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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篇小序】
蘇州昆劇院新排《靈烏賦》，被禁演。原因是劇中人範仲淹有言“寧鳴而生，不默而死”。此句出自範仲淹名作《靈烏賦》。那麽，《靈烏賦》是怎樣一篇文章呢？筆者在拙著《範仲淹傳》中設有專節《兩篇“靈烏賦》，特節選示眾，以饗讀者。
多虧範仲淹沉穩厚重，涵養極深，知道朋友也是為自己好，隻能以賦應賦，一來不失交友之道，二來嘛，也是更為重要的，則要借賦言誌，向滿天下重申自己的崇高理念和偉大抱負，以及不改初衷、永不言敗的堅忍不拔。唯其如此，才會有範仲淹所作的境界高廣、博大雄奇的《靈烏賦》。他在賦前有小記曰：“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靈烏靈烏，爾之為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為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彼啞啞兮如訴，請臆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告之者則稔禍於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為凶之防。亦由桑妖於庭，懼而修德，俾王之興；雉怪於鼎，懼而修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遜，人言曷病。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將疇依？寧驥子之困於馳騖兮，駑駘泰於芻養。寧鵷鵮之饑於雲霄兮，鴟鳶飫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雲兮，予欲無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誌兮，養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筆者用白話掠其大意如下：劈頭就是梅堯臣及其不解胸懷者問：“你呀你呀怎麽回事？長著翅膀不知道遠走高飛，偏給主家報喜不報憂，不是自找倒黴嗎？等人家滅了你，後悔可就來不及了。”範仲淹及其誌於道者答：“生命不易，那是天地化育，雨露滋養，叫作生命誠可貴！再說父母恩情大，君王待我們亦不薄，能有作為時，就得記著感恩，記著報答。尤其是作為人臣，為了國事與百姓福祉，就得直言敢諫，在危機成形、災難爆發之前，提早報知才是正道。當然啦，做個先知先覺者極難，理解的說你做得很對，不理解的說你不識時務，專來攪人好事。結果往往是，你說了真話惹來橫禍害自己；可不說的結局更慘，天下老百姓遭罪受難。權衡之下，還是以“奉君忘身，殉國忘家，臨難死節”為準繩吧！為人在世一場，都能讓人說你好嗎？高貴如鳳凰、麒麟，不也遭人詬病和傷害嗎？能因此而不彰顯自己的價值嗎？麟傷再長，浴火重生，活著就得站直了說話，絕不為偷生苟活而保持沉默！當然，可以學學官倉鼠，養尊處優，不幹好事，吃得胖乎乎的倒是活得不賴，可官倉裏再也收不到民糧時，碩鼠怎麽辦？還可以學學荒城之狐，躲在自家一方小天地裏作威作福，稱王稱霸，可一旦神火神雷天譴此城，且問狡狐再往哪裏跑？說來說去，還是堅信孔孟之道，養吾浩然之氣，以天下為己任吧！我們忠君體國，仁義為本，追求大道古風，完全出自本性使然與修養所得，你們理解是這樣，不理解也是這樣，想說什麽說去吧！品一品吧，就內容、內涵、價值取向、道德高度、文品個性和氣派氣勢論，範仲淹這一“勉（筆者按：此一‘勉’字太有深意了）而和之”的《靈烏賦》，能與梅堯臣的《靈烏賦》“同歸而殊塗”嗎？完全是殊途殊歸，兩種境界不同人生觀、價值觀。一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振聾發聵，除柔怯懦，震古爍今，這是一支怎樣的生命壯歌！前麵提到胡適先生，他是同時具有中西方文化優勢的現代士君子代表人物之一，1955年4月，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發表在台北《自由中國》第12卷第7期。這裏以全譬推出，可成永誌。幾年前，有人問我，美國開國前期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給我自由，否則給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國有沒有相似的話，我說，我記得是有的，但一時記不清楚是誰說的了。我記得是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裏見過有這樣一句話，但這幾年我總沒有機會去翻查《困學紀聞》。今天偶然買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學紀聞》，昨天撿得卷十七有這一條：範文正《靈鳥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在叫做言論自由。範仲淹生在西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靈鳥賦》答梅聖俞的《靈鳥賦》，大概是在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他同歐陽修、餘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七百四十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梅聖俞名堯臣，生在西曆-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集中有《靈鳥賦》，原是寄給範仲淹的，大意是勸他的朋友們不要多說話。賦中有這句子:這篇賦的見解、文辭都不高明。(聖俞後來不知因何事很怨恨範文正，又有《靈鳥賦》，說他“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德，又反我怒。……遠已不稱，昵已則譽。”集中又有《諭烏詩》，謂“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鹹用所附已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醜詆的話，好像也是罵範仲淹的。這似是聖俞傳記裏一件疑案，前人似沒有注意到。)範仲淹作《靈鳥賦》，有自序說：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因為這篇賦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所以我多摘鈔幾句：（筆者按：胡先生幾乎引用了範仲淹《靈鳥賦》之全文，前麵已有，故在此略去。）賦中“憂於未形，恐於未熾”兩句，範公在十年後（一〇四六），在他最後被貶謫之後一年，作《嶽陽樓記》，充分發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嗟夫，予當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優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微斯人，吾誰與歸。當前此三年（一〇四三）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忌”。範仲掩有《答手詔條陳十事》，引論裏說：我國家革三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製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這是他對所謂"慶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一事，他說：……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進諸科士，皆合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盈，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宴然不救，並俟其亂哉。……這是在中原淪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範仲淹所說的“憂於未形，恐於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從中國向來知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嗚而死，不默而生。”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中國式的“不自由，毋寧死”，領先西賢740年，這是範仲淹對世界文化所作的傑出貢獻，也就是中國士君子文化對世界文化所作的傑出貢獻。而今千年過去，“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依然具有無窮的生命張力與現實意義，尤其在中國，君不見，“結爾舌兮鈐爾喙”的犬儒懦夫還有多少啊！胡適先生提到範、梅後事，有《諭鳥詩》、《靈鳥後賦》之類，二人關係由疏遠而演變至反目，結局很僵。雖為他們的“私事”，但極有探討價值。據查：範仲淹在饒州時，還邀請梅堯臣同遊過廬山。酒席上，梅堯臣即興作《河豚》詩，有“春州生狻芽，春岸飛揚花，河豚當此時，美不數魚蝦”之句，足見那時二人的關係尚可。何時惡化的呢，以至於梅堯臣作惡詩相向？難道就因為後來範仲淹再度出山，身為邊帥卻無視梅堯臣積極從軍的意願？或者重掌大權後未曾關照懷才不遇的梅堯臣？這確如胡適先生所說，算“一件疑案”。筆者向無釋疑才具，況千年史案乎？筆者以為，梅堯臣雖有性格上的缺陷，仍不失為一位大詩家，作詩整整30年，留下一部60卷《宛陵先生文集》，約2900首詩歌、散文和賦，還不包括集外墨寶。筆者想特別強調的是：不論你是一位多麽偉大的作家、詩人、畫家或者什麽家，首先你得是一條文化好漢，一條用士君子文化武裝起來的剛強鐵漢；否則，這“偉大”二字必定成色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