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也未必能夠保證一生都是順風滿帆，春風得意。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些挫折、尷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機都是正常的。而高人與常人、偉人與凡人之間的區別，可能主要表現在麵對逆境時的策略是不是得當，而他本人又能否作到笑對尷尬，並努力走出危機的過程中。 作為上個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男人之一（1），毛澤東的人生之路並不平坦。但他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為各種艱難困苦所滯，並以其堅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奮的毅力和絕處逢生的智力走出險境，並成就了一番偉業。 當然，有些尷尬，其浸入內心的某種苦楚，也許是無法撫平的。有的困境雖然走出，其對自己的傷害並因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動而對別人的傷害以及對社會曆史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可能是沒有辦法徹底消除的。 尷尬是一種精神上的緊張、不協調和矛盾的狀態，它由外界作用於內心而形成。承受這種尷尬並努力破除這種尷尬，確實是一種人生的大學問。 毛澤東因其較大幅度的人讓姿態對中國曆史的深入參與而遭遇著各式各樣的反應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執著而受到相當的非議或抵觸。而且，明槍暗箭都會隨時襲來，這讓毛澤東的人生之旅無時不處在風險和挑戰之中。 毛澤東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彈性有度，絕地反擊。整整五十五年的黨內政治生涯，他忍受著、化解著、騰挪著、運籌著、迎擊著、推檔著、接納著八麵來風，並以其錚錚傲骨巍然屹立著。 本文試從毛澤東的一生中的十次相對嚴重的危機以及他對危機的處理中，感受毛澤東高人一頭的逆境攻略。 一、割據井岡山 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理論是從秋收起義開始演繹的，但這一起義卻險些如稍早進行的南昌起義和稍晚進行的廣州起義一樣淪於失敗。 當時黨可以號召和發動的工農力量沒有原來想象地那樣大，以舊軍隊為骨幹輔之於工農武裝的起義隊伍也沒有原來想象的那麽有戰鬥力，分散各處未經事先訓練和整肅的臨時發動的武裝也沒有原來想象的那樣富於組織紀律性。四個團中，第四團嘩變（2），其他三個團在會攻長沙的過程中都遭遇了強烈的抵抗甚至反撲。情急之下，認識到攻打長沙簡直就是一次以卵擊石行動的組織者毛澤東選擇了激流勇退。整頓隊伍，養精蓄銳，生聚教訓，以利再戰，是他清楚地看到敵強我弱的態勢後的第一感。於是，在經曆了重大犧牲和挫折包括陣亡了總指揮盧德銘和把一個師四個團縮編為一個團（隻有一營和三營）後，在進行了三灣改編後，在與井岡山的兩股政治傾向並不是如水一樣清澈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聯係並進行了相當誠懇和大方的公關交往（3）後，毛澤東的部隊在井岡山設立了後方醫院，並有了一個可以依托、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基點。在此之後，七百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東襲西擾，打下了井岡山周圍的寧岡、茶陵、遂川等城鎮，並建立起第一個工農政權。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大的一個“圈子”（高崗語）（4）或“山頭”（毛澤東語）初步創立。在這裏的近二年時間，羅霄山脈中段的這個在當時還不是很有名的所在，居然在後來走出了共和國十大元帥中的五位（朱彭林陳羅）。 從攻打大城市敗退山溝，這已經是逆境。但是畢竟，毛澤東用工農武裝割據的策略保存並壯大了這支武裝並藉此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而且，通過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根據地的策略也確保了紅旗可以打得長久。從邏輯上而言，這本來是一次對危機的英明化解，即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可是，毛澤東的作法被中央認為是逃跑或軟弱，因為其沒有貫徹原擬定的秋收起義會攻長沙的計劃和目標。