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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才能從"屈辱史觀"的敘事中走出？
01
幾十年來，在寫到近代史時，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往往總是從"屈辱史觀"的視角來打量每一次中外碰撞的曆史事件。在這種敘事框架下，似乎從1840年開始，中華民族就從此走上了一條充滿血淚的近代化之路。
這種曆史敘事將近代中國塑造成一個永恒的受害者形象：我們的領土被侵占，主權被侵犯，尊嚴被踐踏。這樣的敘事方式固然令人動容，卻也讓我們失去了構建更為清醒、平衡和理性的曆史認知。
"屈辱史觀"本質上是一種情緒化的曆史觀。在我國的近代史教材中，這種敘事方式幾乎貫穿始終：每一次戰爭都被描述為外來侵略者的野蠻與中華民族的抗爭，每一次談判都被解讀為列強的壓迫與中國的被迫就範，每一個條約都被概括為領土的割讓與主權的喪失。
這種敘事將近代史簡單地歸結為"落後就要挨打"的單一邏輯，將中國置於一個永遠的被動地位，仿佛近代化的每一步都充滿了屈辱。
這種史觀之所以能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既與近代中國確實經曆的創傷有關，更與其濃烈的意識形態要求密不可分。它能輕易激發民族情感，卻可能將我們趕入一條曆史的單行道。在這種敘事下，曆史不再是一麵鏡子，而成了一副令人蹙眉的沉重枷鎖。
02
我們可以以鴉片戰爭為例，來看這種曆史敘事的表現。
教材中的篇幅安排就很能說明問題：對林則徐虎門銷煙的細節描寫十分詳細，而對當時中英貿易體係的分析卻輕描淡寫；對英軍炮轟虎門的場麵描寫繪聲繪色，而對清朝封閉落後的海外貿易製度卻少有深入剖析；對不平等條約的內容反複強調，卻對這些條約如何推動中國融入近代國際貿易體係缺乏客觀評述。
這種敘事邏輯在後續曆史事件中一以貫之。教科書說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完全沒有提及清政府違背國際關係準則、扣押英法使團的重大外交失誤，而是將筆墨集中在圓明園被劫掠的慘狀上。說到甲午戰爭，對日本軍事侵略的殘酷、《馬關條約》的割地賠款描寫詳盡，對這場戰爭折射出的根本問題——日本如何能迅速崛起、中國為何在"中體西用"裏淺嚐輒止卻輕描淡寫。到了庚子國變，教材對義和團狂熱排外、清軍攻打使館區的極端行為幾乎隻字未提，卻濃墨重彩地描寫列強在華的暴行。
這種敘事方式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凡是涉及與外國的衝突，必定要突出對方的侵略性和中國的受害者地位，而對自身的失誤和製度性缺陷則不去反省。這不僅缺乏正視曆史的勇氣，更讓我們錯失了從曆史中汲取深刻教訓的機會。
03
如果我們跳出屈辱史觀的框架，重新審視近代史，就會發現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仍然以鴉片戰爭為例，一個完整的曆史敘事，應該包含以下幾個維度：
當前的教材忽視了一個重要背景：19世紀的世界正經曆著空前的變革。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故事，而是兩種世界秩序的碰撞。一邊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建立在自由貿易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另一邊則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基於朝貢體係的傳統農業文明。這種宏大的曆史圖景在現有教材中完全被淹沒了。
當描述中英矛盾時，現有教材往往將筆墨集中在鴉片貿易上。然而，一個更完整的曆史敘事應該告訴我們：早在鴉片貿易之前，英國就多次嚐試與清政府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馬嘎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的失敗，不僅僅是外交禮儀的衝突，更反映了兩種貿易理念的根本對立。但在現有教材中，這些關鍵的曆史細節都被過度簡化了。
在敘述虎門銷煙時，教材習慣於歌頌林則徐的民族氣節，卻很少討論這種處置方式是否符合當時已經形成的國際貿易慣例。事實上，如果教材能夠客觀敘述當時的國際貿易規則，學生就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麽這種處置方式會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這不是為了替侵略者開脫，而是為了讓曆史敘事更加完整。
對於南京條約的敘述更是典型。現有教材將其簡單概括為"不平等條約"，重點強調割地、賠款、領事裁判權等條款。但一個更全麵的敘事視角應該看到：這份條約實際上確立了一係列近代國際貿易規則。協定關稅製度取代了專斷的稅收體係，最惠國待遇原則為中國打開了與其他國家平等貿易的大門，五口通商的開放更是打破了閉關鎖國的堅冰。這些在當時看來是"不平等"的條款，某種程度上卻推動了中國的對外開放進程。
