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

15.1 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

日本的國門，是1853年被美國人轟開的。 在此之前，日本雖然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極深，但是社會組織，卻是和歐洲舊文明類似的封建製度。天皇的地位，和中國春秋時期的周王有些相像，實際號令天下的，是德川幕府。日本的武士集團，比對中世紀歐洲的騎士，是維護各地封建領主統治的主力。明治維新，不是天皇放棄集權搞憲政民主，而是他利用社會變革，洋務運動，推翻德川幕府。日本的維新，簡單講就是全盤西化。別人作業做好了，放在那兒，抄這個作業，除了德川幕府，對大家都是好處大大的，所以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一起改，從1868年天皇發表五條禦誓文，到1888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比對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製度，短短二十年，日本就脫胎換骨，成了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軍事經濟實力，突飛猛進。日本一強大，中國人相對太平的日子，就到了頭。

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全盤西化不同。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在中國的實踐，到了大清朝，文治武功，都是前無古人。 所以中國人有文化自信，製度自信。 洋人厲害，不過是奇技淫巧。中國向西方學習，該學的學，不該學的堅決不學。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的道德倫理，集權的社會製度，堅決不能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在當時的中國，沒人有異議。事實上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都還相信比對西方文明，中國文化集權製度有優勢。

甲午一戰，中國完敗。清廷和民間，拿中日兩國的洋務運動做比較，反思檢討中國失敗的原因。 一比較，一目了然，中國的問題，是治標不治本，沒有引進西方的思想理念和社會製度。於是朝廷內部，就有了變法圖強的聲音。光緒在慈禧的默許下，說幹就幹，信用康有為梁啟超，抄日本人的作業，搞起了戊戌維新。

當時的中國，民智未開，沒有實行如此規模宏大的社會改革的民意基礎，所以維新變革，隻能自上而下。變革要成功，必須有慈禧的全力支持推動。慈禧對變法的基本態度，是支持不是反對。 即使在如何變的問題上，她與康梁，也沒有根本分歧。比如光緒罷免頑固派剛毅的內閣大學士，慈禧是認可的。再比如變法失敗後，有人指責李鴻章同情變法，是康梁同黨，慈禧當麵問他，李鴻章回答，說如果同情讚成變法就是康梁同黨，把我算進去，也沒錯。後麵沒說出口的，是如果這麽算，你也是康梁同黨。然而，一下子要滿清朝廷，搞滿漢平權君主立憲，她下不了這樣的決斷。

康有為梁啟超卻以為變法受阻，是因為光緒的權力不夠大。他們異想天開，居然派譚嗣同去策反袁世凱，謀劃兵變想推翻慈禧。戊戌以後，慈禧最恨康梁，不是恨他們的政治主張，而是痛恨他們離間她和光緒的母子關係。後來經過了義和團八國聯軍，慈禧痛定思痛，下了變法維新的決心。她晚年實行的政治變革，各種舉措，包括興實學廢科舉，走得比康梁更遠。隻是她終究敵不過權力的魔咒，君主立憲這一步，怎麽也邁不出去。到她死的時候，滿清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搖，窮途末路了。

把滿清王朝送上末路的，不是東洋西洋鬼子，而是孫文革命黨。甲午海戰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興中會。興中會的成立，與甲午戰爭，中國敗局已定同步。戰爭還沒有結束，孫中山就去日本謀求財政武器支持，籌劃發動廣州起義。孫文革命黨的根本主張，是中國要富國強兵，必須向日本學習，搞政治變革。但是滿清是異族，指望清廷搞滿漢平權，民權政治，君主立憲，是緣木求魚。中國要富國強兵，障礙攔路虎，不是西洋鬼子，也不是東洋鬼子，而是滿清政府。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的政治氛圍，算得上祥和，孫中山和他的革命同誌，縱有這樣的認識思想，海內海外，都沒有市場。但是甲午一戰，清廷三十多年的武備，毀於一旦，後麵戊戌變法失敗，義和團八國聯軍之禍，再加上清廷的君主立憲，一拖再拖，使中國新一代的青年知識精英，全盤接受了孫文的革命主張。大家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武裝起義，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清廷原本指望著用來抵禦外辱對抗列強，在全國各地建起來的新式軍隊，不是造反就是逼宮。於是1911年武昌起義辛亥革命，革命黨和袁世凱聯手，武漢的新軍造反，袁世凱的北洋軍逼宮，推翻了滿清王朝。