於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補委員被免並因周魯傳言的扭曲而成為“無黨人士”的師長（5）。這無論如何對毛澤東是一次重大的打擊。 但毛澤東沒有因此而消沉，他隨即組織了與朱德部隊的會師和整編，並在紅四軍建立之初就擁有了五個團的工農武裝。再與彭德懷的平江起義武裝會師後，曾經在中國革命史上威風八麵並直接構成紅軍長征主力的紅一軍團和和紅三軍團的班底由此搭成。雖然在紅四軍七大上與朱德陳毅等發生較為激烈的衝突並並暫時退隱，但很快在中央（李立三和周恩來）的支持下官複原職並因為紅四軍九大的統一思想而讓“朱毛”紅軍逐漸發展為一支讓敵人分外頭疼的勁旅。在共產國際的名人錄裏，朱德和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最早享受上牆待遇的精英之選（6）。 在井岡山適應並運用成熟的遊擊戰爭法則在以後進軍贛南閩西並建立中央根據地的過程中也成為實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則。中央大員們的分批進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毛澤東任主席），在相當程度上認可了朱毛的割據哲學。毛澤東以他的忍辱負重和實事求是為中國革命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蘇聯道路的奪權道路。 二、寧都遭貶 比起鄂豫皖蘇區創始人許繼慎（北伐名將、葉挺獨立團二營營長）、曾中生等被錯殺（7）的慘狀，毛澤東雖然也在中央蘇區受到了長達三四年的排擠和冷落，終於還能保留臨時政府主席這樣的名義和政治局委員這樣的發言權，並因為被賦予了隨軍長征的資格而同時擁有了東山再起的機會，應該算是十分地幸運。 在成功地率軍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圍剿之後，在力主撤贛州之圍而在漳州指揮了一場漂亮的攻城戰（8）之後，在紅一方麵軍政委身份失而複得之後，在與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的軍中磨合已經取得相當的效果之後，毛澤東先是在蘇區中央主持的寧都會議上被項英、任弼石、顧作霖、張聞天等貶去兵權（9），又在黨的總負責博古進入蘇區後因長期糾“羅明路線”而讓毛澤東再次退隱後門家庭冷落。後期進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再也與“長於軍事”（10）的他無緣。 可毛澤東在終於贏得了政治失意後的天倫之樂後沒有自暴自棄。他一方麵抓緊時間養病、讀書和調研，一方麵不時地對外界施加影響比如代臨時政府駁斥關於“伍豪自首”謠言、公開幹預對肖勁光的審判、受周恩來之托去於都河考察“退路”（11）等。 毛澤東終於承受住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加之於他的各種磨難，並因為個人在共產國際和紅軍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響力，以及個人的積極爭取，而獲得了隨軍遠征的機會。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攜毛澤東長征，也是出於如果留下毛澤東可能會對留守的項英、陳毅不利的擔心（12）。可年輕的博古沒有想到的是，心計縝密的毛澤東同樣會對他不利。 長征途中，同樣病中的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三位在後期的長征中對博古們實現了全麵奪權（毛取得了軍事上的發言權、張當上了黨的總負責）的三巨頭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加上博古李德的慘敗，讓紅軍自出發前的八萬六千人一躍而減員至三萬多人，且長征策略機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靈動，由毛啟動而由王稼祥具體聯絡、發起的遵義會議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召開，因為三人的大力進攻和周恩來審時度勢下的附和（13），大局迅速逆轉。毛澤東再次掌握兵權並因此而開始涉足更多的權柄。 被張國燾和王明等強烈指斥為“不合法”（14）的遵義會議，在今天仍然有著許多神秘的麵紗沒有揭開。但是一方麵，毛澤東東山再起成為不可更易的事實；另一方麵，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黨務上的脫穎而出表示了認可（15），這就從根本的意義上確認了遵義會議的既成事實。 