最多隻有6歲，彼時的沮喪依然清晰，也不清楚事情為何會這樣。長大以後我去石家莊上高中，隨後去廈門大學，再後來去挪威留學，再之後在北京，上海工作，三十多年裏，每次回家，我和石家莊以及井陘的車站，公交，都有深刻的體會。平心而論，於我而言那是一個不堪回首的經曆，與文明絲毫不沾邊。火車站出來，就是一排排的黑車，很多司機帶著野蠻的談吐，不得不乘坐肮髒並且散發著臭味的車廂..... 我兒時第一次見公交車時的經曆，算是他們一次中規中矩的出場。請不要誤會我，我記述的隻是我的個人經曆，也許是我很不幸，在探親路上遇到那麽多糟糕的人和事。
聯產承包的2畝2分地
1980年左右，農村實施了聯產承包責任製。我家分到2畝2分地，分布在幾個不同的地方，有旱地，有水澆地，還有在山坡上的貧瘠土地。2畝2分，大約1500平方米的土地上，種植玉米，小麥，土豆，紅薯，北瓜，白蘿卜，紅蘿卜，菠菜，茄子，西紅柿，芥菜，香菜，蔥，蒜，豆類，芝麻，大麻子，稷，等等，一家人生活下去必須的所有的作物。多年後，我在上海的小院子裏開辟了一個4-5平方米的菜園，純粹是興趣愛好，才算是親身體會種植生活。時令，選種子，育苗，施肥，除蟲，成長管理......等等，程序繁複，日複一日，兢兢業業，到了收獲的季節才能有所期待。可想而知，媽媽當年在農村勞作之艱難。
聯產承包後，媽媽的壓力更大了，因為種地也是技術活。播種、插秧、間苗、授粉等環節，媽媽都得求人幫忙。原來在生產隊還能做純苦力，現在要自己種地，自己一家人吃，一個環節出錯，種不好糧食，全家人就得挨餓。記得有一年，小廣播裏宣傳一種叫“12057”的小麥種子，農民選擇也不多，媽媽隨著很多人就買了這個種子。12057麥子個頭很高，我家的麥田裏，植株密集，長勢旺盛。媽媽喜笑顏開，盼望著好收成。但隨後麥收前的一場暴風雨，把12057麥子都吹倒在地。聯產承包後，一大片麥地被分給很多家種植，每家每戶的種子都不一樣。其他農民的麥子粗壯結實，足以對抗風雨。而我家的麥子，本來看起來一樣旺盛，卻在風雨中倒伏。幹農活經過的農民都會指點評論，我似乎也感到無比羞愧。好在麥子還是結了穗，不至於顆粒無收。收割回家後，先脫粒，然後磨成麵粉。媽媽做的饅頭我一咬就粘在牙上，媽媽說，麥子倒地時，被水泡過就會粘牙。那樣的麵粉，我吃了一年。
黑人
不知為何，村裏給我起了“黑人”的外號，在分地時我沒有份。當人們叫我“黑人”時，我已經6-7歲。我因此問媽媽我是否真的很黑。媽媽告訴我說，我一點也不黑，真正的黑人在非洲，像家裏的炭塊一樣黑。我這才釋然。媽媽的情商很高，她很好地安撫了我，並轉移了話題。我就問起除了黑人和我們，世界上是否還有其他膚色的人種。現在知道，中國農村在198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生育控製政策，我前麵有四個姐姐，我是第五個孩子，屬於超生，不被製度認可和接納。我就遊離在戶籍之外。當然，那時候的農民也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除了沒有土地以外，我和其他人也沒什麽兩樣，農村小學也沒有因為我是黑人而不準我去上學。
交公糧
