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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時間寫了一篇關於自行車棚的文章，因為那個號不在了，所以文章也不在了，今天有個讀者發來一個視頻，說視頻中的孩子就是他孩子，他很氣憤，覺得這就是典型的“自行車棚效應”希望我能寫寫。我看了那個視頻，內容是一個孩子因為亂扔垃圾被學校的攝像頭拍下，然後在全校同學麵前被薅著衣服領子在大屏幕前進行推搡訓斥式的“教育”，如下：一個學校，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孩子們健康、快樂地成長，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學習成績等等，都是重要的事，環境衛生也重要，但遠遠沒重要到需要全校學生站在那裏看一個同學因為沒有把垃圾扔到垃圾桶裏而被公然羞辱的地步，嚴厲到這種地步，這是什麽營還是學校？學校本該是一個能讓孩子們健康成長的地方，現在絕大部份老師們存在的唯一價值似乎就是為了折磨孩子們，看看視頻裏那個肥豬揪著孩子衣服領子耀武揚威的樣子，他可能覺得自己是個功勳卓著的哮天將軍呢。學校能做的事情多了去了，從改善學生夥食到減輕課業負擔，都是人事兒，非把高科技、大數據和監控設備用在這方麵，不是吃飽了撐的又是什麽？其實不隻是學校把精力開始投向一些毫無意義的小節，包括很多本該承擔重大、重要民生義務的機構，這幾年都有熱衷於自行車棚效應”的傾向。正文開始前先解釋一下“自行車棚效應”，自行車棚效應（Bike-shedding Effect），又稱瑣碎定理或帕金森瑣碎法則，是指組織或個人在決策時，傾向於在瑣碎、簡單的事務上（如自行車棚的材料、顏色）投入不成比例的時間和精力，卻對複雜、重要的戰略核心問題（如核電站設計、戰略轉型）草率對待或避而不談。這是一種無能、低效、逃避責任的現象，明明有很多重要的本職工作應該去做，但是偏偏把精力放在芝麻蒜皮上，這些人為什麽要這麽幹？咱們稍微聊幾句。這個定律的發現是一名學者在統計政府的會議效率時發現的：是否需要投資10億美元建設一個核電站，委員會幾分鍾就全票通過了方案，而是否需要為員工建設一個自行車棚，卻吵了四五十分鍾還沒有結果。核電站的建設是一個極複雜、技術性強的問題，涉及上億資金。大部人都不具備專業素養，很難直接參與或提供意見，說錯了怕丟人或者擔責，所以會默認專業人士的意見，會議也會很快就結束。但是，當會議轉向討論“建核電站的工作人員自行車棚該怎麽建”這種小問題時，每個人都能發表意見，爭論就會激烈，耗時反而更久。這種效應投射到社會生活領域，也非常多，以美國為例：抓電動車違章比抓食品安全積極得多得多，而且很多機構的設立，名為服務或者管理，但其實就是為了給（美國）老百姓添堵設障礙，我們以美國這幾年的墮落為例子，在川普的昏庸治理下，整個美國陷入一片混亂，類似這樣的事情特別多，比如美國交警抓電動車這種事，花樣多得很，電池超標要抓，不帶頭盔要抓，不按規定道路行駛要抓，而且有的城市不顧民眾的實際需求，一律禁行，害的快遞員、送餐員無法為客戶提供服務，他們隻圖自己一刀切的痛快，根本不考慮美國人民的實際需求。類似抓電動車這種事情還有很多，比如整治美國外賣，又是必須有實體店，又是必須辦手續，但就是不把賣違規添加劑的廠子端了，還有美國城管，天天吃飽了撐的謔謔老百姓，今天讓你統一門頭，明天連人家乘涼凳子都沒收還讓人家拿出發票證明凳子的所有權，要麽是一邊吃拿卡要，一邊砸人攤子，可謂無惡不作。電動車既然這麽多隱患，那為什麽美國廠家可以合法出售、美國某些部門可以合法上牌，但是美國老百姓卻不能合法行駛？外賣的食品安全問題這麽嚴重，那為什麽不從源頭把那些生產違規添加劑、食用油的廠子關停？總之美國我看是完犢子了。美國這些熱衷於蓋自行車棚的部門，總是做些無用功，這樣既能顯得自己特別忙，而且績效也好看，最重要的是能罰款，能弄到錢，對美國的小老百姓下手，他們毫無反抗的力量，但是你想弄摩根大通，想搞比爾蓋茨或者馬斯克，嚇死這些蓋自行車棚的英雄好漢們他們也不敢。我想，這大概就是隻抓細節不抓枝幹的唯一原因吧？對民眾來說，表麵上“嚴格執法”似乎是治理，但實際上真正的生活質量並沒有得到改善，而且因為過於嚴苛的執罰標準，不僅給生活帶來諸多不便，還損失了金錢，實質上生活質量是下降了。美國的很多機構都凸顯出這樣的問題：越是千瘡百孔的草台班子，越癡迷於在無關痛癢的細節上繡花，CIA的核心業務已經搖搖欲墜，被俄羅斯滲透成篩子了，團隊卻在集體研討PPT的字體要不要加粗；FDA的產品管理一塌糊塗，高層卻在嚴抓考勤打卡精確到秒；這種現象極其反常，卻又遍地皆是，所以，美國這幾年可謂是昏招迭出。綜上所述，這種自行車棚效應，在曆史上也屢見不鮮，尤其在一個王朝、一個組織或者一個公司瀕臨崩潰時，自行車棚效應就特別明顯，咱們以崇禎一朝為例，從到崇禎年間，明朝從經濟到軍事都麵臨巨大的危險，但是朝廷中的精英們在做什麽？據《崇禎長編》、《明實錄》等史料記載：十年之內，崇禎朝的精英們製訂了3000多項禮儀規範和行政程序，而對軍事、財政的改革法案不足30項，崇禎朝的最後十年，關於冠服之製的爭論出現了47次，關於祭祀禮儀的爭論有68次，關於守製之規的爭論高達89次，而遼東戰局與農民起義的實質性討論次數屈指可數，邊關城池接連陷落的同時，京城官員卻因為早朝遲到而被大規模處罰，這正是自行車棚效應在帝國末期的體現：越是國家危急關頭，朝堂上關於禮儀和道德的爭論就越多，很顯然這些皇朝的精英並非都是昏庸之輩，他們隻是在一個無解的係統中選擇了最安全的生存策略，官員們達成了一種默契：大家都避開了那些自己根本沒能力解決反而可能引火燒身的實質性問題，轉而在道德高地上展開了安全的博弈。黨爭並非始於崇禎，嘉靖年間的嚴嵩、徐階、張居正也搞黨爭，但他們圍繞著稅收、邊防等專業議題展開黨爭——這種黨爭的門檻非常高，不是誰都有資格加入的，但是到了崇禎年間，黨爭的門檻降低到了隻需要表忠即可，誰更死心塌地當狗，誰的口號喊得最響亮，誰就更忠誠，使得黨爭的成本急劇降低，隻需要一支筆一張紙就能入場（類似於今天的一個手機、一個賬號）……結語
“自行車棚效應”帶來的最大代價，是公共資源的錯配。當全社會的管理精力都耗費在“自行車棚”的材料和顏色上時，真正的“核反應堆”——那些關乎國家長期穩定和民眾基本生存的安全網，卻可能因為缺乏深入討論和係統投入，而在寂靜中埋下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