從湘江戰役中敵方戰報中相對擴大的數字加總也不超過五萬情況和王明所稱的諸多損失都是開了小差的說法（16）來看，再對應於劉英口述中所說長征前的大規模“擴紅”（17），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紅軍在突破湘江之後大量減員，非戰鬥減員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損失慘重的紅軍，在長征前進行了對蘇區的極大規模的擴紅行動，從而使得紅軍主力的紅一、三、五軍團的人數都達到了二萬人左右（18），這其中有著相當數量未經有效訓練和教育的新參軍戰士。在逐步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轉向外線後，許多新戰士因為貪戀故土並感到前途渺茫而選擇了回歸老家，這應該是長征初減員很大的一個原因。 但不管減員的具體結構如何，湘江之戰後博古因壓力過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狀態顯然讓毛澤東的反擊減少了許多對抗。在遵義會議上，雖然有一些人如鄧發表示了中立（19），但很少有人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辯論和抗爭則也是事實。李德一怒退出會場，不僅對保住博古無補，反而讓那些政治局委員和軍人增加了對他的反感。凱豐倒是為博古辯解（20），但可惜他的論據太容易駁倒而隻好說出“走著瞧”這樣基本上等於是認輸的軟弱之詞。 寧都遭貶時對毛澤東做出不利決策的幾個人，有的（如項英、任弼石）不在遵義現場，有的（張聞天）已經倒向毛澤東，有的（周恩來）同情毛澤東。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和協助周恩來抓軍事的助手（後來這種主輔關係逆轉），大大地洗雪了“前恥”。 三、毛兒蓋難局 在後來接受斯諾在保安的采訪時，毛澤東坦陳在與張國燾的第四方麵軍會師並險些遭遇兵強馬壯的四方麵軍的挾持的那段時光，是自己最為黑暗的日子（21）。老資格的、曾經被推薦為陳獨秀的接班人的、黨的六大上合法選出的政治局委員（紅一方麵軍中隻有周恩來與其同為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長）、黨的創始人中唯一接受過列寧接見的（22）、擁有八萬大軍的張國燾，成為剛剛從年輕的博古和不通中國國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權的毛澤東麵前的一道厚重的高牆。 疲師而來的毛澤東們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讓步。張國燾成了紅軍總政委，他的屬下陳昌浩、周純全成為中央委員，紅一、四方麵軍混編，一方麵軍的密碼本上繳，軍閥習氣和機會主義思想濃厚的張國燾開始無視那個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來性情隨和且有病在身、張聞天生性軟弱、博古元氣未複且年輕氣盛、毛澤東不願意把關係搞僵）做出的那個北上的決定並認為南下四川有利可圖（23）。經多次爭取無效，並意識到張某人的險惡用心，失望的毛澤東們隻好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這一無奈的選擇簡直可以用丟了夫人（楊尚昆夫人周伯釗）（24）又折兵（五軍團和九軍團）來形容。而且，毛澤東率一三軍團不辭而別北上，還被張國燾、李特等汙辱為“逃跑”（25）。 但後來在哈達鋪發現的陝北有紅軍活動的消息大大地證明了毛澤東們的英明。而挺進陝北並接近抗日前沿的說詞顯然與已經越來越高漲著的全國抗日高潮合拍。另外兩個因素也讓成功地驅逐了毛博張周後誌得意滿並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麵軍經營四川失利，兵力大損，相比於經過了東征西征後大大擴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麵軍而發言權大折；二是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極力協調一四方麵軍的矛盾並呼籲會師後的二四方麵軍北上。 西路軍的慘敗讓張國燾與毛澤東進行競爭的資本大傷。作為會寧會師前後寧夏戰役計劃的一個行動（26），張國燾的二個軍渡過黃河後因國民黨軍的分割而使之逐漸成為孤軍。這支擁有二萬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麵軍的五軍團（董振堂為軍長）、在張國燾手下大將徐向前和陳昌浩指揮下的西路軍在以後的作戰中被擁有騎兵之利的馬家軍擊敗甚至基本上殲滅。徐陳化裝逃脫，董振堂犧牲，隻有李先念率幾百人到達甘新交界處的星星峽而得保全。 