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不談道德與法律。因為現在的道德與法律,就是一夫一妻製。道德與法律,都是那些不在進行性生活的人創製的,而正在帶娃的父母,忙得四腳朝天,也沒有時間來製定道德與法律。製定道德法律,進而固化一夫一妻製的,絕大部分人的陰莖都處於疲軟狀態,手上也沒有孩子拉的屎。所以,這樣的製度,是有害於人類繁衍的。一夫一妻製就是一種計劃生育,一夫一妻製計劃生育隻有人類在實施,是人口危機的根源。那些隨便濫交的動物,比如老鼠,比如貓狗,絕對不可能出現人口危機。
伊斯蘭的婚姻製度,雖然在一夫一妻主義者眼中看來不“道德”,但是有兩個生殖優勢。其一,童婚雖然是不道德的,但是剛好能充分利用女性的每個月經周期。從初潮開始,女性的生育能力出道即巔峰。童婚讓女性最能生育的年齡,一直都有精子供應。其二:多妻製度。據我觀察,並不是每個男人都從內心需要女人。尤其中國男人,寧可和兄弟們一起打牌抽煙喝酒,也不願意和老婆做愛,做飯,帶娃。這樣的中國男人遠遠超過一半。給這些不愛女人的男人強塞一個老婆,就是一種折磨。不可否認的是,有少部分男人就是特別希望被女人環繞,天天做愛。多妻製度讓女人有機會遠離那些不願意結婚的男人,而合理合法地嫁給那些喜歡搞女人的男人。
當然,最利於生育的,還是部落群交,濫交製度。非洲的生育率為什麽比穆斯林還高,就是因為非洲仍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部落群交。其實在X平台上,我看見的免費露出陰部來的女人,相當大一部分也是黑人女性。我沒有看見一個穆斯林女性。穆斯林女性連臉都要蒙住,怎麽可能把陰部拿出來公開展示呢?不公開展示陰部,生殖能力就脫離了自由競爭的軌道。長此以往,穆斯林女性的生育力也會慢慢下降,降低到和東亞女性一樣的低水平。
“1952年2月4日,李銀河出生於北京,籍貫衡陽市衡山縣。1974年至1977年就讀於山西大學。畢業後擔任《光明日報》編輯,分配於史學組。同年與王小波相識。1978年,經友人介紹,前往國務院研究室。1979年,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科學研究。[2]
1982年赴美國,1988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發表《中國當代城市的婚姻和家庭》。同年進入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流動站(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流動站)並擔任教學任務。1989年,由同性戀研究開始進入性學研究領域,師從費孝通。199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2]1999年她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