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趕出北京那10萬人的悲哀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新華印刷廠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我父親由於曆史上有汙點－－他參加過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任少校教官。－－遭到紅衛兵的批鬥。他在工廠被關了近一個月。 9 月的一天，父親突然在三個年輕紅衛兵的押送下，回到家裏。紅衛兵向我們全家 宣布：三天之內，全家滾出北京！
三天？我們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問：怎麽，我們子弟也走嗎 ? 對，紅衛兵厲聲對哥哥喝道：全家都滾蛋！一個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塊去新市委群眾接待站上訪。新市委接待站聚集著一大批遣返對象的子女，他們中有些人還佩戴著紅衛兵的袖章。這些子女異口同聲說他們已同反動家庭劃清了界限，正在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們一塊遣返，不是把他們往反動陣營推嗎 ? 接待站的同誌一聽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匯報。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訴我哥哥他們：政治表現好並且經濟上能夠獨立的黑五類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於年齡小，經濟上不能獨立，隻好隨父親一塊離開京城。讓人不解的是紅衛兵也不知道把我們家送往何方，他們隻是見別的工廠開始遣送黑五類，他們怕落後於形勢，便匆匆地訂下了驅趕黑五類的時間表。不過紅衛兵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要把我們送到鄉下去。因而他們命令我們少帶東西，幾個鋪蓋卷、幾雙碗筷就足以了。他們還讓我們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褲子，棉襖棉褲也必須是黑色的。說這是統一規定，若不執行規定北京站革命群眾根本不讓上火車，還可能被革命群眾痛打。
我們按照紅衛兵的要求，處理了所有的東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輛吉普車開到了我們家門口。在一陣四類分子滾蛋了！的喊聲中，我們一家在紅衛兵的監督下，戰戰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車。吉普車很快駛離了我們住了十幾年的緊挨著元大都土城牆的小院，我的心一陣發冷。北京，別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邊了！再也看不見你了！
吉普車開到了北京火車站，我下車一看，嚇了一跳：滿廣場都是穿著舊軍服、腰紮武裝帶、手裏拿著皮帶、木棍的紅衛兵，足有幾萬人。廣場中間有一條窄窄的通道，跟我們一樣穿著黑棉襖、黑棉褲的黑五類扶老攜幼在這條通道裏慢慢蠕動著。紅衛兵們不時舉起皮帶、拳頭朝黑五類砸去，黑五類躲得了這邊，躲不了那邊，一副悲慘相。
看到這情景，我父母想往後退，但押送我們的新華印刷廠紅衛兵不答應。說早晚得過這一關，而且火車很快就要進站了。沒辦法，我們三口人隻好硬著頭皮往前走。還好，連走 30 多米都沒挨著皮帶，紅衛兵站在兩旁隻是譏笑我們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襖。由於時間緊，我母親隻用大針縫縫就給我們爺倆穿上了，所以棉襖很不合體。我父親的棉襖一邊長一邊短，袖子還掉了下來；我的棉襖又肥又大，後邊還撅著。引得紅衛兵們一陣大笑。
但快到進站口時，情況有點不妙。我們前邊的一對老夫妻被紅衛兵截住了。紅衛兵開始搜他們的身，當搜到那老婦人時，老婦人有些慌亂。紅衛兵立刻警覺起來，挨個口袋翻查老婦人的衣服。突然，一個女學生翻出了一疊鈔票，她立刻變了臉，吼道：誰讓你藏現金的？沒看見我們的布告嗎？黑五類不能帶任何貴重物品上車。你為什麽違反規定？這時那黑五類老頭扭過臉說：這都是我們近幾個月的工資，到鄉下要花錢的。好啊，你敢頂撞我們？！那女學生立刻朝老頭舉起了皮帶，隻聽啪的一聲響，金屬皮帶環打在老頭眼眶上，頓時鮮血如注。老婦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幾個紅衛兵死死拉住。打！隻聽一聲喊叫，十幾個紅衛兵一齊朝老頭撲來，棍棒、皮帶雨點似地落下。老頭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紅了他的衣服，連地上也汪了一灘血。他的臉腫得嚇人，紅衛兵停下手後，把他像拖死豬似地沿著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經嚇傻了，呆呆地不知該怎麽辦。一個女學生大喝一聲：滾！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動。但沒走幾步，不知哪個學生喊了一聲：這是地主婆！於是老婦人遭到了四麵八方唾沫的襲擊，學生們爭先恐後朝老婦人身上啐。老婦人身上臉上頭發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隻是嘴裏一個勁兒地喊：饒命！饒命！
厄運終於也落到我們家頭上。我父親由於走在前麵，腳步快了一些，學生們立即截住了他，一陣拳打腳踢。隻是由於我父親嘴裏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紅衛兵才放過了他。接著是我母親，由於紅衛兵從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錢，幾個女紅衛兵揪著她頭發往地上撞。要不是後來廣場上突然響起了紅衛兵指揮部的緊急廣播，我母親必死無疑。就這樣她的眼睛都睜不開了。上站台時得我牽著她。
上麵這個人的回憶，真切地描繪了當時遣返運動的情景。由於遣返對象大都是下層人士，所以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籍中很少介紹，文革史學家關心的隻是某些大人物與知名人士在文革時的遭遇，對於成千上萬普通黑五類的苦難，他們是不屑一顧的。其實普通百姓的淒慘苦難，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廣的不幸。
---（本文摘自 1996 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 50 萬字，由金汕與方正、孟固、陳義風合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