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當年與紅一方麵軍會師時的軍事和政治優勢已經蕩然無存。在後來對他進行的政治鬥爭中，他的威望大傷。極度失意的他最後選擇了叛逃，這一作法使得他與後來的王明、林彪一樣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這樣，毛澤東再次以他的能“忍”渡過了危機，又以他強大的別開生麵的能力而掙脫了對手的競爭。 四、王明挑戰 同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委派和蔣介石的邀請而“從天而降”（27）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麵，就希望從毛澤東尚未穩定的陣營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著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確實獲得了相當的影響力。成為黨內不分高下的五大書記（張聞天、毛澤東、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28）和與延安中曲分庭抗禮平分秋色的長江局書記並得到了如周恩來、朱德、博古等許多人的支持（29）的人誌得意滿，甚至在武漢做出了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文章的舉動。 與這位欽差大臣的認識分歧一度讓黨內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亂。“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王明直接導致了新四軍發展中的畏首畏尾（30）。而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毛澤東則暫時處於守勢。 毛澤東的觀望和不時的辯論終於收到效果。在武漢的行動有許多沒有得到蔣介石的認可使得王明的統戰之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懷疑，而王稼祥從共產國際帶來的有利於毛澤東而不利於王明的共產國際指示讓王明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遭遇打擊。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來越遭遇了整風的掃蕩。他曾經主持的長江局撤銷並分化為中原局、南方局和東南局。劉少奇、周恩來、項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經的權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和蘇德戰爭的膠著兩大背景下，延安整風開始越來越指名道姓的對王明的清算。五十歲的毛澤東成為黨內負最後決定權的“主席”。王明在隨後雖一直是中共黨史的評論者（31），但已經不再對毛澤東構成政治上的威脅。 對王明的競爭，毛澤東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動一動的策略，並因了外界環境和路線實效性的影響而建立起勝勢。 五、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前後的毛澤東心情壞到了極點。 蔣介石是不是會投降日本人這一點判斷曾經讓毛澤東遲遲不能做出對路的決斷。如果蔣要投降，共產黨軍隊絕對不可以放任，主動出擊殲滅其有生力量是必須的，於是他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準備十五萬機動兵力備用。可蔣要降日，則國民黨對新四軍的包圍就可能順利地通過某些日占的鐵路和河流的這一顯性指標，又讓毛澤東為之困惑（32）。 蔣介石在這個時候可謂威風八麵，日本人、美國人和蘇聯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軍事收獲。即使是日、美、蘇的判斷也不準確，何況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隻是根據外顯的跡象進行判斷的毛澤東呢。 隻是汪精衛一派的投降反而讓毛澤東放下心來。他開始放棄了準備對付蔣介石的強硬對策而寄希望皓電和齊電隻是嚇一嚇（33）。他相對較為從容地開始處理新四軍軍部的北上問題。項英也開始因為毛澤東的猶豫不定而繼續拖延。就是在這樣的矛盾心境中，他認可了劉少奇的蘇北攻韓（34）並因此而更加激怒蔣介石和顧祝同。 