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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麵積達4463萬公頃；1960年，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後最嚴重的災害，受災麵積更是達6546萬公頃，居建國以來首位；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災害，受災麵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由此而來。以《xx春秋》雜誌為代表的曆史虛無主義者顛倒黑白，將這三年稱作“風調雨順”，完全是罔顧事實，但本文並不想就這個問題專門展開。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山西的受災程度居於全國前列。1960年，河北、山東、山西的受災程度最為嚴重，受災麵積占耕地麵積的60%以上。與之同時，山地眾多的山西的農業自然條件是極其惡劣的，但是，山西卻並沒有發生在四川、河南、安徽出現的大麵積饑饉現象。考察三年自然災害的曆史，我們不得不認真審視陶魯笳主政的山西是如何應對這場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自然災害的。
由此可以看出路線和人的重要性，有了正確的路線、有了真正掌握辯證法、真正願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幹部，一切困難、一切問題自然也能迎刃而解。
曆史虛無主義者往往將三年困難時期出現的問題的責任推給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1961-1962年還曾出現過“三自一包”的爭論，這些成了曆史虛無主義者詆毀毛主席的素材。然而一項截然對立的事實卻是，順利戰勝自然災害的山西，它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走在全國前列的。
山西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曾提出過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小農經濟發展的前途。關於農業合作化的重要性，毛主席在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中指出，“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
毛主席延安時期的論斷在有著很好的抗日根據地傳統的山西最早得到了落實。組織農民一直是我黨的基層組織的重要工作，抗日戰爭時期組織農民的重要目標是發展生產。1940年代初，山西老根據地的“生產互助組織”就已經開始大麵積出現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山西就開始在老解放區試辦合作社，解決已經創辦近十年的生產互助組織的軟弱渙散問題。而當時，陶魯笳主持的山西省委與劉少奇以及華北局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劉少奇認為需要先有機械化再有合作化，而山西省委的陶魯笳則認為可以通過合作化推動先進技術使用，可以在沒有機械化之前推動合作化。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陶魯笳的意見，毛主席基於對農民組織力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肯定，認為對勞動的分工組織同樣可以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通過這場爭論，山西的經驗得以向全國推廣，逐漸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
新中國成立短短幾年時間，經過山西人民的努力奮鬥，山西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在幾乎為零的基礎上形成了太原、大同兩個新興工業城市。到1957年底，山西已有農業生產合作社21164個，幾乎都已是高級社，入社農戶348萬戶，占全省總農戶的99.9%。山西率先完成的農業合作化，徹底改變了個體農業分散經營的狀況，大大提高了農民積極性。組織起來的農民，在水利建設、肥料、品種改良、農業機械化等方麵均取得了巨大進步。1957年底，全省灌溉麵積達到988萬畝，超一五計劃指標81.6%；在遭遇1957年旱災和霜凍災害情況下，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了8.6%。
50年代初期山西農民的組織化，不是源於人們一般認為的因國家工業化而致的統購統銷，而是農民對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前途有確信，相信組織起來可以實現增產和全麵進步。農民不是按照上級要求“不得不組織”，而是在黨的領導下做到了“我要組織”。對於怎麽提升互助合作組織，雖然山西省委有自己的設想，但是它是通過黨的基層組織，去和群眾商量，通過試點，在教育引導中形成農民共識。
因而，山西農業合作化的一項重要經驗，就是在充分發揚民主和黨的領導基礎上，確立起了農民主體性，將農民充分組織起來了。這項經驗在應對三年自然災害的過程中，同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難時期山西農村的抗災救災運動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山西，可以說是旱澇相欺，旱災、雹災、洪災相連不斷。1959年山西南部連續幹旱50~80天，受災麵積1163萬畝，其中一百多萬畝顆粒無收；1960年又形成春夏連旱的局麵，受災麵積達到4034萬畝；1961年1~6月，山西大部分地區又出現冬春連旱問題，晉中、雁北、忻州情況尤為嚴重，400萬畝春播作物延遲播種或根本無法下種。旱災發生的同時，1959年7-8月，北中部暴雨成災，水庫衝毀、房屋倒塌、糧食被衝走；1960年、1961年的7-8月份，局部又接連暴雨成災，雖然時間較短，但引發的地質災害造成的毀壞性極大。這三年山西的雹災也頻繁發生，僅1961年就降雹42次，其中三次特大雹災，主要時間發生在6~9月，給秋收作物造成巨大損失。
三年期間，山西省受災麵積達到353.3萬公頃，其中1960年受災麵積4561.4萬畝，而當年播種麵積為6197萬畝（其中糧食作物5810萬畝），受災麵積高達73.6%，受災嚴重程度甚至超過河南、四川、安徽等省，糧食產量銳減。
不過，從上表我們也可以看出，山西省除了1958-1960年糧食產量逐漸減少，1960-1962年卻開始緩慢恢複，這得益於山西省委領導山西人民進行了有效的抗災、救災運動。
在山西的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山西省委就派遣幹部深入災區了解災情，並成立生產救災委員會，製定一係列抗災救災政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陶魯笳領導的山西省委積極貫徹了毛主席製定的“依靠群眾，依靠集體，生產自救，互助互濟為主，輔之以國家必要的救濟和扶持”的救災方針。