富國強兵分兩步，第一步是推翻滿清朝廷；第二步是建立民權政府。現實的考量，在大家的意識中，第一步是原創，第二步是抄作業，民權革命，先難後易。但是事實是破舊易，立新難。革命黨十幾年致力於驅除韃虜，對民權政治，包括孫文自己，也隻是一知半解。中國兩千年集權專製的傳統，根深蒂固，袁世凱滿腦子帝王思想，把清帝遜位，當做了又一次王朝更疊。孫文的革命同誌們，辛亥革命前，無權無勢，大家一腔熱血，革命成功了，各人就有了現實利益的考量，所思所想的，就是如何擴大自己的權勢。如果袁世凱和國民黨同心合力，民國還有些希望，但是以宋教仁被暗殺為轉折，國民黨和袁世凱決裂，接下來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稱帝也失敗，群雄並起，天下大亂，中國就成了一盤散沙，民國的議會民主製度，成了不中不西的四不像。向日本學習，搞西式民主的嚐試，徹底失敗。後麵孫中山不屈不撓，從頭來過鬧革命。 辛亥革命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青年，在中國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時代背景下，開始走上曆史舞台。

當時孫文對付北洋政府的做法手段，是比對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實踐，依樣畫葫蘆，說白了就是拉讚助搞武裝，走上層路線奪取政權。那些年他革命財政的主要來源，是日本的右翼財閥集團。 當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張國燾許德珩等四人，和孫中山麵對麵的一段對話，真實反映了國父和剛長成的一代新青年的隔膜分歧。張國燾回憶錄裏的這一段追憶，生動傳神。學生們批評孫中山，隻注重上層政治活動，攪外交，攪軍隊，攪土匪，對民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不重視。孫中山回答，說你們無非是寫文章，開大會，遊行請願，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示威，罷工罷課罷市幾天。他說我願意給你們五百枝槍，如果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接下來四個學生，和他激辯了幾個小時。 從張國燾的這段回憶裏可以看出來，孫中山作為手創民國的革命領袖，在五四青年中，沒有起碼的威望影響。

事實上這一代的知識青年，是在由陳獨秀胡適蔡元培主導的新文化運動的知識氛圍中成長起來的。說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文化啟蒙運動，沒有錯。但是，比對法國大革命前傳播自由民主博愛的社會理念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對一群一心想救國圖強的孩子，啟的是什麽蒙，可就是各說各話了。蔡元培做北大校長，主張思想自由，古今中外，西方十九世紀末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就都來了。 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陳信共產主義，胡信自由主義，蔡信無政府主義。孫中山蔣介石，對新文化運動，總體上持否定態度，這是後來蔣介石的話：

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老實說：當時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謂新文化……, 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黑體是我加的）

陳獨秀正麵總結，說新文化運動宣揚的，是德先生賽先生。但是德先生是什麽，他自己就沒弄明白。無產階級專政，是德先生的對頭。懂德先生講德先生的人，怎麽可能去信仰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他講的賽先生，也不是自然科學，而是五花八門的人文科學，這個也不應該弄混了。

五四運動，是青年學生自發救國情結的總爆發，和新文化運動，沒有因果關聯，更不是一回事。沒有新文化運動，也會有五四運動。中國近代史上兩次成規模的學生運動，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運動，相隔七十年，政府鎮壓，都在六月四號。1919年的北洋政府，六三六四兩天，抓了超過一千名學生，結果引發了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全體市民罷工罷市。當時的民國政府被嚇著了，總統徐世昌下令放人，答應學生們的要求。學生的要求，一是要政府罷免幾個負責向日本借錢的部級幹部，二是要求政府不能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開除幾個具體辦事的，冤枉他們是漢奸，沒什麽要緊；那個倒黴的巴黎和約，中國政府有美國人撐腰，原本就沒打算簽。學生愛國對頭，民國政府，包括幾位被冤枉的漢奸，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其實也是盡心盡力，在為國家辦事。雙方原本就沒有什麽根本的利害衝突。所以好說好商量，和平解決。

五四運動，之所以是中國近代曆史的轉折點，不是因為它撼動了北洋政府，而是因為第一，它重塑了孫文的革命方略。五四前的孫中山，一門心思到日本人那裏拉讚助。他給日本人開的條件，按五四學生的標準，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不過這些事情，學生們當時不知道。五四運動，全體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把他嚇醒了。孫中山是天才的政治家，學生運動激發出來的巨大的社會能量，也讓他明白了，跟北洋政府鬥，必須拿救國做旗號，爭取依靠新一代的青年學生。所以接下來，他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就變成了打倒帝國主義列強，聯俄聯共的救國主義。第二，五四運動後，北洋政府對北京大學的壓迫，將新文化運動的左翼思想領袖，陳獨秀李大釗，推進了現實政治之中。共產國際列寧找到了陳獨秀，中國就有了共產黨。

後麵幾十年，國民黨共產黨，就成了中國現實政治的主力。向日本學習的潮流，徹底消退。大家以俄為師，國共之爭，蛻變成了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中華大地，成了蔣介石毛澤東武力爭奪天下的舞台。五四以後的中國政治，也就完全沒有了現代文明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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