可當毛澤東發現自己的判斷可能失誤而蔣介石即使不降日也願意與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騰出手來對時限過後“違反軍令”的新四軍施以重擊時，他的著急心情不可言表。他發電要求項英迅速組織北上，並開始僥幸項英們能夠選擇到一條安全地北上之路（35）。 當新四軍軍部期望先南下再東下然後達到北上目標時，他們發現自己已經處在七個師的包圍之中。“護送”迅速變成了“圍剿”，九千男兒被來了一次從戰法上看更象共產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聚殲。 新四軍軍部及六個團成建製的被消滅讓驚魂未定的毛澤東怒不可遏怒發衝冠，他甚至要求山東八路軍包圍沈鴻烈、蘇北新四軍和八路軍包圍韓德勤予以報複（36）。在蔣介石下達解散新四軍命令之年單方麵重建新四軍軍部的作法也似決裂行動。 但是，冷靜下來的毛澤東又開始認為取政治上進攻的方式更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著國際國內一片罵聲，共產黨參議員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的舉動讓蔣介石大為尷尬。而後日本人對湯恩伯部的進攻則更加讓他臉上無光。 失去了一個操作不利的項英和江南八千壯士（有一千多人突圍）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壯大和整備的新四軍，毛澤東有得有失。江南支點被奪使得後來的國共對壘的主戰場主要是在江北，陳劉主持新四軍軍各讓毛澤東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堅決的貫徹。 蔣介石也終於吐口“不會再有剿滅友軍之軍事”（37），十二條抗議雖然沒有實現，也終於算是打退了敵人的反共高潮。毛澤東從一種在很大程度上因為自己的判斷和指揮失誤而負出的重大損失中抬起頭來，得到了黨內同事們的支持而不是懷疑，這也讓他的自責減少而開始走出與國民黨破裂的雙敗危險。 如果說皖南事變前毛澤東還有若幹可以商榷的決策，則之後他采取的政治上反擊的作法則肯定是絕對的英明。試想，如果堅持以牙還牙，最高興的應該是日本人，且國共之間的名義上的合作關係再也無法修複，且在國際國內，共產黨人得到的同情也將淡化。更為緊要的是，縱使是日本人坐山觀虎鬥，當時分散各地且以打遊擊為主要作戰邏輯的共產黨軍隊也沒有戰勝蔣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變大大地讓毛澤東尷尬了一把。不過，後來歸蔣介石尷尬了。毛澤東雖然損失了八千壯士，可在勢上勝了。 六、陝北轉戰 解放戰爭中胡宗南部隊對陝甘寧邊區進行的重點進攻在最初表現出絕對的優勢。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撤出延安。雖東拚西湊但仍然僅有二三萬人的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的直接指揮（最初是確定由張宗遜來領軍的（38））下迎擊有二十三萬之眾的胡軍。 但毛澤東卻不想轉移到相對而言比較安全的其他根據地。他與同事們爭論再三，最後采取折衷之策，即將中央一分為三，劉少奇與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去華北，楊尚昆等中央後方委員會去山西，毛周任三大書記繼續留在陝北。 一支僅有幾百人的昆侖縱隊建立起來。史林（任弼石）和鄭位（陸定一）受命管理這支縱隊。毛澤東變成了李德勝，周恩來變成了胡必成。在時時處處都受到胡軍威脅的黃土高原上，毛澤東再次打開了“圈子”。 沒有誰能夠徹底說清毛澤東不願意離開陝北東渡黃河的想法。執拗與大無畏的解釋也許隻能有一點點的正確。他可能就是希望親眼看著胡宗南被中央總部和西北野戰軍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這種老家被端的尷尬局麵下去其他的“山頭”寄人籬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經呆了十幾年的紅都延安——因為他後來確實有過調陳賡部隊參與對胡宗南的對抗的想法。也許，他想到了當年被趕得隻好長征的那種尷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陝北並在危險的環境下指揮全國戰爭來顯現自己泰山倒於前而不變色的大將風度並以此嘲笑當年博古李德倉皇遠征的那種沉不住氣。也許，他還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擾你的南京”的驚險遊戲——他在期間確實多次策劃並指導了粟裕率一四六縱隊（即葉王陶）蛙跳式進入閩浙贛的計劃（39）。 