有地的農民，每年夏天小麥收割後，要按時把家裏最好的糧食拉到鄉政府去交公糧。交公糧的時候，媽媽得求人幫忙，因為她根本無法把1-200 斤小麥，運輸到遙遠的鄉政府。我不知道我家要交多少斤小麥，隻記得是3-4個半人高的麻袋。媽媽允許我跟著，公糧在車上被牲口或人力拉著，遇到上坡路，我就伸手幫忙推車。也借著這為數不多的機會，媽媽帶我看山外麵的世界。我記得收公糧的糧站，是一個有頂，沒有圍牆的開間。各個村的農民根據先來後到，排著幾排不同的隊伍，等待驗收。收糧的地方散發著小麥特有的令人開心的香氣。驗收糧食的人是精幹的壯年男性，拿著一個特製的鐵管工具，在麻袋中間位置，用力刺透，隨手一扭。工具拉出時，就帶出了不同位置的小麥顆粒。通過驗收，就讓人把麻袋背到一個大的席子圍起來的穀倉，倒進去，交公糧就圓滿結束了。麻袋是家庭重要的財產，他刺向麻袋時，動作麻利，而我卻因被刺破洞的麻袋而傷心。有的人家布袋裏糧食不幹淨，被查出來有小石子或其他顆粒，就被退回去。農民就得拉回家，清理幹淨，再次來繳納。小麥的脫粒，晾曬，都是在土場上進行，絕對沒有石子是不可能的。媽媽就因此很擔心我們的小麥被退回，徒增很多煩惱。好在，懸著的心沒有變成現實。
交公糧是新政權建國以後，城市實行幾十年“糧票”製度的基礎。農民無償交給國家的糧食，被印成糧票，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給城市戶口的人家。而城市居民在廠礦上班，生產的各種消費品，小到臉盆，香皂，牙刷，大到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對農民而言，都是無比昂貴的奢侈品。我小時候媽媽要我學著刷牙，刷牙時口裏會流血，我就去門口豬圈附近，刷牙在彼時農村是非常特別的現象。他們雖然沒有嘲笑我，但也的確說過我居然還刷牙！農民根本不會花錢做這些事。後來上了大學，有我看到經濟學文章裏，把這種不平等的宏觀交易政策，叫做“剪刀差”。利用這個詞匯，避免直觀的談論這種巨大的不公正交易。交公糧是農民的政治任務，神聖而嚴肅，半點馬虎不得。農民群體似乎也不知道，不關心這種對自身境遇的巨大不公，得過且過。
1982年左右，爸爸從山西回到井陘縣的針織廠工作。那時，我大約7歲。爸爸回井陘後，在廠裏有宿舍，並不是天天回家。針織廠到高家峪有20裏路。一兩年後，他開始每天騎自行車回家，後來還買了嘉陵牌摩托車，方便上下班。那個時代，村裏許多人稱爸爸為“工人階級”，語氣裏是羨慕。很多年後，村裏才有人買了摩托車。爸爸從小沒幹過農活，農田裏的勞作主要是媽媽和三姐。
懂事的孩子
從小，媽媽就叫我早起，不能睡懶覺。起來後洗漱完畢，幫助媽媽掃地，整理。家裏還養了豬。到了三年級，放學後，我就和2-3個同學一起，結伴去田野裏，為豬剜草。每個季節去找尋不同的野菜。媽媽會把野菜和碾米磨麵產生的麩子攪拌在一起喂豬。豬從不不挑食，吃什麽都很香的樣子。長得白白胖胖，然後就被賣了宰殺。因此，兒時的我覺得豬很愚蠢。長大以後知道英國人叫它們 Live Stock，真是形象。家裏有養豬，養雞。但媽媽從未請人來殺豬或者殺雞。豬都是賣掉。雞都有名字，儼然是家庭的一員。以前雞是散養。我記得有一年我家一隻雞吃到了浸泡了毒藥的小麥種子，被毒死了。我很想嚐嚐雞肉的味道。但媽媽怕我吃了中毒，就把雞拿去埋了。
平反，落實政策
爸爸回來工作以後，家裏多了無休止地爭吵。很多事情都能成為爭吵的導火索，讓我非常煩惱。爸爸抱怨媽媽的一個主要原因是，1966年被趕回老家時，媽媽為什麽沒有去山西找他，而是帶著孩子們回到了農村。他一定感到憤怒，而這怒氣卻灑在了無辜的母親和孩子們身上。後來我考上初中，去威州寄宿，對我而言，是從精神上擺脫了一種痛苦。
80年代以後，包頭鐵路局開始落實政策。爸爸為了外公的事情，跑了幾趟山西、內蒙，還有一次去了陝西西安。我不記得是哪一年，外公被落實政策，並補發了1966年以來的工資和養老金。我在家裏聽爸媽說過，外公拿到了一萬多元補助款，每個月還有不菲的退休金。在當時的農村，那是一筆巨款。媽媽被外公牽連，也能落實政策。但媽媽之前沒有工作，所以沒有補助款。大約五年級時，媽媽和四個子女被落實政策，實現了“農轉非”。我們都有了城市戶口，姐姐們因此可以招工，去工廠工作。村裏收回了土地，媽媽因此擺脫了20年的繁重體力勞動。