曆史教材還應該告訴我們，這場戰爭在思想文化層麵產生的影響及當時知識分子的認知不足。雖然教材提到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思想的積極一麵，但對這一時期知識界對西方政教文化的抗拒一麵幾無著墨，一段足以啟發新知的過程被簡化為"睜眼看世界"的激昂口號，使得學生無法從正反兩個方麵去反思近代思想史。
這場戰爭的意義，遠不止於軍事失敗和領土割讓。如果曆史教材能夠采取這種多維度的敘事方式，學生就能更好地理解：鴉片戰爭既是一場軍事衝突，更是一次文明的碰撞。它既暴露了中國傳統體製的弊端，也為中國的近代化轉型提供了契機。
04
在中日兩國的曆史教科書中，對19世紀中葉外部世界的衝擊有著截然不同的敘事方式。這種差異極其耐人尋味。當中國的教材仍在反複強調"國恥"時，日本的曆史教育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日本教科書對1853年佩裏"黑船"叩關的敘述，處處體現著一種理性和開放的曆史觀。在描述這一事件時，教材並不刻意突出美國的軍事威懾，而是著重描寫日本人第一次直觀感受西方文明的震撼：當地民眾圍觀黑船上的蒸汽機器，驚歎於西方的科技進步；幕府官員仔細記錄美國使團的外交禮儀，思考現代國際關係的規則。
這種敘事方式本身就傳遞著一個重要信息：與其怨恨外部世界的入侵，不如把它當作了解世界的契機。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教材對《神奈川條約》的描述。這份在性質上同樣屬於"不平等條約"的文件，在日本的曆史敘事中被賦予了積極的曆史意義。教材不回避條約中的強製性條款，但更多筆墨是用來講述這份條約如何推動了日本的開國進程，如何促使日本開始思考本國與世界的關係。這種敘事角度與中國教材對《南京條約》的描述形成鮮明對比。
在橫須賀，至今仍矗立著佩裏的銅像。這個曆史符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曆史敘事。它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一個民族可以超越曆史的恩怨，用更開放的心態看待曾經的"國恥"。日本的教科書在描述這座銅像時，往往會引導學生思考：為什麽我們要為一個"入侵者"豎立銅像？這種提問背後體現了一種反思性的曆史觀。
日本教材對明治維新的敘述同樣發人深省。在描述這場波瀾壯闊的變革時，教材並不掩飾其中的慌亂與反複，但更強調日本如何在壓力下實現了主動轉型。特別是在描述岩倉使節團時，教材往往用大量篇幅記錄這些使節在歐美各國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如何將這些經驗轉化為推動國家變革的動力。這種敘事方式怎能不給初升少年傳遞一種積極的曆史態度？
這種敘事選擇絕非偶然，它反映了一個民族如何在保持曆史真實性的前提下，選擇一種更有建設性的方式來講述自己的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敘事並沒有削弱日本人的民族認同，反而培養了一種更為理性和自信的民族心態。
05
屈辱史觀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曆史教材的編寫上，更深遠地影響著整個社會對曆史的解讀方式。當代中國的曆史普及讀物、紀錄片、影視作品，很大程度上都在延續這種敘事傳統。這種根深蒂固的敘事方式，實際上正在塑造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和心理特征。
在主流媒體的曆史敘事中，"百年國恥"始終是一個揮之不去的主題。甚至在新興的自媒體寫作中，也充滿了對屈辱曆史的各種演繹描寫，這些隨處可見的敘事方式都在強化一種受害者意識。
這種敘事傳統造就了特殊的曆史心理：一方麵對外部世界充滿警惕和戒備，另一方麵又在不斷通過曆史尋求民族自尊的支撐點。
毋庸諱言，這種敘事方式正在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曆史認知。這種簡單化的認知，既不利於理性思考，也容易導致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曆史成了一麵被情緒染色的鏡子，我們在其中看到的，往往隻是自己想看到的那部分。
走出屈辱史觀，首先需要改變的是曆史教材的敘事方式。我們需要一種更加開放和多元的曆史敘事：在講述列強入侵時，也要關照國際視野；在描述戰爭敗相時，也要反思製度原因；在記錄曆史創傷時，也要看到文明互鑒的一麵。這不是要淡化曆史的傷痛，而是要以更理性的態度看待曆史。
當今世界正經曆再一次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敘述曆史，就顯得尤為重要。
曆史從來不僅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麵向未來的鏡子。改變曆史敘事的方式，實際上就是在改變一個民族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隻有從屈辱史觀的禁錮中走出來，我們才能以更從容的姿態擁抱這個世界，也才能真正讓曆史發揮“使人明智”的功用，而不是隻給人套上一把情緒的枷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