當然，這更似毛澤東一向處理逆境的那種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讓、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氣餒。總之，毛澤東留在了陝北，在一麵躲避胡軍的追尋中繼續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並直接策劃西北的牽胡、擾胡、打胡行動。 麵對蔣介石的二翼重點進攻其餘戰區持守勢的戰略，毛澤東則針鋒相對地以兩翼牽製情況下的中央突破打亂蔣的部署。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次第南下，劉鄧部隊甚至攻入紅軍和新四軍多次開辟又迭次放棄的大別山根據地。而原擬使用於陝北的陳賡部隊和本可以用於山東戰場的華野主力打到外線，把戰場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與蔣介石的重兵集團爭逐於中原。加上東北和華北的騷擾性作戰，本來就不工於軍事的蔣先生立即處在手忙腳亂之中。 在西北戰場，毛澤東稱為蘑菇戰術的非典型戰法也讓胡宗南大為頭疼。青化邊、羊馬河、蟠龍等小規模殲滅戰以及鼓德懷化俘虜為新軍的作法，也讓胡軍大大地喪失著信心。 除了幾次危險降臨到咫尺之遙的遭遇（40）外，毛澤東在陝北這個自己的根據地裏有驚無險地遊行、旅行著甚至休養著，如小李村等多個村莊都曾經有過這位“李先生”長期駐足的印跡，甚至於還有過數次會議在他們的臨時“行在”裏召開，胡宗南並不能奈之若何。 轉戰陝北的日子理論上是刀光劍影，可從後來說來卻是一路灑脫。除了沒有什麽好吃的不得不總是在吃過黑豆之後迎來行軍隊伍中一聲接著一聲的放屁不絕，一年的轉戰之旅在毛周的機警加謹慎之下風平浪靜地渡過。一年之後，當西北大局即將確定，宜川大捷後重新拿回延安之前的數日，毛澤東戀戀不舍地渡河去了河北，準備他的蘇聯之行（因斯大林幾次建議而未在建國前成行，不過也因此多了在西柏坡指揮三大戰役的神采）（41）。 蔣介石和胡宗南是想通過進攻延安而讓毛澤東尷尬一回的，可他因為毛澤東的強硬和智慧而最終將這尷尬留給了自己。毛澤東離開後不久，動作越來越大的國共會戰便從濟南開始而後是東北、淮海和平津，直到把蔣先生長江以北的主力兵團盡數囊括。 七、赴蘇困境 後不久即興衝衝的赴蘇之行差一點因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變成一次空手而歸的純粹賀壽之行，毛在得到了表麵上很隆重的接待和“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個“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並沒有眉目。毛澤東陷入一種一天裏隻有吃飯、拉屎、睡覺的單調而尷尬的處境中（42）。 是一些西方國家表現出的與中國建交的傾向和“毛澤東在莫斯科被軟禁”的傳言讓斯大林開始換一種思維來認識毛澤東的價值和使命，訂立新約的工作才開始。周恩來的後期抵達，使得這次中蘇訂約進入實質性階段。 毛澤東從斯大林的口中得到了短期內不會再有大的戰爭可以投入足夠的精力抓建設的提示或承諾，也將從雙方訂約中得到一些百廢待興的中國所需要的安全保護和保證。但是，比較而言，新約並沒有比舊約為中國這個領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經過國民黨方麵主持下的公投認可了外蒙獨立的這一事實不再可能逆轉，新疆和東北的特別利益再次給予蘇聯（43）。 主權上的失落感也讓毛澤東在十幾年後（六九年中蘇領土紛爭）開始通過反思老毛子對中國領土占領的舊事而在秋後算斯大林的賬。這一點也說明，毛澤東的第一次赴蘇之行並不是滿載而歸。 在很大程度上，中蘇新約和與蘇貿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債，以及後來的抗美援朝從蘇聯方麵購入的軍事物資的積久舊賬，給共和國背負了沉重負擔（43）。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蘇聯老大哥”所賜。在建國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邊倒”國策，因為過於傾向蘇聯而必須承受隨之而來的負作用。 八、大將軍發難 做為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十大元帥之一（排名第二），身兼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絕對算得上是共和國的大將軍。彭和毛的關係也並沒有那麽默契或和睦，從井岡山到廬山會議，二位湖南人之間互相罵罵娘也是尋常之事。 可在大躍進實質上已經走向失敗、毛澤東也準備糾左即反冒進的情況下，大將軍的罵娘之舉則因為毛澤東的敏感和多疑而在基本上十分正確的情況下而觸了黴頭。