學校記憶
2年級的時候，我降級了一次。即便如此，班上還是有一半以上的同學比我大1-2歲，還有大3歲以上的。農村教育之粗放，業務教育之混亂，可見一班。在學校裏，每年都更換一個老師。我的老師們都是村裏的民辦教室，還有一位是臨時代課教師。他們都沒有經受過專業的師範教育，沒有任何教育學，文學，數學，心理學，體育，美學或者任何學科方麵的專門學習。他們一邊忙著照顧農田裏的莊稼，一邊到學校給小學生們上課。課本是河北省統一印製的，識字的老師帶著，大概也能跟上書本的進度。每學期交幾元錢的書費，我記得有同學家裏就很困難，常常不能及時繳納。校園大約是一個籃球場大小，夾在兩排教室中間。有5-6個年級，每個年級20來人。
我記得一位老師曾經在課堂上罵一個同學說，”朽木不可雕也”。這是文鄒鄒的話，我很少聽到，所以印象深刻。後來有了兒子，我輔導 Kevin功課，才知道，孩子學不會，90%的概率是老師認知淺薄，又沒有耐心，以至於無法用兒童能懂的語言把粗淺的數學知識講清楚，讓兒童明白。我沒有批評老師的意思，隻想交代清楚我兒時的生長環境。好在我腦子不算太差，學習的內容對我來說也不難。還有一位老師是家裏的主要勞力，他來上課時，非常疲勞，經常趴在講桌上就睡著了。我們就正襟危坐，小聲的交流，不敢吵醒老師。這位老師沒時間做教學筆記，而上麵又要檢查。老師就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學為老師對著一本“教師參考書”，把內容抄寫在老師給的一個16開的本子裏，上麵檢查時，就冒充老師的教學筆記。這些事，對我是樂趣。受到老師的認可，能幫老師做點事，是開心的。
笑的回憶
小學的生活是快樂的。我認識了同村的更多發小。建生從小就很會講笑話，模仿人和事惟妙惟肖，能把我們逗得無比開心，哈哈大笑。小學上學路上，我就經常去建生家裏等他一起走。建生有3個哥哥，一個姐姐。行文至此，我才想起來建生和我一樣是家裏的老五，但他不是黑人。建生比我大一歲，個子比我高，坐在教室倒數第二排。老師不在課堂監督我們的時候，我就常常從第一排，跑到後麵，站在他的桌子邊上，仿佛有聊不完的話題，無比快樂。我兒時的笑聲，幾乎都是和建生有關。直到我上初中，高中，大學，研究生後，每次回家探親，都必然很多時間去和建生一起聊天，聽他講述兒時朋友的近況，村裏的事情。平凡的事經他敘述，常常就充滿喜劇色彩，我們就哈哈大笑起來。到我有了兩個兒子，帶孩子們回村探親。兒子們很驚訝周圍的人都認識他們倆。建生伯伯那時開了一個小超市，他們也印象深刻。
遊戲和武術
除了幫媽媽幹點農活，大多數時間我都在玩耍。下象棋是村裏老人們的娛樂活動，農閑時他們在大路邊擺上棋盤，廝殺起來。旁邊圍著一圈人，我偶爾也去看看，就聽到他們說“觀棋不語非君子”..... 其實，下期的人好像是不希望他們在一旁指點的。漸漸的，同學們就有開始玩，我也覺得有趣，發現了很多套路，比如馬後炮，雙頭炮 等等，和同齡人玩，常常能旗開得勝。
我小學4年級的時候，學校來了一位公派的趙老師。趙老師會武術，教三年級。趙老師那時剛剛師範畢業，印製了他在師範讀書時，描寫他習武，教授武術的文章，做成小冊子分給我們閱讀。那些文章，我至今還有些印象。後來我知道，那些文章有點像金庸先生的風格，講述了有趣的故事，很吸引人。趙老師在村委的支持下，創辦了“雛鷹武術隊”。我積極報名，老師就把報名的同學，聚集在他們班的教室裏，擠滿了人。老師在黑板上寫了“習武先習德”，給我們講述強身健體，扶危濟困的道理。老師還講了 “武”字，本就是 “止戈” 終止爭鬥之意。那時的我都懂了，幾十年後，這一點認知沒有任何變化。