1960年7月，山西省委抽調150名領導和3400名幹部，分赴晉北、晉南、晉中和晉中南組織抗旱；1960年7月，晉南地委根據糧食減產的預計，主動給省委提出減少征糧，並很快獲得批準；汾河地區在1959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依靠人民公社，充分發揮了組織、協作精神，出險幾小時內就展開了救生、搶修、巡排工作，兩天內就降伏了大洪水……
同時，從山西省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撥出了大量救濟款，幫助農村災民渡荒。救濟款的發放並未按照形式上的平均主義，而是以合作社為單位，優先分配給真正有困難的群眾，社員民主評定救濟款發放金額，再由鄉一級審核下發。
針對糧食短缺問題，山西省委充分發揮全國一盤棋的優勢，糧食調撥有進有出，總體是一年調出，兩年調入，積極開展生產自救運動，盡力減少從省外調撥糧食，減輕兄弟省份的壓力；同時提出“豐產區補給”的措施，積極進行省內調撥，共渡難關。
因為普遍的口糧不足，導致人們營養不良，很多人患上了各種疾病，導致1960年死亡率略有上升。當時農村主要是浮腫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閉經、子宮脫落等四種疾病。山西省委高度重視“四病”治療，從省到市級醫院抽調出4670多名醫務人員，會同農村的3.5萬醫務人員組成防病滅病大軍，深入到各個合作社，開展醫療救助。到1961年底，山西省浮腫病發病率比一月份降低了99%，治愈率達96%。
在抗災救災展開的同時，山西省委領導農民積極開展生產自救，群眾自發提出了“群眾智慧管無窮，獻計節約辦法多，三挖兩按一大抓，國家隻供三萬斤”的口號。在山西省委的號召下，山西各地農民勒緊褲腰帶，普遍自發地開展起了小秋收運動，提出“以菜代糧”、“以果代糧”的口號，利用農事空隙和假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組織社員采集野菜，廣種瓜果，同時廣泛開展防毒教育，防止誤食中毒。小秋收運動最終取得了巨大成績，對於農民生產自救，渡過災荒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時，山西省委及地方政府積極深入抗旱第一線，領導災民充分發揮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的優勢，開展超產增收、補種搶收的“五補”運動，加緊田間管理，提高收成。
在全國很多地方出現“五風”泛濫、頭腦發熱的情況下，山西省委卻能保持著清醒的認識，根據本省受災狀況，製定了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救災措施。
1959年鄭州會議開始，毛主席就著力“糾左”，然而他的正確主張卻貫徹不下去，不得不通過“黨內通信”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在四川、河南等地，毛主席的“黨內通信”都被押著不下發。直到1961年1月中央公布的《關於目前農產品收購工作中幾個政策問題的規定》，廣大領導幹部才正視了“高征購”的問題。然而，山西省委不盲目跟風、追求政績，在1960年農村剛剛出現糧荒時，就已根據本省情況，開始執行“遭災減免、增產不增購”的政策，保證農民口糧。類似的還有公共食堂的問題，在《農業六十條》還在討論的過程中，山西省委就已經允許自動撤掉了一部分公共食堂。
在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的這三年，除了在1960年死亡率稍有增加，山西省的人口死亡率並未出現太大波動（下表人數單位：萬人）：
對比河南、安徽、四川出現的嚴重問題，山西人民的救災運動能不說是取得了巨大勝利嗎？
“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
而山西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農民主體性塑造的結果，使得上至省委、下至生產合作社，能夠齊心協力，共同麵對困難，社員鬥誌高昂，很多合作社的出勤率達到了98%以上。這種景象與河南信陽地方官僚層層設卡，阻止基層幹部和群眾向上反映問題的場景截然相反，毛主席憤怒地將信陽事件稱為“反革命複辟”。
同樣是麵對曆史罕見的三年自然災害，為什麽會出現這樣大的差異，為什麽河南、安徽、四川會出問題，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路線和人的差異造成的，是這幾個地方的“人”出了問題。
被毛主席親切地稱為“山西人”（事實上毛主席很清楚地知道陶魯笳是江蘇人）的陶魯笳同誌，1917年生於江蘇，1936年參加革命。解放後，陶魯笳在山西省委擔任書記，1953年開始任第一書記。從1953年到1965年，陶魯笳主政山西12年，跟毛主席接觸不下40次。1964年3月，陶魯笳最早向毛主席匯報了大寨和陳永貴的事跡，在毛主席提倡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陶魯笳同誌晚年出了一本書，講述毛主席怎麽言傳身教、手把手地教他當幹部，他又是如何在聆聽毛主席教誨、同毛主席談話、聽毛主席開會講話的過程中，感受到毛主席身上“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優良傳統，和他那獨特、卓越的領導方法、工作作風與學風、文風”的。
例如，關於毛主席聽匯報的特點，陶魯笳就深刻感悟：“毛主席聽匯報，最不喜歡匯報人念稿子。他最喜歡聽那種開門見山，反映新情況，提出新問題，發表新見解，有虛有實，以虛帶實的匯報。對於新問題、新觀點，毛主席總是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風格，借題發揮，大發議論，談笑風生，古今中外，無不涉獵，使人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跟著毛主席的宏論而拓寬了、提高了，使人感到每次匯報的過程，就是一個提出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的生動活潑、高潮迭起的過程；使人感受到毛主席主持匯報會的精湛的領導藝術。”
從山西當年一係列的救災舉措中，我們不難看出毛主席一貫倡導的路線與政策的影子，“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實事求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山西抗災救災的成功，恰恰是忠實貫徹毛主席正確路線的結果。
難道毛主席僅僅手把手地教過陶魯笳嗎？當然不是！
事實上，三年困難時期，除了西藏，全國均出現了曆史罕見的自然災害，山西是抗災救災成功的典範，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人民公社的全新組織體係下，中國曆史上一遇天災就“餓殍遍野”、“十室九空”，甚至導致朝代更迭的情景並沒有出現。除了河南、安徽、四川等五風泛濫、官僚主義嚴重的少數地方發生了比較嚴重的問題，總體來說，中國人民成功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
所以，根本的差異是陶魯笳在山西忠實地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有的人則是完全背離了毛主席一貫倡導的正確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