口才粗魯而又文墨粗疏的彭大將軍盡管握有連毛澤東也已經準備默默認可的真理，但因為遭遇了國際上的波蘭、匈牙利之亂和蘇聯領導人對中國諸項政策的不滿、國內反右擴大化大失知識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澤東本意、大躍進因為上麵的高指標和下麵的浮誇而搞的一團糟而讓毛澤東心思煩亂的特定環境，大將軍的“萬言書”（實際上隻有三千多字）一時間成為毛澤東轉移視線甚至排解憤悶的出氣筒，跟著他“起哄”的一幹人馬如黃克誠、張聞天、周一舟甚至田家英、李銳也被毛澤東安了一個“軍事俱樂部”的名義拿下（44）。 多少次都能夠清晰理解毛澤東意圖並有公共場合堅決維護毛澤東威嚴的林彪這位正宗的毛澤東嫡係取代彭大將軍而成新的國防部長。可能因為那位粗豪將軍一時興起發動“兵變”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澤東雖然在一個不太合適的場合采取不太合適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權解除，但是畢竟，這在一定程度上擔心“槍杆子”發生問題的那種憂慮解除。 在準備對彭大將軍采取反擊行動之前，毛澤東觀望並思考了好幾天。即使是在他在大會上反駁彭的意見書並威脅“解放軍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紅軍”時，他也並不是特別有把握大將軍方麵“兵變”的傳聞是不是屬實。但足以讓毛澤東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窮其一生，掌握兵權或相當政權的反對者從張國燾、彭德懷到劉少奇、林彪都沒有對他采取實質性的反擊行動。不管是隱忍未發（張國燾）還是顧全大局（劉少奇）或者是行動未遂（林彪），還是如彭德懷一樣所謂的兵變隻停留在謠言階段，毛澤東都作到了有驚無險地懾服對手。 但搞掉大將軍這件事本身雖然並沒有特別大的抵觸，但消極影響卻持續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懷出任大三線的副總指揮，黨內為彭大將軍平反的聲音一直不絕（45）。 原因很簡單，他的萬言書並沒有說錯。而且，因為廬山會議上因為把糾左變成反右，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造成的負麵影響更為加劇。後來，彭德懷寫了一個更長的報告，用更多的實例再次證明自己的正確，多方麵的懷疑、不信任、要求承認錯誤的壓力就一直對毛澤東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強的毛澤東即是在這個時候也不願意親口承認錯誤。他采取了一些比較含蓄的方式認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於二線生活、不再過多地幹預一線的決策並默默接受了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說的彭德懷寫信反映意見並不是錯誤的說法（46）。 九、七千人大會 親耳聽著、親眼看著劉主席報告中說到大躍進的錯誤觀點是三個指頭（毛此前隻承認一個指頭）、向中央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不是錯誤，並且至少在心底裏極不情願地向這次開到縣委的五級幹部會議（47）公開承認在大躍進中的錯誤，這真是一次公開的尷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線觀（即把黨內路線區分為毛澤東正確路線、左傾路線和右傾路線）力排眾議、旗幟鮮明地維護了毛澤東的權威，毛完全可以把這次退居二線後簡直就是任人擺布的認錯大會看成是自己的“滑鐵盧”。 七千人大會前後數年裏對一線主持者（主要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滿終於在未來的一天發泄了出來。尷尬之後的等待終於迎來了一個合適的時機。關於四清運動的分歧在毛劉之間公開爆發（48）後，毛澤東開始準備在一個合適的機會裏解除與羽毛豐滿後的劉的二十來年的同盟關係。 此後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如願以償。毛劉的決裂可以部分地比擬太平天國裏的洪楊決裂，不是楊秀清或劉少奇缺乏治國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澤東太不容人，實在和楊秀清與劉少奇在治國中確立了巨大的威望後不自覺地對看似虛位的“一把手”表現出的怠慢甚至無禮有關。