出我意料，我媽媽非常支持我習武。冬天的晚上，村裏漆黑一片。我常常抹黑去校園的操場練習紮馬步，學習拳術。操場邊上有微弱的燈泡照明。第二天去上學時，大腿疼痛，難以走路。起初報名的幾十名同學，後來就剩下了20個左右，男生女生都有，我留了下來。後來，武術隊的拳術和器械練習，就成了高家峪的一個節目，過年時代表村子去臨近的村子“走會”，慶祝新年。”過會” 是井陘農村的一項傳統。每個村子都會在初四，到正月二十間選擇一天，做為本村的慶祝日。這一天，臨近的村莊都會帶著節目來演出助興，是各個村莊一年中最為熱鬧的日子。一般人家都會邀請鄰村的親朋好友相聚，晚上以熱鬧的村莊煙火秀結束一天的慶祝。因為是武術隊成員，我隨著走會，坐著村裏安排的拖拉機，去訪問過十幾個周邊的鄉村。參加走會演出的人絕大多數是成人，隻有我們是一群孩子，所以總是引起一些特別的關注。
少年時代結束了
生活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樂趣，5年級時我收養的一隻小羊是我唯一有過的寵物。伴著它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初中後我去住宿，媽媽照顧它很辛苦。然而，被人類喂養，隨著家人長大的小羊，不為羊群所接受，它似乎也不想和羊群生活在一起。初一的暑假，為了讓小羊去羊群居住，整整兩個月，無論烈日還是暴雨，我都陪它適應羊群，幫助它去過它該有的生活。對我來說，那是一次長期的戶外徒步經驗，牧羊人的樂觀，戶外知識都給我留下深刻記憶。
小學五年級時，本來要小學畢業。突然有一天，縣裏來通知說，我們要在本村繼續上六年級。5年級的老師就多教了我們一年。村裏的老師對教學的態度是認真的。那時候甚至還安排早自習課。我記得冬天6點起床，獨自一人在漆黑一片中走向學校的場景。六年級結束時要考試。我不知道外麵的任何事情，隻記得我在同學們放學後，有一次獨自一人在教室裏看學習資料的場景。值日的同學剛剛掃完地，塵土飛揚。凳子倒放在桌子上，有厚厚的一層塵土。我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書。不記得到底是在看什麽，想什麽。
小學畢業考試，我考了第一名。那是我唯一的一張獎狀，媽媽貼在家裏牆上顯眼的位置。
聯產承包的2畝2分地
1980年左右，農村實施了聯產承包責任製。我家分到2畝2分地，分布在幾個不同的地方，有旱地，有水澆地，還有在山坡上的貧瘠土地。2畝2分，大約1500平方米的土地上，種植玉米，小麥，土豆，紅薯，北瓜，白蘿卜，紅蘿卜，菠菜，茄子，西紅柿，芥菜，香菜，蔥，蒜，豆類，芝麻，大麻子，稷，等等，一家人生活下去必須的所有的作物。多年後，我在上海的小院子裏開辟了一個4-5平方米的菜園，純粹是興趣愛好，才算是親身體會種植生活。時令，選種子，育苗，施肥，除蟲，澆水，成長管理......等等，程序繁複，日複一日，兢兢業業，到了收獲的季節才能有所期待。生產隊解散時，我家並沒有分到任何生產資料。除了鐵鍬和鋤頭，幾乎沒有任何耕作工具。更不要說犁地的設備和牲口。播種和種植需要，我記得媽媽不得不向各家各戶去借各種生產工具的場景。鄰居也都不寬裕，媽媽又羞於張口求人。有了一定閱曆，我才理解那種糾結，難過，又不得不借的感受...... 完全靠著雙手和雙腳，純人力耕作。可想而知，媽媽當年在農村勞作，養活四口人得多麽艱難。用牲口犁地耕作，這可是華夏先民們幾千年前就做到的事！我絕對難以接受，我的媽媽在20世紀，是用近乎懲罰式的痛苦和辛勞，把我養育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