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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言論自由,老馬有一個出色的論述,看過他那篇有關言論自由的經典文章,就知道老馬也是憤青過的。言論自由問題當然不是憤青的專利發明,大概地上爬的螞蟻也有言論自由的問題,當個體麵對群體,這個問題就被問題了。
如果言論都如同男猿人的某種白色遺留物隻在牆上找歸宿,那麽言論自由就不會成為一個大的問題。但男猿人除了磨牆,還要有意無意地讓這遺留物成為種子甚至結果,為了防止一個小概率事件成為一場災難,避孕就成為必要。同樣地,對言論自由的限製,本質上與避孕相關。同構相關的還有社會結構與性結構,社會意識就是性意識的同構映射。個體是多,政府是一,如歡場遊戲,言論自由的限製就如同這樣的警示:預防愛滋病,請戴避孕套。
由此可見,避孕套的兩大功能,避孕和避病,與言論自由的限製是同構相關的。隻要在適當的時間進行適當的活動,避孕套絕對是一個多餘的東西。但連理性都是非理性的,非適當時間進行非適當活動又更能保持腺體活力,因此避孕套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東西,如同言論自由的限製。
言論自由非絕對,這才是可現實的現實。由於言論自由的相對性,才有談論言論自由的必要。這樣,言論自由才不至於成為一個上帝式的絕對概念,才真正成為一個可操作的具體問題。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對自己的把握更有信心,用到避孕套的機會將越來越少。試想,如果愛滋病都像感冒一樣吃點藥就好了,避孕套的需求將大幅減少。同構地,隻有當政府的自信心大幅提高時,言論自由的限製才會大幅減少。
言論自由,衡量政府自信程度的最重要指標,這比GDP更有意義!