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中有一百零四處說到毛澤東的名字而八大的報告中則降低到了四次（49），在延安已經發表過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後來編輯《劉少奇選集》後劃去了毛澤東的名字，還有一些毛澤東認為很重要的會議不邀請他參加，這些都可以視為兩個主席失和的間接證據。從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來的同盟關係，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以劉少奇靠邊為標誌而徹底結束。 文化大革命這項巨大工程中的一個微觀方麵，就是毛澤東對分出一線二線後的大權旁落的全線收複。毛自己都承認了自己在經濟上的不夠內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來也內行不到哪去的一線主管把他邊緣化的努力。劉鄧陶、彭羅陸楊等相繼落馬，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惡氣也終於可以出了——盡管代價十分巨大。 十、林彪夜遁逃 也許同毛澤東建國後的位高權重和年事已高有關，毛澤東後來的逆境策略越來越減少了低調和忍辱的表現而反映為寸土必爭甚至錙銖必較。 一直在公開場合嚴格維護毛主席威嚴的林副統帥終於還是沒有如願以償地實現順利交班。他剛剛表現出對“國家主席”這一曾經由劉少奇擔任、在相當程度上掌握了國家和軍隊（憲法上國家主席也是“武裝力量總司令”）的權力的位置的覬覦，毛澤東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極其冷峻地飄了過來。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提及設置“國家主席”之議的所有林彪“山頭“的人都遭遇了嚴厲地批評，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機的汪東興（50）。 毛澤東對此的窮追不舍收獲的是林彪的委屈和反感。他已經清楚地感受到了張春橋力量的上升和自己接班的渺茫。他在策劃“五七一”（51）和謀害B—52（52）未遂的情況下選擇了叛逃。 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林葉夫妻，用一種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結。而親密戰友的叛逃之舉讓毛澤東的神經受到了深深的傷害。多種病相加並經常在夢中喊出“親密戰友”、“副統帥”等語的他（53）顯然無法理解這一痛變故並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絕路的過程中應該承擔什麽責任。 兩大接班人相繼以不同的方式與自己決裂，這讓毛澤東受到了太大的打擊和刺激。他對戰友們的信任降到了曆史最低點。而對接班人的選擇和培養也越來越不英明。起初是準備同時起用老幹部鄧小平和新幹部王洪文並希望由老幹部輔佐新幹部的方式實現政權接力，但後來發現造反出身的王洪文迅速投入江青集團，而鄧小平則拒不接受請他主持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任務。政治局內在林彪集團衰落後仍然有兩大山頭強烈對抗，這種對抗甚至引發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前的大規模集會和含沙射影的詩詞大會。失望中的毛澤東同時放棄了鄧王二人，而開始考慮以處在中立立場上的華國鋒主持大局。但是可惜，毛華之交仍然未能如毛所願“你辦事我放心”、“照過去方針辦”，他所選擇的第四組接班人仍然未能經得住政治風流的考驗（54）。 林彪叛逃加劇了毛澤東的衰老和走向天國的進程。也許，發生在他七十八歲這年的這場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沒有走出的難局。在後來的五年裏，他做出了許多錯誤的判斷和不合常規的決策。這五年裏的毛澤東，一方麵表現出與蘆荻談詩說文時的才情飛揚，一方麵也表現出對各位同事的半信半疑。他同時打擊了文人和武人兩大集團，卻也沒有投入足夠的實質性措施樹立華國鋒們的威望。 忠心耿耿的周恩來先毛去世，這也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周恩來留在人們心中的潔白之品（55）。在毛澤東去世後，隻好在冥冥之中期望握有兵權的葉帥（56）能夠對華主席多多關照了…… 毛澤東在其一生中遭遇了許多次尷尬的場麵，幾乎都在他舉重若輕的高妙手段下輕鬆化解。但是比較而言，上升期的他處理逆境的手段更為瀟酒，而高峰期的他處理危機的手法則偏於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